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搬运工说起
如何切分剩余蛋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发展为了谁的政治问题，还关系到社会价值取向这一文化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如果在切分蛋糕过程中没有围绕社会目标进行，人们心理失衡，共同理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一位朋友听说我要写书，就请我一定把她目睹的一件事写进去。她向我描述了农民工一次劳动的场景：一个身着正装的中年人，或许是领导，或许是有钱人，或许只是个白领，打电话让运来了重达5吨的水泥、大沙和石子，用来装修他的房子。搬运工是一位十分瘦弱、看似小孩的农民工。正值夏天，着正装的，背着手站在那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这个瘦小的身躯，一趟又一趟，最终将5吨重的东西搬到4楼。我的朋友走进楼道时，看到的是整个楼道被汗水滴湿。她当时惊呆了，喃喃地说着同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汗水究竟有多少？一个人的汗水究竟有多少？……她似乎在担心，那个瘦小身躯的汗水应该已经流干了吧，再也不会有汗水了吧。
我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心中酸楚之余，想到体力劳动者还有很多很多：高空作业的、高温作业的、地下作业的、高危行业的，等等。他们的工作条件，与坐在空调办公室里还抱怨天气太热的相比，冰火两重天。党中央已经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工作时写道，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如何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如何提高工作在艰苦条件下的职工的收入报酬，如何确定强势阶层的利益边界、弱势阶层的生活底线，谋求社会分配的均衡，真值得我们深思了。
分蛋糕的难题
生命最珍贵，生命逝去了，再谈权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生存权也就成为人最根本的权益。这不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历史一直在阐释着这句话。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风起云涌，多因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在中国历史上，让当政者最头疼的，就是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美国总统艾奇逊甚至预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还说了一句自慰的话：“我把四万万人吃饭的包袱，终于甩给了毛泽东。”①中国仅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却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确实是个天大的难题。从古至今，民以食为天，当政者一直把粮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但奇迹般地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向世界各地供应着“中国制造”的商品，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不能不让世界震惊。我们的国人终于不再凭粮票买粮食了，不再用布票买衣服了，见面不再说这样的问候语——你吃了吗？
谁知人们吃饱饭了，并没有满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心理的形象描述。社会蛋糕越做越大，中国人在欢庆着自己有钱了，找到有钱人的感觉后，内心不平衡却加剧了，生存冲突反而更加尖锐。根据问卷调查，74％的职工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表示“不满意”，仅有5.5％的职工表示“满意”。
为什么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了，反而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呢？这是因为时代进入了不同阶层利益分配阶段，不平而鸣的声音。
不可否认，职工人均工资增幅逐年提高，支付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广大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们仍然对目前状况有意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分配不合理，导致心理不平衡。
不比不知道，一比才明了。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至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盈余介于20％至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至11个百分点。
别看只是几个枯燥的百分点，却直接关乎着百姓的生活质量，反映的是劳动者收入、企业老板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在分配的天平中，企业盈余与劳动者的报酬分别置于天平的两端，此长彼落，此低彼高，国家财政收入则居于中间，运用好了会起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如用于社会保障，救助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就会受益；如果用于对企业的某种补贴，企业老板就会受益。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让资本有了更多收益，广大劳动者的奉献支撑着经济增长。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让老板赚钱不就行了。你不让老板挣钱，他就不开工厂了，你也无法就业了，最后大家都没有饭吃。让老板赚多了，职工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大家都有意见，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大家都没饭吃时，可以平均分着吃，都少吃点，饿不死就行。都吃饱饭了，还剩下了一块蛋糕，分给谁呢？让谁来切蛋糕，让谁先挑蛋糕，保证蛋糕分得公平，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难题。
谁在多吃多占
目前的状况是，行业、地区、城乡和个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营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分配差距更大。
据报载，全国现在的行业收入差距是4.2∶1，而“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至1.8倍。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至2倍。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4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②。
企业经营者特别是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太大，让人对“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产生怀疑。调查显示，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某些国有垄断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年薪100万元左右，普通一线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50倍。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以实行隐性工资制度和商业机密为名，故意让企业职工收入不公开不透明。据《人民日报》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为66.8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1461元以下。”③
这些数字是啥意思呢？上市公司高管干一年的活，相当于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的一个职工干38年，也基本上算是一辈子的收入吧。假如全国工资平均的话，也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干18年。某些国有垄断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干一年，相当于本单位职工干50年，也就是说，职工干一辈子也没有他们一年的收入多。职工觉得其付出没有在劳动报酬中得到体现，不尊重劳动创造价值就是不尊重职工，心理不平衡，多数职工有意见。收入差距过大和沟通渠道不畅，是造成经营管理者和员工关系不融洽的主要原因。
因贡献不同而有差距，人们无话可说；贡献不大，拿钱却多，人们自然不满。像资源型企业，不愁原料不愁销售，技术由专业人员负责，领导只是张张嘴（讲话），仰仰脖（陪喝），本来就不是什么技术活，真正的价值来源于职工的辛苦，可是管理者的收入比职工多几十倍，干活者挣小钱，看干活者挣大钱，这就是不公平。不该拿的拿了，不就多吃多占了，职工心里自然不服气。
还有弱势群体
除收入差距外，低收入职工比例还在增大，困难状况加剧，特别是“四零五零”人员和有重大疾病的老职工。与经济增长不相称的还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存在，劳动争议案件增多，特别是拖欠职工工资、保险费增多，社保制度不够完善，社保强制性不足，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达不到职工和居民希望的水平。
随着GDP和财政收入逐年增长，政府财力大大提升，中国老板的钱袋越来越鼓，有钱人越来越多，职工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达到相应的增速和增幅。工资跑不过GDP，物价上涨侵蚀着职工的收入价值和幸福感。曾和一个退休的老人聊天，她说：“以前月工资就几百元，感觉每月扣除生活消费支出以外还有余钱，现在退休工资涨到一两千了，但是买斤葱都几块钱，换开一百元一会儿就花没了，每月不要说存钱，老是感觉不够花，唉！真是钱不算钱了。”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大多数企业职工收入仍然偏低，不少企业职工面对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压力，存有忧虑和烦躁心理。
我春节慰问贫困职工时，看到一位职工住在简易的棚子里，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他的儿子外出务工，不知春节回来后将在何处安睡。有钱人买多套住房且闲置着，一些人为安放一张床而发愁，难免会引起人们的遐想。
一天早上，我出去吃早点，碰到两个农民工刚吃完早餐准备结账，两个人一共吃了一块八毛钱，还争着掏钱。一块多钱在他们看来并非小数目，而有钱人可能掉在地上都不想去捡，因为他们在高档餐厅，上万元的一桌菜，吃了不到一半就扬长而去却毫不吝惜。2012年在法国购物消费最多的游客是中国人，平均每人要消费一万多元，相比之下，国内还有不少家庭的孩子因付不起几千元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上大学……
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2012年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找出来了，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差距已经很大了，正在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到了该下功夫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了。
谁应该多得
理论家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工资的核心因素。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有差别，影响着收入的差别。说白了，就是根据你干得多少好坏拿工资。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复杂劳动、生活流程中责任大的岗位等往往工资报酬要高一些。在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精神，要通过收入差距激发每个人的创新热情，营造鼓励发明创造的氛围。像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者确实出了个点子，一下子让企业盘活了，利润猛增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你做到了，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无论是领导还是职工都应该多拿工资，而且收入差距大一点也是应该的，谁让咱没有那个本事呢，只有少拿点了。
市场逐利性原则决定，效益好的企业中的员工工资可能会高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效益好如何分配好。像管理者，应该设定岗位标准，做到什么程度，拿什么样的工资。当领导的切不可把别人做出来的业绩、创出来的效益，都当成自己的成绩。你是老总，并不意味着公司的所有效益都是你创造的，你只能计算你直接创造的那一部分。如果把公司创出的所有利润，因你是老总都理所应当地算自己一份，然后按一定比例确定效益工资，收入自然会很高。
供大于求，劳动力价格会偏低；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会偏高。西方懂管理会技术的人多，体力劳动者少，所以如建筑工人等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最高，而我国体力劳动者多，钻研技术的少，就要让搞技术懂管理的人多拿多得，引导社会再学习、再创造，让农村初中毕业就想就业的孩子看看，想挣大钱就必须读书学技术。
强资本弱劳动的时代，资本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例相对较多，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初期，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人家好不容易借了点钱开了公司，解决了大家的就业问题，让你有饭吃了，多赚点不应该？我们经历了人口红利时代，靠着广大职工的艰辛劳动支撑了国家经济的起步和腾飞，也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今天，资本短缺年代已经过去，到了需要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支撑的年代。这时收入分配政策应该有利于调动人们学习先进技术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素质，激发劳动热情，资本收益降低是正常的。
理论是浅显易懂的，运用起来关键在于屁股坐在哪儿。我们可以举个例子，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月嫂紧缺，月薪高达万元左右。这时，某个城市就出台限制月嫂工资的规定。而有的企业高管年薪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已经连续多少年了，为什么没有出台相关限制规定呢？能管住月嫂，却管不住高管？
我们可以借口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分配的裁决，如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只要有关部门下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为什么不下发呢？对于非公企业，实行收入累进税制，收入高到一定界限后，课以高额的税收，这样也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这部分人在国民中占很少的比例，为什么就不出台政策呢？当然有人会说，不让老板赚钱，企业就不能发展，职工就无法就业，但是，如果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就能发展？企业的效益会好吗？
坚守社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