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中国有许多新的事实证明它的力量。
但是华北的情况怎样呢？敌后广大地区的情况怎样呢？侵略者是否把华北变得对他们有利？当地的人民是否在抵抗他们的控制？他们是如何进行抵抗的？当日本认真地巩固其对所占领土的控制时，游击队顶得住日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吗？
这些问题极其重要。虽然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碰到了许多困难，但它的军队毕竟前进了，占领了中国那些最富饶、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商人员也开始随着军队进来了。游击队呢？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大概是因为日本的主力军忙于别的事情。一些游击战正在走向正规化和计划化。即使如此，它能够顶得住日本人吗？即使游击队不打扰老百姓，即使老百姓恨死了日本人，但他们会永远容忍自己的田地作为战场，自己的村庄成为废墟吗？不管现在的政权多么压迫他们，他们不是也必须收割庄稼，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的粮食吗？城镇的集市不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吗？继续乱下去，农民就会饿死。农民是否会终于同意即使当亡国奴，也要建立什么秩序呢？
1938年初，我们这些在汉口（武汉的一部分）的外国记者还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发言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有人问他们，中国是如何进行抗战的，他们会谈到中国军队的新战术、关于动员民众的命令、敌占区人民对压迫者的仇恨以及敌人的运输线不断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只要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发现他们对游击战和人民觉醒的力量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打一场英勇的殊死战，多少带点赌博的性质，关键在于耗尽日本的力量。如何支撑中国，以免在此之前垮下来呢？他们考虑的是得到更多的武器、更多的军队和更多的外国援助。“日本生逢其时。”在希特勒承认“满洲国”以后，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官员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3月份，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队官员卡尔森上尉广泛视察华北的游击战后回到了汉口。卡尔森上尉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尽忠职守。他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待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1000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作为一个人，深受启发和感动。卡尔森上尉是一个老军人，曾在尼加拉瓜打过游击。现在，他第一次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他回到汉口，有许多感想，带来许多事实和图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见闻秘而不宣。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所有从事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人都应当了解他的发现。
“我是三个月以前去山西的，因为我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我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我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有效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人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被“赤化”了？卡尔森似乎想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卡尔森在蒋委员长的批准下，动身去华北了。他必须通过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受到其领导人的欢迎。“我发现八路军的将领们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运转得很好，八路军、山西军和中央军充分合作，这使我感到意外。”
朱德对卡尔森说，敌后中国政权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许前往，但首先得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八路军概不负责。
“《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对我们说，“但是，我走到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在中国人民的手中。我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我亲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内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民的手里。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和政策性问题还是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卡尔森上尉说，“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接受军训，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在河北，这位上尉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入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自己的基地去，结果遭受了许多损失。卡尔森说：“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1月10日，卡尔森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人士、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施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而且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森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所有的服役都有是志愿的，”他对我们说，“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有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那里已有430名学员。”
给卡尔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对我们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做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支部队行军43英里，爬过了8个山头，每人还携带着35磅的装备。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1938年1月6日，卡尔森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人民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获得大胜，而自己方面则无任何伤亡或只有极少伤亡。卡尔森在五台山看到了被缴获的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兵的口粮。”他说。
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有训练的军事观察家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森说，“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此后不久，美联社记者汉森先生首次到河北中部的游击区采访。他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他亲眼看到一支游击队，“每行四排，长达一英里”。河北的一些县由吕正操的军队防守，吕正操是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些县里，汉森参观了一些制造步枪、手榴弹、刺刀、大刀、迫击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修理厂修理着缴获来的汽车和卡车。无线电台同五台山和汉口保持着联系。1500个村子的布告栏里张贴着游击队出版的报纸。边区共出版了17份这样的报纸。汉森还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游击队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25%，”他写道，“所有债务都推迟三年偿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产党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
汉森先生使用“红色分子”和“红色地区”这样的字眼，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他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文章中都谈到，游击队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是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既有北平的学生、东北义勇军和八路军官兵，也有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的领导人，他们平等地互相合作。冀中地区的总司令吕正操以前是东北军的军官。各级官员是普选产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公开组织，两党在各个方面共同工作。宣传工作是由统一战线进行的。汉森估计边区人口约有500万。汉森在两三个月以后写文章时，又说有700万。他援引一个政工人员的话说，其中有200万人在一次短期的宣传运动后，积极参加了宣传工作或自卫活动。群众运动“造就了自己的领导人”。
汉森先生也提到，游击队通常总是以极小的代价打败日本人，伤亡人数仅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一位政工人员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是由于游击队熟悉当地的情况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使他们可以了解敌人的行踪，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出击，并充分发挥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威力。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损失不会超过敌人的十分之一……博野之战，我们牺牲了17人，但只杀死了60多个日本人，由于这个失误，我们的一个干部受到总部的严厉批评。”对他的话，汉森先生起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后来他相信了，因为他在吕正操的司令部看到了成堆被缴获的日本武器，许多游击队员配备的都是日本的枪支。
这里援引的两位美国观察家都认为，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进步的一个因素。在抗日的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敌占区诞生了崭新的中国政府，它是彻底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纲领。
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把斗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自从这个根据地建立以来，它就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这种民主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泉源，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晋察冀地区的农民喘不过气来，陷入贫穷和被奴役的深渊。过去受压迫的男女现在挺直腰板走路，积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过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他们是在进行抗战的同时争取这一切的。他们全力以赴地保卫国家、收复失地。晋察冀边区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以后，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
但是，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令人惊异的新民主是如何建立的？它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怎样保证它不致在下一次扫荡中被消灭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扼要地回顾一下晋察冀边区的历史和组织情况。这个边区至少拥有70个县、1200万人口。
1937年7月，当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在卢沟桥打响时，中国红军驻扎在晋西的云阳。得到日本人又入侵的消息后，指战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马上改组军队，以便适应它将要面对的新形势。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对付敌人。8月底，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它奉命立即东进。其主力开向晋东北，其先头部队挺进察哈尔和河北西北部。朱德总司令的临时司令部设在五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