20世纪5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在欧美各国出现，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扩散到全球各大文化圈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涉及哲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赋予其全新的当代形态，使得它与文艺传统的联系几乎仅存一种批判的关系。
由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能指，囊括了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思想理论与各类思想家，同时又似乎在排斥着这一切，因而对它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无论后现代主义的面相如何复杂斑驳，它的总体特征还是为人们所承认的，即它具有本能式的反叛与怀疑精神，反同一性与整体性，反主体性，全面消解传统价值，姿态激进到近乎虚无主义。
最早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与弗雷德里科·德·奥尼斯，他们用这个词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某种反叛现象，但影响不大。在1951年和1952年，美国诗人奥尔森也开始使用“后现代”这一词语。1954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八卷中将普法战争之后的时期称为“后现代时代”，这里的“后现代”只是用来表示历史分期，尚不具有文化内涵，更不属于美学、文艺学范畴。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和文学批评家欧文·豪也都使用“后现代”一词，但是他们都是在负面意义上来使用的，借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现代理想的一种怀旧与乡愁。进入60年代，在对冷战时期美国青年一代人的新感知力的政治赞美中，另一位美国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较准确地描绘了后来人们称之为后现代文学的诸多品质：如对文学体裁的混用，充满否定精神的反讽和严肃，对高雅与低俗之分的消弭，大胆自由的戏仿等。但在上述情形中，人们对“后现代”的使用也还是比较模糊或随意的，尚乏理论内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的观念才真正传播开来并形成系统理论。1972年，杂志《疆界2》在美国出版，其副标题直接是“后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杂志创办者威廉·斯潘诺斯有感于美国霸权在越战中的崩溃，要让文学回到现实世界中，要证明“后现代主义是对新批评的美学形式主义和保守政治观的抛弃、抨击和颠覆”。至此，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内涵才渐趋明晰。1979年，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巴黎出版了《后现代状况》，提出后现代的本质在于对赋予知识合法性的各种宏大叙事进行消解，并将“后现代”作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存在与普遍状态来研究。利奥塔的这类见解与相关研究，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成立。
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域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广义上可以包括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流派。狭义上亦涉及众多领域，如后现代科学、后现代道德、后现代宗教等。就后现代理论家来看，亦人数众多。除了哈桑和利奥塔以外，重要代表人物还有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大卫·雷·格里芬等人。被称作“后现代主义大祭司”的鲍德里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符号交换”和“拟像”等重要概念，将后现代社会定性为“消费社会”；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并分析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以及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之类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等相关问题；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格里芬则提出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
无论就社会文化现实还是理论反应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盛是无疑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向披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即对后现代思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80年哈贝马斯在德国法兰克福市接受阿多诺奖时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的演讲，该演讲无论是在现代性还是后现代的理论话语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尤其对后者来说，它还成为了“一篇标准的参考文献”因为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本质就是对包括启蒙话语在内的各种现代的宏大叙事进行消解。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的论争不但是两人的理论之争，更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大话语阵营之争的缩影。
如果仅就后现代主义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影响来看，特别值得重视的有利奥塔、哈桑与苏珊·桑塔格等人的见解。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美学的后现代解读以及对先锋艺术的研究，哈桑对后现代文艺特征的分析，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与“新感受力”等文艺命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