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公布口号
各国共产党都精于提出口号，作为准确表达它们努力寻求支持的当前政策和纲领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发布的口号就起了这种作用。那年公布这些口号处在这样一个时机：日本对中国西北的威胁同样威胁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占领湖南使得许多共产党领袖失去家园（例如毛泽东就出生在长沙南面的湘潭）和失去红军早期征募兵员给养和作战的地区；几次主要的军事败北引起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盟国都纷纷要求重新团结全国力量，而且国共两党的代表正在重庆举行重要谈判。24条口号分成几组，分别就所有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总的看来可以认为是共产党对当时全国危机的政策声明，具体说来，则提出了求得谈判成功的基础。
头三条口号是向“全国同胞，各个战场上的战斗部队，在敌后坚持抗日的8000万民众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占区的同胞和我们的盟国美国、苏联和英国”致敬。口号要求“加强团结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且讲明了中国当前局势下的各项任务：“我国西南和西北处在危险中。同胞们！立即起来保卫西南和西北，不让敌人打通广州－汉口和湖南－广西的铁路线。不让敌人进入潼关。赶走进攻的敌人。”
第二组口号谈到共产党认为要建立新的团结需要采取的必不可少和具体的步骤。这组口号应当根据当时的谈判来理解。“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指挥部；改善军纪和战斗力，坚决打退敌人进攻。”
—“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保证其自由发展，从而加强抗战”—这可能是指以孙科为发言人的国民党自由派以及组成民主政团同盟的其他小党派。
—“要求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供给经费、军火和医药用品，改善他们的装备，派遣他们赴河南和湖南前线粉碎敌军的包围；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俘官兵（他们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一直被扣留）；释放狱中共产党员和一切爱国人士；改革国内政治，实行民主，立即实行三民主义；给予人民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动员全国打退进攻；准备反攻。”
—“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共产党的禁令，承认一切抗日政党和集团合法；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求国民政府废除一切有害的经济控制，取缔投机倒把、垄断和囤积居奇，发展农业生产，鼓励私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建立抗战的经济基础。”
第三组口号鼓励共产党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各族人民“和各个战场密切配合，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游击队，加强政治工作，瓦解日军和伪军，准备在全国反攻中成为先头部队”。还要求他们这个地区和敌后各个根据地发展工农业，提高农民互助和合作组织的作用，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发展文化、医疗和公共福利的合作组织，减租减息，同时保证按新的比例交租交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持支援军队和军属。
号召共产党员“坚持团结抗战，实行三民主义和我党在1937年提出的四项保证，实行三三制，不允许共产党员在行政机构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一，拥护和美国、苏联、英国合作；坚决抗击法西斯。虚心学习，决不自高自大。努力工作，准备反攻”。
通告敌后区人民“解放的时候快到了，用一切形式继续斗争—准备武装起义，响应反攻”。
最后一组口号欢呼第二战场、苏联军队和太平洋印缅战场反攻的胜利，并号召中国人民“给予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盟军一切援助，帮助和保护盟军飞行员，支持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打倒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在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各组口号都是充分现实的。在所有全国范围的问题上，它们都符合国内一般思想开明的人的意见。把八路军的部队派往河南，把原在洞庭湖以北活动并曾在附近的湖北省救过美军飞行员的新四军部队派往湖南，显然是现实可行的事。只要看看那些出身湖南、令人敬畏的将军如贺龙和王震，看他们对丧失湖南部分地区表现得怒不可遏，听他们谈起那里的地形和战斗如数家珍，就可以理解他们该是多么愿意在那里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了。
陕北就是一个实验区，说明甚至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而且是在处于被封锁的状况下，也可以军民联合起来，在战时既能全面增加生产又能加强战争。从北平逃出的一些外国人现在到达了此地，证明八路军在河北和山西的作战多么有效。八路军在日军和伪军中展开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某些成功，这些外国人讲述的故事就说得清清楚楚。八路军在设计宣传技巧和准备宣传资料方面花费了巨大时间与精力，如果经验说明它并没有什么用，那就令人不可思议了。
总而言之，人们在这个地区感觉到的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经过了七年的战争，丝毫没有任何厌战的情绪！不管是在每座山坡上种满作物、现在第一次得到丰衣足食的老百姓，还是参加生产帮助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伙食很好而且自豪地挥舞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武器的部队，全都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带着一副“我们今年干得不错，明年还要干得更好”的神气。
如果这股勇往直前的激流能够同大后方那些死水池塘和徐缓江河汇合起来，带动它们迅速前进，那对中国和盟国都会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如果国民党领导的那部分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这部分中国现在或者将来发生重大的武装冲突，那对中国就会是一场苦难。
美国飞行员会晤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第14航空队轰炸日本和华北的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必要：美军至少需要在中共部队中保持派驻联络官，如同它在其他战区的其他中国部队中派驻联络官一样，即使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无法采取其他在军事上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形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搜寻搭救了七个跳伞降落在从技术上说来是敌占区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其中五个是5月26日他们驾驶的B－25在香港上空被击中后在广九铁路附近由游击队救出的，另外两个是5月6日在汉口上空的激战后被迫从P－51和P－58上跳伞降落在湖北中部由新四军救出的。
后者的情况，由于缺乏适当的联系工具而引起了很多麻烦。从1941年以后，中央政府就不承认新四军，结果，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报道，护送这两个飞行员到司令部的小分队沿途不仅受到日伪军还受到中央军的进攻。不仅如此，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给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军事报告指控，两个飞行员伤口痊愈后，6月底被护送到后方去，随身带有新四军给美国当局的信件答应进一步合作，但国民党当局竟扣留了护送他们的共产党副官。
延安看来与华北和华中每一地区的游击队基地以及香港、广州地区都有很好的通讯联络，因为当地报纸几乎立即刊登了无线电消息，详细报道了这两个飞行员如何得救。那些报道甚至写出了一些亲切具体的细节，如空军中尉巴纳德（我尽可能按中文读音凑出这个姓来），在新四军给他吃饭并且对那种伙食表示歉意的时候回答说：“很好—就像妈妈平常做的饭一样。”
另一篇关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支部的成员招待两个美国飞行员吃饭的报道则大有预言的味道。这个联盟主要由日本逃兵和战俘组成，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许多人在各个游击队基地从事宣传和情报工作。
那位日本代表在吃饭开始之前说：“我代表我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对美国战争和对华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只有军国主义分子才需要这种战争。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告诉美国人民。”
这一报道说美国飞行员看到这种奇怪的情景，开头揉了揉眼睛，可是很快就热情地参加了饭后的“国际圆桌讨论会”。日本人问，美国人怎样对待日本战俘？一个美国飞行员回答说，俘虏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日本士兵似乎不懂得这一点，还以某些地方的殊死战斗为例说明。然后这两个美国人说，日本人对待美国俘虏很坏，并问是否日本人恨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回答说，他的人民并不恨美国人，这次战争是东条发动的，还说在日本的美国俘虏被看管得非常严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日本人也问美国人：美国人是否恨日本人？一个飞行员坦率回答：偷袭珍珠港事件使他们恨日本人像恨毒药一样。
日本人要求这两个飞行员告诉美国人民：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支持军国主义分子，而且有些人，就像他们亲眼看见的那样，还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战斗。这两个飞行员答应尽力这样去做，还要求解放联盟在宣传中强调说明，落在美国手里的日本人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不用害怕投降。日本人答应了他们。这时候两个飞行员回想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另外的地方都曾遇见过十分正派的日本人，他们跟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报道最后说：“在会见结束时，大家都相互握手，每个人都对这场诚挚的谈话感到满意，并且懂得了他们在为同一个事业作战。这在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一条新的纽带，让东条和他那些法西斯分子灭亡，然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就可以成为朋友了！”
战争的命运可能还会把更多的美国飞行员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地和解放区去，其中包括山西、河北、热河、辽宁、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各省的广大地区，还包括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和太原的附近地区，以及广东省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狭长地区和海南岛的内陆山区。这些基地的规模和战斗力不仅是共产党坚持斗争的结果—人们在延安看到的伤员、战利品和来自前线的代表就证明了这种斗争的结果—而且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逃出来的那些外国人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明，这样的一些外国人跑过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跑过来，转道到大后方去。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载着第一个美国军事小组的九名成员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和大陆前线以及中美军事合作历史上的新时期就开始了。这个小组是去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部的。
军事小组的组长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的大卫·包瑞德上校，长期以来他一直是驻重庆的助理军事参赞，现在仍在军中服役。差不多小组所有的军官都不仅是军事专家，而且还通晓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不少人生在中国。虽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宣布，但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首先是涉及迅速营救美国飞行员，他们在轰炸日本目标后飞机受损只得跳伞，降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控制区，这种情况将来还会发生。还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们将全面研究中国的“第二战场”—在敌后的战场—的价值和潜在力量，并提出小组认为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建议。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欢迎这个使团的时候说：“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取得共同胜利，美军中缅印司令部派遣了这个由很有才能的军官组成的小组，来同我们一道研究有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问题。美国派遣了大量军队到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摆脱法西斯以解放自己。所有盟国取得的胜利都和美军在陆上、空中和海上的牺牲密不可分。中国也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今天法西斯主义由于盟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各国人民力量的日益高涨而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出巨大牺牲，从事大量工作。任何帮助我们改善工作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会欢迎。我们还要向盟国军队保证，我们把他们的工作看得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同样重要，并将给予一切支持。”
包瑞德致答词说：“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你们打仗已经打了七年，对敌人比我们了解得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朱德是招待会的主人，毛泽东也出席了。
这一切给这些美国军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喜欢那种质朴、坦率和热情的态度，在这里都是用拓荒者那随机应变的精神来克服到处可见的困难；他们还喜欢星期六晚上在场地上举行舞会，毛泽东和朱德像每个人一样，都在舞会上毫无拘束地融汇在一起，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勃勃。
一个对敌人情报感兴趣的军官看到八路军参谋部完整保存着东京出版的一切重要报刊，直到三四个星期前的那几期，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在重庆，这些资料都是支离破碎的。
派到共产党方面的那个军官视察了此地的国际和平医院，谈到它洁净无暇，管理得有条不紊。他说：“这批人在这里所干的工作，对每个医生都是挑战。如果说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或者确实一无所有，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些拥有一切的人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山东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