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写作低收入的状态，成为比“质量”更重要、更强大的“淘汰关卡”
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从宏观而言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基数越少，可能性就越低
文学评论家的公信力正在变得越来越低，没有真正起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作用
未来20年“创意写作”将成为文学界的主流，至少是青年文学界的主流，但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去鼓励创新
目前国内著名的文学奖项绝大多数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读者的广泛参与
今后那些经历了市场风浪、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读者群的青年作家，会远远多于走纯文学路线、走圈内路线的同龄作家
时代之问
好厨子都是挑剔的客人给逼出来的
2010年4月，著名的上海纯文学刊物《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甫一刊发，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专号中收录的4部长篇小说中，破天荒地出现了两位“80后”作家的作品。一位是郭敬明，另一位则是近年来出版了《马贼》、《尾巴》、《跑车》等青春作品的王若虚。
一位阳光睿智的少年，在青春和校园文学中矢志前行，留下串串青涩的足迹，刻画出社会烙印下“80后”一代青春成长的隐痛，以及稚嫩躁动中的纯真。
与王若虚联系采访的时候，他正在上海郊区参加一个作协的培训计划。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培训对青年作家很重要。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位网民热爱的“虚仔”的专访。几通电话、几条邮件下来，王若虚对我们的问题给出了年青一代深刻而独特的答案。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充足，但文学艺术界却少有能无愧于时代、可传之于后世的伟大作品。有人说，这可能跟当前作家写作的收入与市场经济中某些行业财富迅速聚集相比仍然较低有关。作为一个“80后”的新生代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若虚：一上来就说收入问题可能有点俗，但不管好作品坏作品，都是活人写出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作者能够相对正常地生活下去，这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最基本的前提。
现在，一说起作家，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种“职业”。但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作家其实更是一种“事业”，因为很多作家其实都有另外赖以为生的工作。那些在媒体上频频曝光，拥有高收入、高回报的著名职业作家，只是这个群体中的凤毛麟角。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中国的写作人群里，大中学生的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相对要小，可以在忽视收入的前提下潜心从事创作。但这部分“学生军”不能被称为作家，最多只可以称其为“玩家”、“准作家”或“亚作家”……不管怎么称呼，后来真正成熟的写作者都是从这批人里出来的。他们是后备军，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
当然了，所谓大浪淘沙，如果只是要经过很多作品质量上的淘汰，而让一部分无法写好作品的人退出，这是正常的。但是，目前写作低收入的状态，成为比“质量”更重要、更强大的“淘汰关卡”。往往一些好的写作苗子，就是因为入不敷出或者经济压力，而不得不放下写作甚至放弃写作。这使得我们青年文学创作队伍的基数正变得越来越小。
记者：这么说，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和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你们所感觉的这种市场经济冲击力和影响力是不是更强烈一些？
王若虚：确实如此。目前我国虽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但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文学创作也都有自己相对的特色。比如，上海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物价水平较高，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局面。
一方面，由于经济收益低和生活成本高，单纯从事文学创作根本不能满足作家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一般情况下，一个新出道作家的第一本书版税往往不到一个新编剧写两三集电视剧的钱多，文学创作经济收益相对较少的局面已经非常突出了，这导致文学创作领域“人才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
而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城市纷繁多样的生活元素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发达地区的人民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又相对其他地区较高，这就导致了供给和需求的严重不平衡，文学创作的群体队伍中也出现了很多并非职业写作者的人。
记者：经济因素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你刚才讲到作家的版税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的版税政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王若虚：版税本身问题不大，但是针对作家版税收入的税负却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作家出版一本书，所得的版税收入大约要扣掉20%的税，如此高额的扣税比率实在有些奇怪。
首先，作家本身的版税收入就已经相对很少，但在一般情况下，出版社的书号很贵，一些出版商又喜欢压榨作家或者隐瞒实际的印量，这些都是圈内尽人皆知的“潜规则”。版税收入本来就很少，然后再扣这么高的税，这实在不合理。
其次，一个作家一年才能出几本书？四五本就已经算是比较丰产了，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作家一年只有一两本，有的甚至三年才出两本书。辛苦了许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才写出来的作品，收入低不算，还要扣重税，中国的作家有点太难当了！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优秀作品出现的几率，因为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从宏观上而言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基数越少，可能性就越低。
记者：你刚才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讲了作家这个群体本身所面临的一种矛盾的生存状态。那么当前作家和艺术家所面临的文艺出版的大环境有没有什么问题？
王若虚：现在我们的文化出版市场上存在着一个“繁荣悖论”现象。当你走进书店，你会看到各类图书琳琅满目，但新的、经典的、伟大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回顾过去，以前的书店里并没有那么多书或者那么高的刷新率，却经典辈出、精品不断。这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读者的注意力被这些种类繁多的出版物分散了。现在的文学出版市场比以前宽松了许多，因此各种各样的文学出版物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导致广大读者目不暇接，精力有限而无法一一辨认。
与此同时，这种“繁荣悖论”催生了媒体的变异，即一些作品需要借夸张和噱头的宣传手段和炒作，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这使得读者们见惯不怪，对一些新作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心理抵抗力。
此外，在文学评论界有很多人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沦为出版商的喉舌，文学评论家的公信力正在变得越来越低，这使得文学评论没有真正起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作用。当然，庆幸的是，这些文学评论家公信力降得还不算太低，至少要比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和股评家的公信力还要高很多。
记者：那你觉得我们目前图书出版市场的管理有没有什么比较突出的具体问题？
王若虚：目前来说，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尽管文化出版市场上作品很多，但跟风、山寨甚至抄袭的现象却比较严重。往往是西藏题材的小说火爆，一时之间各类西藏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盗墓题材的小说火爆，于是各种盗墓小说犹如天女散花、四处涌现。
这个影响很不好。跟风会导致严重的审美疲劳，并且将原本创新的第一部作品拉入一种“影响力减弱”的怪圈。至于山寨和抄袭，从来就没见过有任何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这其实明明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而且往往是明目张胆，又很容易被揭发检举，但却从来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可以来“杀一儆百”。
所有这些现象导致的共同后果就是，没有创新能力或者创新精神的作者、书商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而想要尝试创新的作者却遇到各类阻力，读者的注意力被分散，媒体宣传的力度也被分散。长此以往，优秀的原创作品会渐渐减少，更不必谈伟大的作品，这也就是我们经济学里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同时，文化图书市场的表面“繁荣”，各类跟风、山寨、抄袭作品大行其道，导致了作家写作时的“效益扁平化”。扁平的不但是质量，还包括书的印刷量、销量以及作者的收益等等。比如，同样是一本讲情爱的校园言情小说，大家都能写，而且能写到的程度大家基本都差不多。
作为书商，自然可以多找几个作者写好几本书，每一本书印量都不必很大，然后像集团军似的投放市场。这样书商的风险小了，盘子大了，而对单个的作家来说，却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增长，反而是损害。因为印量少了，版税很少，还要承担过高的税负。
这会导致两种后果：一，作家退出写作市场。二，或者作家不得不创作更多的跟风型作品，薄利多销，以维持自己的生计，这样的话市场上又会出现更多的类似作品……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记者：缺乏伟大的作品诚然与作家的状态、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如何看待读者这一群体在伟大作品缺乏现状中的因素呢？
王若虚：伟大的作品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即“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不光局限于作家，还应该包括读者。
一部作品的伟大与否，并不是单纯的官方定义或者学术定义，而是需要广大读者的参与认同。目前我国书籍市场的读者群相当庞大，但是读者数量的巨大只是单方面的衡量指标，读者的“阅读素质”这个指标一直没有被参考在内，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量化和具象化的。
中国目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很多，有才华、作品优秀的人才也很多，但好的作品应该有好的读者群去传播、理解、衍生、反思和升华。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读者的素质不足，而是阅读群体的水准偏差过大、比例失调，尤其是对青少年读者的培养和引导，一直都缺乏力度。
我们都知道，阅读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初中时代开始的，一个人今后是否始终对文学作品有着阅读欲望和阅读鉴赏水准，刚刚起步的阶段尤其重要。但我国目前对青少年文学阅读的指导只有“不色情、不暴力、不反动”，却没有告诉青年读者哪些书值得一看。
这当中，中学的语文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阶段的文学教育只注重基础写作的指导和僵化的阅读理解，而缺乏宽度和年轻化的阅读教材，导致学生对传统的优秀作品产生逆反心理，对新的优秀作品却一无所知。于是，只能通过自己的课外阅读和其他途径补充，从而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而一旦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读者群，优秀的作品往往缺乏能理解其优点的受众，或者受众群过小，这就导致伟大作品成了小众作品的代名词。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在从事校园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创作，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地谈一下青少年读者文学阅读的基本特征？
王若虚：现在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我们快速发展、科技进步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以阅读者的比例来看，“80后”可以说是最后一批“泛阅读”的人群。在“80后”和“80后”以前，如“70后”、“60后”和“50后”等，这些人都是广泛阅读平面书籍的。今天随便一个“50后”和“60后”的大叔大伯，只要念过书，基本都看过《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和《三国演义》这类文学经典。但到“80后”，因为互联网、漫画的介入，看纸质媒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到了“90后”这里，真正严重的问题开始暴露：“90后”看纸质书、甚至看网络小说的人都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喜欢网络游戏和动画片、电影电视剧等。
我一直在进行校园和青春文学的创作，和大批大中学生读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在和读者的交流中我发现，现在一个高中班级，看文学作品甚至看书的人已经只有10%左右的比例；看网络作品大约有30%，剩下的最多看看各类杂志。“90后”尚且如此，那么再到“00”后，我们将怎样去培养他们的文学修养基础？
记者：从以上这些原因看，当前我们应该如何努力来改善作家们所面临的创作环境以促进他们出产更多的优秀作品？
王若虚：作家们所面临的创作环境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经济环境，如前面说的，改善作家的待遇水平，这与目前出版市场的现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外建议出台相关的“出版补贴”，就是在每年市场上新出版的原创文学作品中，经过严格的内容审核，对那些积极向上、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的书籍，给作者一定金额的补助。被补助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大多数，至少占到60%以上。
另一种环境则是对作家创新进行鼓励的一种社会氛围。现在作家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不应该是比拼字数、产量、版税等这些纯粹的商业收益指标，而应该是作品内容质量、创新度等这些方面。未来20年“创意写作”将成为文学界的主流，至少是青年文学界的主流，但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视角和形式上，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去鼓励创新。如果文学界继续重复着跟风和“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对创新项目进行保护和培养，那么文学艺术界将日趋凋零。
还有，就是要加强对抄袭、山寨作品的打击力度。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必须要做到信息对称和规则有效。破坏游戏规则还能获得成功，那么这个游戏终有一天要玩不下去。就青春文学界而言，三个著名的抄袭事件并没有让读者和其他作家看到一个良好的规则执行效应，结果，就会带动一批读者的价值观歪曲。
直到今天，还都有很多年轻读者为抄袭者做无罪辩护，所以可以预见，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去抄袭、去为这种行为辩护。作为读者可能只是一时之爽，但对文学界的其他青年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没有写作的安全感。就像一句话说得好，“坏人并不是更加强大了，而是好人不敢再站出来了”。
记者：现在上海的很多新生代作家都是经过在某种形式的写作比赛获奖而走入文学创作的，那么作为一个“80后”的新生代作家，你对现在的文学评奖活动怎么看？
王若虚：目前国内著名的文学奖项绝大多数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读者的广泛参与。好像文学作品不是写给读者，而是专门写给评委们看的。而另一方面，文学类奖项的过度单一也是一个问题。一些文学奖项，不管圈内的人怎么看，都是纯文学类的奖项，而纯文学领域却一直在缩水和变质。
我们很少看到过网络文学的奖项，当然这里主要是指高质量的网络文学作品，比如《明朝那些事儿》、《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等；也没有看到过出彩的类型文学的奖项，比如现在大量出现的悬疑、武侠、推理、言情和青春校园等文学界的奖项；更没有看到过青年人喜欢的文学作品的奖项，比如影视界就有“大学生电影节”，但文学界没有“大学生青春文学奖”，更没有看到过任何创意写作类的奖项。
然而最离奇最费解的是，居然没有看到过改编成影视剧的原创作品评选奖项。比如，《唐山大地震》、《集结号》、《让子弹飞》、《山楂树之恋》、《潜伏》、《暗算》，这些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也都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文学作品，但却一直被我们忽视了其巨大的“基础效应”。
我们的文学奖总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经常颁给很多老百姓听都没听到过的人，而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的作品或者深入人心但又充满争议的作品，从来就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奖项去给予评判。所以老百姓只知道电视电影里有些作品很好看，却不知道这和“文学”有着什么内在的关系，自然而然就忽略或者越发轻视“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之源的本质。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记者：结合当前“80后”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你对中国文学奖项的创设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王若虚：说到这个，我们要注意到今天的“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都是经历了市场经济检验和筛选的作家，能存活到最后的都是拥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他们要和电视电影竞争、要和漫画竞争、要和网络游戏竞争，而不像他们之前的老一辈作家们，只需要和政治审查制度竞争，和不发达的通讯手段竞争。
所以可以说，今后那些经历了市场风浪、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读者群的青年作家，会远远多于走纯文学路线、走圈内路线的同龄作家。如果我们把评奖的精力和关注度都放在后者身上，只会让文学这个本身其实很广阔的定义迅速走进死胡同。
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就是在前一种作家里迅速建立起一种纽带关系，形成一种大的公共平台，比如青春类文学节、类型作品文学奖等，以文学为背景和主旨，让广大读者知道文学其实不光只有纯文学。然后再通过这些具有号召力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或者言行中潜移默化地去暗示读者，渐渐地吸引其中的一部分人去尝试纯文学创作。
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发达国家，文学读者总是很多，而他们在很多类型作品领域都有高知名度的奖项。就以国内目前十分凋零的推理小说界来说，美国有爱伦坡奖、英国有金匕首奖、法国有警察局奖、北欧有玻璃钥匙奖，在日本推理奖光专业类的就有20余种，比如最著名的江户川乱步奖，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亚洲地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数最多的国家，而那些没有获奖的文学作家我们也耳熟能详，如渡边淳一、村上春树等等。
记者：针对当前广大年轻读者文学素养的引导和培养问题，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若虚：在影响青少年文学素养方面，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首当其冲。虽然我们的语文教材和阅读辅导书上不乏文学巨匠的作品，但如前所述，全部都是刻板的灌输，作品范围也十分窄小，时间跨度也不伦不类。
另外，学校和考试给予的巨大压力也注定了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欣赏文学作品，这样就给了快餐文化很大的可乘之机。试想，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80%的时间拿来写作业、做考卷和上辅导班，那么在剩下来20%都不到的时间里，怎么会有心情和节奏去看一部文学经典？当然是要和漫画、电子游戏和快速度的网络文学去“亲密接触”了。我们潜在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就是这样被慢慢扼杀掉的。
反过来说，只要给予青少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自行选择喜欢的文学作品，如果可能的话，再有专家和老师给予相应的辅导和指导，那么不但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会扩大，年轻读者的文学素养也会提高，他们的阅读和鉴赏水平也会提高。
读者的文学素养和鉴赏水平得到广泛提高，会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方式体现出来，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程度会迫使作家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写出更加好看但不失文学性和创新性的作品，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毕竟，好厨子都是挑剔的客人给逼出来的。
王若虚小传
王若虚，1984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从2007年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马贼》、《红双》、《在逃》、《跑车》、《五等生》等，作品多见于《萌芽》杂志，以及上海版《大学生》周刊专栏文章。著有长篇小说《马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尾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限速二十》（《收获》杂志2010年长篇专号春夏卷）和“文字帝国”长短篇系列等，其作品被誉为“黑色校园风格”，在上海大、中学生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徐江善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982年7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现任新华社参编部编委、机动调研室主任。荣获新华社十佳编辑称号、新华社优秀共产党称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苍天有眼》，长篇报道文学《寻梦俄罗斯》、《末路疯狂——告诉你真实的郑筱萸》、《谁抢了你的麦克风——互联网改变中国记事》等。
崔峰传媒制度专业博士，主任记者，媒体从业近20年，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长期关注传媒和文化产业宏观理论问题，200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肖春飞1972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新华社上海分社副总编辑，曾获新华社十佳记者，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先进个人，新华社奥运会、残奥会报道先进个人，上海世博会先进个人等荣誉，多篇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出版有《姚明之路》等。
刘旸辉2001年中国传媒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参编部，后于北京大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曾常驻新华社北美总分社，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学访问学者，采访过希拉里、博瑞光等人。发表《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舆论的报道与研究》等学术论文，2009年与友人合著出版青春励志读物《青春不怕疼》。
万一女，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作为新华社分社第一批赴灾区女记者，采写了《一个农村中学校长的避灾意识》，2009年获中国新闻奖。
杨一苗2002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陕西分社，主要从事文化及医疗卫生报道。今年以来完成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西安世园会等多个大型报道。
赵仁伟甘肃景泰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浙江大学，文学硕士。2003年进入新华社山东分社，从事时政报道和体育报道。2011年7月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室编委、时政部主任。
张道生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2005年浙江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工作，长期从事经济报道，以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体验中国，报道中国，学的是古典文献，从事的却是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