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又译为雅柯布森），俄国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191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他创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投入到形式主义运动当中。1921年迁居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1941年移民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主要从事音位理论和理论语言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俄国现代诗歌》、《论捷克诗歌》、《言语分析初探》（合著）、《语言的基本原则》（合著）等。罗兰·巴特曾评价雅柯布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运用自身广博的语言学修养，建立起一种语言学诗学批评方法。
一、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
雅柯布逊强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具体特性，文学也同样应该有“文学性”。他明确提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应是“文学性”。雅柯布逊所说的“文学性”，指的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具体表现在文学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及特定的语言组合等方面。在雅柯布逊看来，这样一种“文学性”，自然不能从社会生活、作品内容等方面去寻找，只能从构成文学作品的独特形式着眼。只有由形式着眼，才能准确地把握“文学性”，才能使文学研究达到科学的境地。在雅柯布逊看来，以往文学研究的失误正在于，文学史家们仿佛忘记了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他们的研究往往无所不用，常常将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等，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这显然已远离了文学科学，不可能真正把握到“文学性”。
雅柯布逊进而指出，文学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学作品中，它是一种同类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因此，不能从单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而应从文学的整体着眼，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与手段。雅柯布逊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开启激发了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原因即在于：着眼于整体观，自觉将语言学引入诗学研究，力图以语言学的科学性来支撑、论证诗学研究的本体论追求。
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语言交流包括三种功能：认知（指称）功能、呼吁功能、情感功能。雅柯布逊在《语言学与诗学》中则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六要素、六功能说。他认为任何言语交际都包含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代码六个要素，与之相应，言语体现为六种功能，即侧重于语境的指称功能、侧重于说话者的情感功能、侧重于受话者的呼吁功能、侧重于接触的交际功能、侧重于代码的元语言功能、侧重于信息本身的诗性功能。在此基础上，雅柯布逊指明：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纯以话语为目的，为话语本身而集中注意力于话语——这就是语言的诗歌功能”。也就是说，在雅柯布逊看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书影在其话语中，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功能则降到最低限度。正因如此，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形式不同，是内指性的，不以传达信息为目的，而在于话语自身的构成，在于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
由雅柯布逊的语言功能理论可知，在雅柯布逊看来，在人类的语言活动中，所有话语其实都是具有诗性功能的，只不过在文学活动中，诗性功能异常凸显而已，文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强化了其话语中的诗性功能。雅柯布逊所阐明的这样一种语言诗学观，无疑更具科学性与辩证性。文学，说到底，毕竟是人类的话语形式之一，但又是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据此，可使我们更为科学地认识文学性。
在论述语言的诗性功能时，雅柯布逊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你为什么总说琼和玛杰里，而不说玛杰里和琼？这对双胞胎姐妹，你是不是更喜欢琼？”“没有的事，只不过这么说更顺耳而已。”当两个专名并列时，说话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先说较短的那个，这与话语的信息本身无关，并没有所谓隐秘或者复杂的缘由，完全是由于这句话自身的结构（前短后长）形成的，是因这样说起来更为顺畅自然。雅柯布逊是要以此为例说明：正是语音、文字组合之类形式因素，体现了的语言的诗性功能，并据此使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语言。雅柯布逊的分析论述可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南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关于木兰从军准备的叙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种“东、西、南、北”的敷陈及方位序列，其价值也显然不是重在信息传达，而是在于强化了语言的诗性功能。
二、诗性功能：隐喻和换喻
在探索文学语言的特征时，雅柯布逊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对隐喻和换喻（转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两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与历时性模式，并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揭示了隐喻和换喻对于不同文体、不同创作手法的意义。
雅柯布逊提出：话语段（discourse）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即一个主题或者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前者可以用“隐喻过程”来称谓，后者可以用“换喻过程”来说明。雅柯布逊举了一个心理学测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将一个名词展示给儿童，然后要求他们说出头脑里最初的言语反映，发现所有的回答不是对刺激物的替换，便是对它的补足。如“棚屋”（hut）这个词，反应之一是“烧毁了”（burnt out）；反应之二则为“是一个简陋的小屋”（is a poor little house）。第一个反应制造出一个纯叙述式的顺序性语境（context），是对主语的补足；第二个反应产生位置上的毗连性和语义上的相似性，是对主语的替代。“替代”体现了语言的选择能力（纵聚合），而“补足”则体现了语言的组合能力（横组合）。选择具有共时性向度，组合具有历时性向度。在聚合轴上，许多意义相近甚至相反的词语垂直聚合在一起，构成对等关系，供人们在进行语言表达时选择。如与“棚屋”（hut）在聚合轴体现替换性功能的还有：同义词“窝棚”（cabin）和“茅屋”（hovel），反义词“宫殿”（palace）以及隐喻“山洞”（den）和“地穴”（burrow）等等。雅柯布逊在此提出个人语言风格的语言学分析方法。
雅柯布逊在阐述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后，进而指向语言学诗学分析，认为“诗歌功能就是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元语言的“等式”意指解释性的、定义型的表达，如“牝马就是母马”；而诗歌“等式”则是其中基本的语言学诗学前提。
雅柯布逊将隐喻与换喻视为语言艺术中二元对立的两种基本手法，并应用这一观念来研究阐释不同创作风格、不同文体、甚至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发展现象。如隐喻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中占优势地位，换喻手法则支配了并且实际上决定了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在俄国抒情诗里，占优势地位的是隐喻结构，而在英雄史诗中则是以换喻手法为主。在绘画史上，立体主义具有明显可见的换喻倾向——它把物体改变成为一系列提喻；而超现实主义绘画则依据一种明确的隐喻态势做出了反应。电影艺术自从D。W。格里菲斯的影片以来，由于具有变换角度、景深和调节镜头的高度发展的技术能力支撑，便采用了诸如提喻式的特写镜头和换喻式的剪辑等前所未有的手法，并从此与电影中的舞台传统分道扬镳；而卓别林的电影通过“淡入淡出”这样一种全新的隐喻式的剪辑手法突破了格里菲斯以来的电影手法传统。雅柯布逊同时指出，在研究工作中，隐喻与换喻作为实际存在的两极结构往往人为地被残缺不全的单极模式所取代，而尤其体现为只注重隐喻而忽视换喻的这样一种毗连性障碍“失语症”。
雅柯布逊的隐喻与换喻理论指明的不仅是诗歌创作的修辞特征，亦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即突破日常语言文化心理积淀，打破日常思维习惯，借隐喻与换喻创造出新的感受维度与意义空间。与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理论相比，雅柯布逊的见解无疑更为切合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