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解构主义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1930年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裔家庭，1949年回到法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后来又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德里达成为杂志《太凯尔》的核心人物。1960年，德里达任教于巴黎大学，1965年开始在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哲学，曾经担任哲学系系主任。20世纪70年代起，德里达定期赴美讲学，成为美国数所大学的访问教授。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在20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
德里达的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胡塞尔现象学的符号问题概论》、《文本与差异》、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白色神话学：哲学文本中的隐喻》、《绘画的真理》、《继续生存》、《明信片》、《多义的记忆》、《人的目的》、《马克思的幽灵》等。德里达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被介绍到我国，德里达本人也曾来我国进行过学术访问与交流，他的以“解构”为主旨的思想观点，在我国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文学艺术，德里达的相关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思潮的经典之作，也被视为德里达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德里达明确指出，“文字学”（grammtologie）应该被看作解构主义思潮作为一门正式科学的恰当名称，其终极目标在于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亦即意义中心主义。
德里达是以对自古希腊以降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切入点的。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就表现为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共同享有一个拉丁词源“logos”。“logos”兼有“ratio”、“oratio”两层含义，“ratio”意指人类主体的内在思考，“oratio”则指人类主体内在思考的外在表达，也就是说，“logos”同时具有“思考”和“言说”的双重含义。虽然“logos”被译为“理性”，但它的最初含义就是“语言”，“思考”和“言说”共同构成了“logos”。这样，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德里达认为，自古希腊以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的最大危害就在于一味强调作为“言语”的语音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片面认定绝对存在的意义不在文字能够把捉的范围之内，而在文字自身的界限之外，文字并没有自我存在的重大价值，不过是作为表达“言语”意义的一种普适工具。这样，作为直接表述人的思想的“活的声音”的言语必然成为真正把捉绝对存在的“本原”，而作为言语派生物的文字则只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简言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别名就是语音中心主义。
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文字的专制统治由来已久。在《论文字学》题为“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的第一章开篇之初，德里达就明确引用尼采的一句格言作为题记：“苏格拉底，述而不作”。
德里达的看法是：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亦即逻各斯中心主义）是错误的，语音与文字难以分离，语音与文字相同，亦呈现出所指的含混性、互文性，亦难以表达某种明确的中心意义。德里达正是据此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特征，认为由于文学语言根源于隐喻修辞手段，故而诗人的写作只能是“以不确切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如此生成的文学文本，其所指当然也只能游移不定、难以捉摸，令读者无法捕捉到意义中心。
德里达力图消解、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重新构建后现代语境中的语言秩序，而是“试图提出一些批判性解读的问题”，对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予以彻底清算。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任何中心、权威、本质的可能存在，以差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所重视的总体性、同一性与完满性。因为在德里达看来，传统语言观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形而上学最后的亦是最隐秘的堡垒。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彻底解构，对文字学、哲学及其他理论科学而言，未免片面与极端，但对于文学而言，无疑是更具真理性的。其相关见解与我国古代诗学早就强调的“诗无达诂”、“言有尽而意无穷”之类主张是具有相通性的。从文学作品的实际来看，亦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文学只有超越自身，只有通过一种语言的形象才能生存。”
二、打破哲学与文学的对立
根据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符合论”的真理观，凡是能与客观存在的实体相吻合的观念便可以被视为真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一直被看作一门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学科，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客观世界整体存在的价值判断或描述关系。由于哲学语言准确、冷静、理智地显现了人类世界整体存在的绝对本质，所以，哲学向来被视为是把捉终极真理、切近超验本体的唯一途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哲学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尊贵地位，人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理性的动物。相反，由于文学更擅长天马行空、想象创造，难以洞见人类安身立命的存在意义，故而被认为与真理之间存在着阻隔。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已断言，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与“理念”隔了三层，只能“分有”、“模仿”永恒绝对的理念，而自身永远不能真正洞见理念。而且，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有着亵渎城邦的神灵、诱惑无知青年步入歧途、有伤社会风化的罪责，所以，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也要被驱逐出理想国，要由拥有理性智慧的哲学家统治城邦。
德里达从自己的解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同样是荒谬的，他在1971年发表的《白色神话》一文中，对其进行了质疑与否定。在德里达看来，哲学与文学并无本质区别，都呈现为一种与隐喻相关的符号系统，都是植根于隐喻手段的。如果把哲学文本中的隐喻结构消除，哲学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哲学与文学的区别只是在于：文学始终承认自身植根于、源起于隐喻之中，而哲学则否认自身依赖隐喻手段，总是宣称彻底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从而是在一个更加本真的维度与世界进行交流沟通。哲学总在不遗余力地倾向于构建一套自足自明的概念体系，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创造的自足概念就可以直接洞见绝对真理，最终把捉超验世界的本体存在。德里达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是用一种“白色神话”的自我欺骗方式掩盖了哲学存在的本真面目。
德里达所说的“白色神话”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指构成哲学自身存在基础的隐喻结构，好像是用白色墨水书写的文字，虽然眼睛无法看到，但作为一种潜在文本，只要置于特殊的境况之中就可明显看出。其二，指欧洲白种人的传统形而上学。德里达指出：“形而上学，这白色神话反映并且重组了西方的文化：白种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语系的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即他自己的方言的‘范式’，当成了他必须依然希望称作‘理性’的普遍形式。”这里，德里达是将“形而上学”、“白色神话”、“逻各斯”以及“理性”当作相同意义的概念使用的，认为正是作为“白色神话”的“逻各斯”或“理性”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真正底色与价值原则，最终只能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味强调总体、整体、同一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及生存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解构主义，正是要彻底清算、颠覆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真正实现多元共生的繁荣局面。
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与哲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形象的、感性的，后者是抽象的、理性的。德里达从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解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立场出发，从隐喻修辞的角度强调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同一性。虽然不无道理，但他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区别则是不切实际的。更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在打破哲学与文学二元对立的同时，不仅解构了哲学，也解构了文学。
三、阅读策略与写作思想
德里达明确宣称：他的文字学一旦建立，即从根本上意味着逻各斯中心论的瓦解。自此之后，所需要做的就是竭力凸显文字、张扬“文本”。与此相应，也就形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与写作思想。
在阅读策略方面，德里达认为，由于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既无须致力于还原作者的原意，也不必追溯文本存在的缘由，同时也不必关心阅读之后的所思所想，应该关注的只是文本自身的内部矛盾，隐而不显的零乱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封闭自足的“作品”，也就转化成为变动不居的文本（text）；文本也已不再是一个拥有确定意义与在场真理的自足系统，呈现出的只是含混、重复、转义、情感碎片、意义痕迹之类的文本性。与之相关，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也都只能是一次不无主观误读性的个体体验。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必须接受的自然阅读状态，应予以坦然承认。
在写作方面，德里达认为，由于文字符号本身的含糊、多义与晦涩，文本只能呈现为一种歧义的蔓延，因而即使同一写作者面对同一写作母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亦可能写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文本。由于作品的终极意义难以确定，写作也就不可能实现传统理论所说的某种意义的表达，而只能是一个制造踪迹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德里达的这类见解，与法国另一位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所宣称的“作者已死”是相通的。
德里达创造了不少新名词来表达他的思考，如“印迹”、“分延”、“播撒”等等。“印迹”（trace），或译为“痕迹”或“踪迹”，指的是文本中的文字符号并不具有稳定的在场意义，而只是符号的符号，是指向另一个词的踪迹。德里达认为，文字符号不是孤立的，都必会有着其他符号的痕迹，并指向其他符号。“分延”（la différance），又被译作“异延”或“延异”，指的是由于文字符号难以表现在场意义，而只能呈现为踪迹性，故而其意义也就只能在时间过程中一环环地向后无限延宕。用德里达自己的解释，是指“在场/不在场这一对立基础上不可想象的结构和运动”，“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播撒”（dissémination），或译为“播散”，指的是文字符号所呈现的不确定的、多样的状态。据德里达本人解释，这种状态与一般所说的一词多义不同，一词多义之意义尚可予以集中整体化，而“播撒”的意义则总是片段的、零乱的、散开的。德里达正是借助这类专创术语，更为彻底地割裂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彻底地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对一味追求整体、总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与消解，对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思维方式的推崇，是极具思想进步意义的。他所揭示的文本符号的踪迹性，阅读过程的个体性，写作活动的非意义性等，也是发人深省的。但其极端化又必然性地使其走入绝境，最终只能被他所竭力推崇的“解构”策略所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