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延安和其他中共领导的地区期间，对我最有启发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敌后的一次旅程。
离开延安之后，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3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10英里。有两个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道路扫清，否则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这样的大幅标语，敌人从碉堡的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把我们在敌后那些日日夜夜的丰富经历都写出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
我们在9月8日穿越日本控制的离石至岚县汽车道。这条公路沿线每隔三英里就有一座日军碉堡。奉命护送我们过路的八路军四个连决定，派敢死队去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吊桥的拉索，使吊桥落下，然后向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碉堡里穿着日军制服的50名残存伪军缴械投降。俘虏中有一个上尉，他也指挥附近另一个碉堡的守备队。八路军就把他带上，让他告诉那边的伪军，马坊已经丢了，他们是守不住的，还是悄悄地出来为好—那些伪军照他的话办了。
我们前进路上的两座碉堡在24小时内先后被拔除，所以我们可以在大白天越过封锁线，并且到一个碉堡里去观察和照相。这座碉堡的建筑十分坚固，外面围绕着铁丝网和一条30英尺宽、40英尺深的封锁沟，沟上设有吊桥，沟外又有一道铁丝网、三道壕沟以及地下掩蔽部。
马坊镇上有很多共产党干部在秘密活动，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带着手枪，迅速地把这里的居民—他们已有三年多不属抗日政权管辖—组织起来。因这里的居民害怕日军报复，不敢把碉堡拆毁，甚至不敢拆几根椽子去当柴烧，所以农会动员其他村子的农民来做这件事。当我们又骑马上路时，看见至少有1000名老老少少的农民迎面走来，他们扛着铁镐锄头，兴奋地又说又笑，仿佛去赶庙会。
当我们在17天之后（其间日军曾来过一次）重新经过马坊时，碉堡、围墙、铁丝网、封锁沟、壕沟和地下掩蔽部都已完全消失，在镇子后面的小山上（碉堡原来在这里）只剩下一片黄土。这便利了八路军一个旅的活动。这个旅负责这一带的警卫，它是由在冀中平原战斗过多年的一部分老战士、山西“新军”的一些部队以及几支游击队编成的，总数有几千人，在日军占领的太原、汾阳等大城市郊区作战。
第二天我们到达晋绥边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距四周日军据点不超过30英里。民兵同游击队不同，他们不脱离生产，农闲时练兵，有敌情时就在本地作战，他们的土地由变工队代耕代收。这个军分区的民兵有12000人（我们看到从四个村子就集合起600名民兵），正规军和游击队约8000人，共计有武装人员2万人，全分区人口是400万，这个比例同我们以前曾经去过的两个军分区差不多。所有武装人员中三分之二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产党曾宣称在他们领导下的正规军有47万人、民兵230万人，从我们所得到的军分区的材料来看，这些数字是确实的。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有：日军5800人、伪军3820人，此外在太原还有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分布在110个据点里（这些据点类似于我们看到过的马坊）。我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月内，单是在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余处。
在军分区司令部，我们看到了六个日本战俘。他们是在8月28日八路军的一次出色的突然袭击中被俘的。当时他们正在碉堡墙外无所顾忌地享受田园风光的户外早餐，枪也不带，一下子就被突然出现的八路军战士猛扑上去抓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兵除一个外都是当年六月才入伍的，有的是应征的小青年，有的年龄稍大，是过去因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没有被接受的。这些日俘以及自动投奔八路军的10个朝鲜人都告诉我们，日军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尽管日本军官对他们灌输相反的宣传。他们还看到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传品，不但在前线，在北平这样警卫森严的大地方都有。
在司令部，我们又看到100多名伪军俘虏，是在过去两周内被俘获的；还有一支40多人的伪军小分队，是自动投奔过来的。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经过训练后将编入他们原来的日军指挥下所驻扎地区的游击队。同时，随着日本驻军人数的减少，敌人正把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据点交给伪军防守，而伪军又在迅速瓦解—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亲眼看到，当马坊被俘伪军说他们不敢投降是怕日军对他们住在镇上的家属实行报复时，八路军马上动员村民赶上驴车，装载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主要财产，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离开军分区司令部，我们快速地走过几个村子，这里有医疗单位，还有供医生和伤病员居住的山洞，另一个村子里有军工厂，每月能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最后我们到达一处山脚下。从这条山脉可俯视三英里外的汾阳市—日军在山西所占领的战略要地之一。我们目睹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碉堡，击毙10名日伪军，俘获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镇公所全体人员，缴获两挺机枪、70枝步枪以及许多日本樱花牌香烟、饼干、糕点、罐头等。在这次进攻中，以急行军从几个方向调集了一支优势兵力，包围了这座城市。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守备的敌军出城应战，但虽经三天三夜的不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记者团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先后到几个村子里去进行观察，几乎每过几小时就换一个村子，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汾阳城。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发现八路军建立的政府在开展工作，人民在欢庆胜利，当地干部向我们保证说，所有敌谍老早就被村民清除掉了，现在敌特只敢跟着日军的突击队行动。这样，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这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已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即使在有日军炮楼的村子里也往往存在着双重政权—一个是公开的伪政权，另一个是爱国政权，老百姓都知道，只是瞒着日本人。伪政权的村长常常是村民要求他担任的，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八路军办事。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缴获的日本军的信封信纸，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写明由汾阳日军司令官转呈，用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军在这一地区所处的困境。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镇上敌军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