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著名作家、理论家，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市，父亲有着爵士头衔并且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爱尔兰科学院主席，母亲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兼作家。王尔德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对文学、艺术、考古、科学深感兴趣。王尔德1871年，17岁的王尔德以优异成绩考入都柏林大学的三一学院，凭其聪明才智赢得了奖学金和许多其他奖励。1874年，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丹努学院学习，其唯美主义艺术思想即形成于牛津大学学习时期。与唯美主义追求相关，王尔德相信艺术优于生活，并致力于把自己的生命转化为艺术。他常常穿着刻意彰显唯美的服装，手执向日葵或百合花，以雄辩滔滔的华美言辞，出入于各种社交场所。王尔德特立独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最终超出了世俗的忍耐底线。1895年，他因与道格拉斯的同性恋行为被判“有伤风化罪”入狱两年，妻子因此而离开了他，大多数朋友也对他敬而远之。晚年的王尔德穷困潦倒，四处漂泊，最后客死于巴黎一家小旅馆中。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英国的文艺复兴》、《谎言的衰朽》、《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道连·葛雷的画像》自序》等文章中，并在其小说、童话、信件等作品中有所体现。
一、生活模仿艺术
关于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王尔德明确宣称：“我视艺术为最高的现实，而生活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形态。”。不可否认，成功的艺术形象确实对观众的生活观及世界观有一定影响，这是由于艺术形象来源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生活。但王尔德把这种现象看成艺术对生活的浇铸，是艺术在创造生活，则夸大了艺术的作用，有本末倒置之嫌。
与反对艺术模仿生活的主张相关，王尔德强调艺术应是超时代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要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他不无自信地将自己比于拜伦，宣称：“拜伦曾是个象征性人物，但他象征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激情，及其激情的萎顿。我所象征的则更为崇高，更为永恒，更为重大，更为广博。”
王尔德的文艺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正是源于其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王尔德崇尚超越现实的理想人生，认为现实人生往往平庸世俗、抱残守缺，这样的生活“是破坏艺术的溶化剂，是蹂躏其家园的敌人”。就算是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剧作家，如果描写生活真实，在作品中可以看到生活的影子，照样会受到王尔德的严厉批评。
王尔德对现实生活的贬低虽然失之偏颇，但也有一定的意义。他的关于生活模仿艺术的主张，其根本目的是要抗拒卑俗的现实，寻求灵魂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王尔德明确表示：“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称作Cilla divina（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也可以暂时逃避世俗的选择。”
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追求固然产生于逃避心理，无疑也是对现实的反抗，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对艺术的保护作用。
王尔德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割断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使艺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弊端是不言而喻的。但值得重视的是，他充分注意到了艺术对生活的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艺术独立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艺术本质特征的。艺术通过特定的形象，表达对人生的向往、理想与追求，从而提升人们的审美素质，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文学艺术固然离不开某一时代的现实生活，但又绝不能被动地模仿生活，而要超越时代生活。纵观中外文艺史，许多优秀作品体现的正是这种超越性。
仅就反对艺术模仿生活的主张来看，王尔德的观点颇类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但从艺术追求的最终目的来看，二者又有不同。柏拉图视“理式”为终极真理，王尔德推崇的则是艺术本身。与王尔德相似，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亦强调艺术是高于客观真实的“第二自然”，认为“画家是所有人和万物的主人”，是“主宰和创造主”。但二者的理论实质亦有很大区别。达·芬奇主张在现实基础上的创新，而王尔德则基于自己的唯美追求，希望在艺术中建构一个完全独立的想象王国。
二、艺术独立于道德
在文艺理论史上，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也一直为学者们重视。王尔德强调不涉道德的纯艺术论，宣称“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在王尔德看来，艺术作品有着自己的独立生命，与道德无关。
王尔德在其名为《英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稿中，第一次谈到艺术不涉道德的观点：“文学所需要的，不是增强道德感和道德控制，实际上诗歌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诗歌只有写得好和不好的，仅此而已。艺术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想象力不完美的特征，标志着艺术创作中和谐之错乱。”显然，在王尔德看来，诗歌追求的只是纯粹的艺术效果，而不是用来进行道德说教的，任何涉及价值标准的诗歌都破坏了这种纯粹。
既然审美是判断艺术优劣的唯一标准，艺术创作也就不必囿于道德判断。王尔德申言，只要予以美的目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现，王尔德代表作《莎乐美》插图不仅可以写美德，也可以写丑陋、邪恶。他以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为例，指出弑父娶母是有违道德的一种恶，但整个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却是唯美的。如果艺术家因道德顾忌而避免描写这样的故事情节，我们就无缘看到俄狄浦斯王这样唯美的悲剧故事了。王尔德还以颜料和画家的关系为例指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毫无道德同情的，应该消除善恶意识。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善恶应“完全就像画家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无所谓轻重、主次之分。他知道凭借它们能够产生某种艺术效果，他就把这种艺术效果产生出来”。
王尔德把道德从艺术中剥离出来的努力，是对当时社会庸俗、道德堕落的风气的反抗。王尔德试图在艺术创作中按照自己的唯美主义原则塑造艺术形象，但事实上，从他的作品来看，他所谓唯美的艺术形象，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道德现实。
生活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王尔德，因其特立独行而广遭道德诟病，故而他对道德判断极为厌恨，力主艺术与道德判断的势不两立。在这方面，与其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表现得更为激烈，尼采认为一切道德原则都是以不道德为基础的，疾呼重估一切价值。这些思想主张在反抗人性压抑方面的历史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人类的道德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主体构成，极端化地否定道德也是有违人类文明的。艺术价值固然不同于道德价值，但艺术又毕竟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因而，像王尔德那样，力图让艺术与道德绝缘，也是不利于艺术健康发展的。
三、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
王尔德极为重视艺术的虚构性，认为“撒谎——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乃是艺术的真正目的”。
王尔德从自己的唯美主张出发，高度推崇善于撒谎的谎言家，认为“无论他叫什么名字或属于哪一种族，他确实是真正的社交缔造者。因为谎言家的目的就是让人着迷，使人欣喜，给人娱乐。他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没有他，即使是伟人邸宅里的宴席，也会像皇家学会的演讲，或作家协会的辩论，或伯南特先生的一场滑稽喜剧那样乏味”王尔德还举例说，由于美国把一个自称不会撒谎的人（指乔治·华盛顿）选定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从而使美国人想象力和理想匮乏。
王尔德为之辩护的艺术谎言，实际上是指艺术想象。但需要注意的是，王尔德所重视的想象是一种远离生活与时代的想象。他曾明确强调：“每一个艺术家应该避免的两件事是形式的现代性和题材的现代性。对我们生活在19世纪的人来说，除了我们的世纪之外，任何一个世纪都是一个合适的艺术主题。”
王尔德对谎言的推崇其实是对文艺创造性的重视，如他自己所说：“想象从本质上讲是创造性的，并且总是寻求一种新的形式。”王尔德从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出发，力图使艺术想象完全脱离于现实，强调的是一种完全凭空的想象。由此主张中，既可以看到王尔德反抗现实的用意，又可见出其思想的逃避性。
关于艺术的创造性，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艺术家应该描写“合情合理的不可能”的艺术主张，“就做诗的需要而言，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王尔德熟悉古典文学，难免受其影响，我们也确实可以从王尔德的艺术观中见到先哲的影子。不同的是，王尔德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出发，不无片面性地否定了艺术想象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