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追问，往往要落实到一个关键词上，这个词就是“诗性”，也称为“文学性”。何谓“文学性”，或“文学性”何为？这样的提问，其实是非常核心的文学理论问题，但其答案却是人言人殊的，从来没有定论。笔者偶然看到一种说法： 文学性，“是人的经验存在和人性存在的本身”吴晓东： 《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页2…粗略想想，感觉颇有道理。
人的经验存在和人性存在是具体的，具备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经验存在和人性存在的本身是怎样的状态呢？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有人文工作者必须追问的一个核心命题。将这样的追问进行到底，“边缘性”一词自然而然迅速浮出水面。比如，“后文化诗学”的信奉者，他们早已经明确告诉世人： 上帝死了，人（作者）也不在；这个世界，只有平面，没有中心；只有欲望，没有信仰……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偏颇明显，但多少令人警醒。其实，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是人都只能是“边缘性”存在；人生本来就是时空中的“过客”；不过，话又说回来，是人又必须得趋向于“中心”。这个“中心”，可能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信念”、“理想”之类，或者，仅仅是一些“念想”而已。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只要还拥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人便可获得一种“自我”的感觉，即他（她）还是活在应该的位置上的，这个位置即通常所谓的“中心”。有了这样的一个所在，人才可以感觉到自己活得实在，活得有意义。这样说，“边缘性”其实就成为了人的“活力性”，甚至“人性”的代名词。换一句话，人不是既定的，人因不断创造而生成自己。但，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边缘性”的状态，才会敏感于生活的不满足，才会奋起直追，才可能开始真正的创造——包括审美创造、文学创作……如此推理，“边缘性”，终于真正地成为了“人”的一种最为本真的状态。所谓的人，就是身处“边缘”，面朝“中心”，一辈子走在路上……
回到本义，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本真的一种状态——即诗意的栖居。既然如此，“边缘性”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的状态，而文学的“文学性”就只能由人的“边缘性”才得以体现、确认。简之，“边缘性”等于“文学性”。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人文的“信念”罢了，其来源是个体情感的体验。但对于文学研究，甚至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体验又是必须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文学，尽管也需要宏大叙述，但最后都是诉诸细微的情感，诉诸个体的心灵；由个体心灵，然后到达集体心灵，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心灵之外，没有文学，更谈不上“文学性”。真正的文学，其触角总要试图穿透社会人生大舞台的边缘地带，刺探那尘世间生命的复杂间隙，恢复人性的鲜美与活力。这就像中国古老的针灸治疗一样，针灸要找准人体骨骼与经脉之间的关联处，一针下去，活络通筋，疲惫的身躯刹那间恢复活力，病体渐愈；文学则要通过审美的精神方式，通过鲜明而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进行情感冲击，去找准这个俗世全人类人性气脉的堵塞处，为人类的精神去塞化瘀，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敏感和灵性，使人永远处于血肉丰满、无拘无束的状态中——诗意的栖居。
三、 “边缘性”诗学对于“崇左
文学”的阐释与引领
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握文学的奥秘，进而推进文学创作的真正发展繁荣。那么，从以上两个“边缘性”的诗学道理出发，落实到本论域——针对“崇左作家/文学”而言，这样的理论，对于阐释与引领“崇左作家/文学”具备怎样的价值意义呢？概而言之，至少有相应的以下两点。
首先，从“边缘性”等于“文学性”这一理论上说，“崇左作家/文学”现象其实是具备了非常高的理论阐释价值的。纵观本专辑，几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创作的崇左作家，他们却都通过对明显具有本地特色的本土人生人性“边缘性”积极开拓而努力追逐到了自己文学作品所应该具备的“文学性”。简单分析： 周耒的《背着炸药包的女人》讲述了一个“网友偷情”的故事。故事主旨： 偷情，边缘文化；故事发生地： 左州（崇左市别称），边缘地方，人物： 一对只有Q名的普通男女，边缘人物。故事中，作家正是通过这些“边缘形象”的刻画而直达自己对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的文学思考。品味小说后，不禁被作品所蕴藉的悲悯情怀所触动——真情不在的当下社会，偷情却洪水般泛滥开来，一种人性普遍扭曲的症候，使得真正的灵魂持续罹难，生命处于“不能承受之轻”的压抑状态中！
梁志玲《被凌迟的风景》绝对又是一个“边缘性”很强的故事。小说通过儿童化的视角，叙述了“江边上”一段人生的尴尬与人性尤其是母性的坚韧、伟大。故事中，底层人生的杂乱缝隙间，母亲忍耐病夫的凌辱，“骚”、“浪”（偷情）。但女儿索弥从“边缘处”的“偷窥”，却看清了“这一切”的真相： 母亲其实“就像墙角那丛异常茂盛的夹竹桃”，花色“凄迷而绝望，强悍而又霸道”，“和整个小镇青黛色的调子格格不入”，“茁壮”……作品中所描绘的“被凌迟的风景”其实正是一处“边缘性的人性风景”。小说的语言含蓄细腻，生动传神；情感缠绵，犹如蜿蜒流淌的左江水，河水深不见底，河面幽幽泛蓝，可鉴天日。
赵先平的《爷》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具备“边缘性”的特色。小说中的安平村的两位“爷”是本地“道公文化”的传承者，这注定他们必然要在现实功利的当下主流社会缝夹里求存活，因此也难免要遭受时代人性异化所带来的命运劫难与精神痛苦。两位“爷”本来都是“道法高深”而广获村民认可的，但现在却为各自名利，斗得不可开交，最终导致一位“爷”身陷囹囫，一位“爷”心灵孤寂。作家用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似乎不置褒贬，但却能把一种边缘人生的时代遭遇，以及因此遭受的人性痛苦开拓到令人心灵战栗的程度。
另外，蒙道中的《夜江歌》，个性地描绘一段有关爱情真谛的故事；莫灵元的《钦差队长》，小说本身就是一幅“权力腐败”的机关人物肖像“风俗画”。这两篇小说都独具特色，即它们都善于从“边缘性”的角度直接切入人性的深处，开拓自己作品的“文学性”，读来耐人寻味。
其次，从文学活动“主体性生成理论”上说，“崇左作家/文学”这样的“文学边缘性现象”其实更应该得到关注、鼓励。一方面，文化地理空间等客观意义上的边缘性，使得本地作家在创作时更天然地容易获得一种“边缘性”的体验，因此更容易生成“主体性”、“创造性”的身份，即更容易进入一种诗意的境界。所以，作家身处底层、身处边缘，心灵更容易感受到边缘人生人性的原生态，更容易创作出适合时代人类灵魂的诗意栖居之处。所以，边缘性的作家，比如崇左作家，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应该坚持自己“边缘的主体性”立场，不断奋勇直追，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者角度而言，挖掘、发现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边缘性文学”，更是责无旁贷。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举措符合文化进步、人性完善的根本需要。
结语： 边缘性的拓展及其意义
从经济学“后发优势”引申出来的“边缘性”一词，运用到文化学话域，其具备了“边缘活力”的文化阐释力；再引申至文学研究（诗学、美学）话域，“边缘性”一词，更进一步具备了“等同”于“文学性”乃至“人性”这样的著名词语的阐释力，这是本文所要努力挖掘的主旨——“边缘性的拓展”。理论落实于实践，挖掘这样的主旨，进而运用于具体的文学（崇左文学）阐释，这是本文所要努力的范围。但本文的理论价值恐怕不应仅局限于所谓的“崇左文学”这样的“狭小话域”。笔者甚至认为，对“边缘性”一词所包孕的诗学、美学理论的深入挖掘与催生，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的良性发展，无疑也是意义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