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国面临的问题
从1943年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抗战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内发生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以前的各种事态发展集中到一点上了。
国际战线的双方第一次要在中国的地盘上遭遇。在这里的日本军队是敌军。只能依靠空运的美军作为友军陆续进入。在外围地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两栖部队正向中国沿海挺进，苏联的远东地区红军则在满洲边界上摆好阵势。大决战日益临近。
日本想把中国变成最后一个大堡垒，或者至少是变成一个进行长期消耗战的战场，以避免最后和彻底战败。即使不得不投降，他们也要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软弱和不团结的中国。他们想，战败国地位不会是永远的。
美国在中国的目标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已经建立了海空优势，但是日本的陆上力量继续统治着大陆。即使海军登陆，也无法解决把大量军队和物资迅速运往没有公路可通的内地的问题。单是海空优势肯定不能取得彻底胜利。在华日军证明，它可以夺占重庆军队没有能力保卫的机场，使美国空中力量发挥不了作用。美国为了节省自己的部队和尽早结束战争，就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这就要改编蒋介石的软弱而无所作为的军队，并且把他用于封锁共产党军队的50万部队调出来。这还需要同北方的共产党领导力量相协调，但这又因美国的基本政策与眼前战争的需要之间矛盾而行不通。蒋介石一部分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但在军事上他却是一个包袱和破坏者。美国军官对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华盛顿在政治上害怕他们。这种害怕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现状的旧传统的继续。
对重庆政府和国民党说来，这个问题是怎样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他们愿意让别人去同日本人打仗，自己则准备重新征服新民主主义制度已发展起来的地区。如果重庆不得不丧失领土的话，它宁肯让日本人来控制。要是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牢牢控制的地方将原状收回。但是如果到了共产党手里，以前的封建势力必然会遇到人民的抵抗。因此，布鲁克斯·艾金森在发给《纽约时报》的著名通讯中写道：“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间的分歧是，美国要打日本，委员长宁肯不打。”
对解放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要成功，必须实行反封建改革和动员民众，而任何积极形式的抗日斗争都必然能取得这种进步。他们迫切希望结束中国的进步运动在国际上已有一世纪之久的孤立状态。他们可以以军事援助形式给盟国的事业很大帮助，但他们只要求得到很少的东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希望能支援盟国打算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联合行动，不仅会加速日本的灭亡，而且会改变外国同中国合作的性质，因为迄今为止外国是只同中国的旧势力合作的。
除了战争之外，解决这个与暂时的分裂截然不同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的前途是很重要的。这对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全体而不是个别的会员也是很重要的。
举行反攻时，中国仅仅是一个战场呢，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这将决定它究竟是作为一种奖赏进入和平，抑或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共同战胜国进入和平。
抗战最后阶段的努力和整个反轴心阵营战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各种事件独特的结合，会不会促成一种新的民主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可以保持到战后以加强中国使之作为亚洲进步的基石，制止日本法西斯主义复活的王牌和稳定和平。
帝国主义勾心斗角和内部的社会紧张关系会不会在最后关头使中国瓦解，从而开始又一轮过去几百年经历的悲惨历史呢？如果是这样，中国将继续成为一个国际足球，亚洲的解放将被阻挡，重开大国之间为争夺对中国和亚洲两者的控制权的斗争。
日本面临着自己所犯的错误带来的结果
日本1943至1945年在中国的处境的主要特征是，尽管它的军队在战场上是最强大的，但是它在战略上已经吃了败仗。东京原来的时间表规定，在开始任何更大规模的战争之前“了结支那事件”，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那天，中国仍然顶住了。日本在自己后方的事情未了结的情况下便在印度支那、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缅甸发起了战役。
在轴心国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时，这个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被击退、太平洋上的海军主动权转到美国手里以及日本的势力已证明无法延伸到印度时，这个情况就成了威胁。1942年来，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美国飞机在国民党后方建立了基地。与此同时，华北敌后战线的发展牵制了日军许多个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在华中沿海登陆或苏联进击华北日军阵地，对日本来说将是不祥之兆。不论是美国登陆还是苏联进击，解放区都许诺给进击部队以有效的配合。
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上所有征服者试图征服大而人口多的国家的情况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打败大而人口多的国家，单靠较大的进攻力量还不够，必须迫使他们的领导中心投降，摧毁他们人民的战斗意志。要不然，在他们的巨大而松散连续的地方，任何入侵者都没有力量到处驻扎大量军队，这就始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机会和基地。这种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可以导致继续不断的抵抗，最终拖垮和赶走侵略者。正是这种要抵抗的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日益扩大的军事动员，使人民变成了军队，赢得了美国革命的胜利和在1812年把拿破仑赶出了俄国。
同军队打的主要是军事仗。对人民的抵抗，打的是政治仗，目标和战略是政治性的，尽管也要用武器进行。一个经常采用但又难得成功的办法，是通过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来瓦解人民抵抗的决心。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奸淫、对广州和重庆的狂轰滥炸以及在游击队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试图达到这个目的，但他们失败了。
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经常比较成功的办法，是利用被入侵国家存在的政治分歧。日本从1931年侵占东北到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期间，采用帝国主义的老伎俩，捞到不少好处。它用计诱使中国政府姑息它，同时又用警察措施对付爱国者的抗议来保护这种姑息政策。国民党政权整整六年成了人民的愤怒与人民的真正敌人之间的缓冲物。蒋介石要么领导抗战，要么成为日本侵略的附属物，让人民自己去抗战。由于民众运动的发展壮大，日本人的阴谋诡计也告失败。
在接着发生的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军队是“惩罚”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轻率地同人民携手而不是约束人民。与此同时，他们攻占了一些大的通商城市，这些城市过去是国民党力量的主要中心，西方财团的据点，也是两者之间的实质联系。东京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向中国统治者证明，中国人的决定是仓促轻率的，也希望向英美证明，希望中国能制止日本进军的任何想法都是枉然的。日本认为，如果能使西方相信这一点，那么西方将愿意出卖中国，通过谈判保住西方能保住的利益。
每一件事的结果都部分地有助于证明抱这样的希望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和国民党的一部分投降了，其他一些派别动摇了。美国和英国虽然鼓励中国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抗战，但是却继续同日本做生意，而且承认日本不论在什么地方建立的统治都是事实。
因此，日本又一次认为，根本不需要军事手段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南京和武汉陷落之后前线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与此同时它便设法诱使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些试探遭到了拒绝，因为尽管日本明显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也造成了两股力量，无情地注定了它的失败，这就是全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以及日本同西方大国的矛盾发展到了只能用战争解决的地步，不管暂时的形势如何。在日本初期的闪电战未能达到目标后，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征服中国，惟一的办法是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所有地方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这就不再是一次“闪电”任务，也不可能“不花什么力气”便可完成。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否能为这种活动提供装备，同时又迅速发展它所征服的地方的交通并开发其资源，以及为了确保征服还必须打赢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作物资准备，是十分可疑的。
再深入一步分析，便可看出日本的根本错误是把中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中国在表面上同以前一样，日本以为自己所要打败的只是一个被贪污腐化毒化和内部分歧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的软弱政府和军队。在抗战那几年，中国没有沦陷的内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实分崩离析。但到了后来，世界战略均势已变得不利于日本，中国抗战的重心已转移到敌后的前线。“和平攻势”成功的希望因此又一次注定化为泡影。
虽然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军队足以摧毁旧中国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它所侵入的是孕育着新中国的旧中国。从1938年到1942年（更不要说再晚一些时候），这个“新中国”不仅诞生了，而且长大成人了。经过五年的暂时平静后，“了结支那事件”比开始时更难了，但又更为迫切需要了结。
对解放区的最后一次进攻
日本正确地认识到解放区是抗战的关键之后，便从解放区着手。它对延安只是采取不认真的进攻，因为新民主主义抗战的力量在于老百姓已增强的意志、组织和信心。攻占边区只会使它成为日本自己战线后面又一个伤脑筋的地点。此外，这还会消除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后方之间的惟一共同边界。这条边界对日本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是一条摩擦线而不是合作线。这条线牵制住许多军队，不断发生危及中国团结的事端，保持着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仅剩的希望。
解放区在经历了珍珠港事件前的大“扫荡”战役后有了一段喘息时间，日本则进行重新组合准备发动新的战争。解放区军民不是躺下养伤，而是收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并把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日本没有从华北撤军，相反还增派了军队。随之发生的战斗是一场为了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八路军暂时被全部赶出冀中。设在晋东南山区的司令部本身被包围，突围时副参谋长左权牺牲了。官兵伤亡很多，老百姓死伤更多。日本人凶暴地把毒气压送进老百姓躲藏的山洞和地道里。解放区的官员很肯定地认为他们还散播了淋巴腺鼠疫。由于没有科学设施，无法证明这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敌人经过后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以前没见过的疫病。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政治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一儆百的恐怖行为如“巩固和平秩序”和“三光”政策之外，又加上了最初于1942年末在长江中游一带实行的新办法—“清乡”。这个办法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汪精卫新创造的。这是仿效国民党在10年内战时发明的那种做法，但是许多细节却加以发展了。
继叶挺之后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向我谈起了什么叫“清乡”。他解释说：“敌人改变了把部队铺开到我们整个地区以便像以前一样达到最大程度恫吓和破坏的做法，而是派大量驻军加上许多伪军、官员、警察和特务渗透到指定的小块地区。他们驻扎三个月，逐村‘清理’，审问每个男女儿童，以搜寻我们的便衣游击队、民兵、地下工作者、伤员以及总的说来任何帮助过我们的人。”
“在这三个月中，谁都不能离开，每天要点名。曾经同我们打过交道的‘危险分子’被处决或监禁。表现出爱国情绪的‘可疑’分子受到管制。对日本人的走狗和那些被认为‘无害’的人，则发给‘良民证’，使他们虽没有免于受辱，至少可以免于惩罚。”
“你们怎样对付这种情况？”我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