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确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科学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基础，就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估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才真正上升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认识上来。此次全会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长期的。由此出发，把过去我们党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为实现小康。这种对国情和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基石。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讲话中，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种提法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二大之后，随着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展开，各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些实践活动，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也趋于系统。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本质特征的初步揭示。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历史前提以及这一阶段存在的长期性；揭示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及解决途径；概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成果时说，十三大的重要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进一步科学论证，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2.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事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的社会性质、基本国情和正确认识这两者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经过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基础条件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差距的存在，就否认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对这一点又必须有充分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已为社会主义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个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后的烂摊子之上，建立在一个封建社会延绵了几千年的大而贫的国度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生产力巨大发展的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在中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算起，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中国已经走过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两者在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方面都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淆。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段话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初级阶段具体而形象的图画。同时，也把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直接而清楚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党的十三大对初级阶段理论的论述不仅仅限于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解释，它还提出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路线，以及完成党的基本路线所要采取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党的十三大指出，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同时还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这就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较完整和系统的内容。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曾提出过分阶段进行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说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问题，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也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传统观念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根据我国的国情，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制定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之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包括对社会主义发展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在这个科学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握住这个根本，才能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才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告诉我们，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按照这条基本路线的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今后，我们仍然要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基本路线指引下，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伟目标。
第三，它是我们寻找错误根源、防止再犯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有过，而这些错误往往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不清有着直接的关系。认清了今天所处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避免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同时也可以为我们寻找犯错误的根源提供思想武器。
（二）坚持“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在 20 世纪50年代逐步明确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并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目标重新设定的开始。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社会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将中国到本世纪末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确定为“人均一千美元”的“小康状态”，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更加具体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981年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 1982 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 20 世纪内中国共产党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十二大报告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 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阐述了“三步走”的思想。
198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概括和阐述了“三步走”战略。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充分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把经济发展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和今后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体现了积极进取、量力而行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第三，“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要求我们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奋起直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特点
与以往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步骤相比，“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目标本身的变化。过去中国共产党把奋斗目标明确确定为“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共产党把目标确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扩充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有了深刻认识的结果。
第二，目标的量化。“四个现代化”看起来是个具体的目标，实际上是抽象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从1980年的250美元起步，到1990年的500美元的“温饱”，再到2000年的800～1000美元的“小康”，再过50年后的人均4000美元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量化到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目标不曾有过的。
第三，时间的推移。现代化，仍然继续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中国共产党不再轻率地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中国共产党确定“两步走”时，“本世纪”已所剩无几，而离“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差很远。放弃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大话，是中国共产党已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最好证明。
第四，手段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选择“四个现代化”后长期采取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革命”的主要手段就是阶级斗争。斗争的结果，不仅是目标不能实现，相反是离目标越来越远。中国共产党确定“三步走”，所采取的是改革开放等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目标一步一步地达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渐成为人们看得见的事实。
第五，目标选择过程的变化。过去中国共产党确定“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并没有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性进行多少考察，非理性的成分较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反映了一种求快发展的愿望。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三步走”发展战略，则是在对中国的国情有了充分认识的前提下的选择，它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提供的条件来确定的。与以往的目标相比，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可行性。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关键是振兴科技，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教兴国，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战略高度抓紧发展教育事业，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优先发展教育，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世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强调优先发展教育，是因为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能否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基础在教育。所以，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三）改革开放理论
1.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进步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5年春天，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的全面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一句惊世之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这个著名论断，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动员令。
所谓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代中国改革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条。
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要求。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曾经提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动力建立在无矛盾论的思想基础上，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而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指明了方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时，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另一方面又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了具体的研究后，邓小平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体制的矛盾，只有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二，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造成人民贫困、国家落后的事实，迫使我们必须改革。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动因时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 年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①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旧的体制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普遍贫穷。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国民经济一度处于徘徊甚至停滞的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殊的历史情况和严峻的社会局势，怎么办？邓小平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必须进行改革，“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第三，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扫除障碍，以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我国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不能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经济上，由于我们把三大改造时期一些确有成效的经济措施和方法不加改变地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由于我们照搬了国外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结果形成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在政治上，由于长期实行同这种经济体制相关联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现象严重、官僚主义泛滥。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等其他体制，就必须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迫切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性质时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选择改革，让我们最直观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和深化。
第一，选择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重新全面认识的结果。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并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很多困难，有过不少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不曾从认识方面找原因，不曾认识到这与对社会主义本身认识不清有关系。过多地是在赞颂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的成绩，习惯性地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选择改革，并不仅仅是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全面反思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始。
第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重要特征重新认识的结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将坚持了几十年的并一直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进行了剥离，将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的长期以来被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撼天动地之威。没有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重新认识，就没有中国经济体制的伟大改革之举。
第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更深层次认识的结果。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将不会长久和深入。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问题，需要改革；政治体制方面也存在问题，同样需要改革。这种认识，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较浅层面的局面，勇敢地触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敏感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
2.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实践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和中国人民把握历史与时代发展规律的科学选择。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又提出，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不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须善于学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0年，他正式使用“对外开放”的表述。“对外开放”，是对发展国际分工、国际合作，特别是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外向型经济的简明概括。它易于我国人民所理解，现在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对外开放也逐渐被确定和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在阐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还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命题。
邓小平为何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呢？主要原因有：第一，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敏锐观察的结果。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只有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和科技成果，才能发展自己，赶上当代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潮流。第二，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长期闭关自守，把我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三，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人才，以克服我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知识不足等困难；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参加国际经济、科学、技术、人才和信息的交换，有利于我们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经济、科技信息；可以广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发挥后发优势，在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经济，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发展程度的差距。
所以，坚持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它是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基本政策，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其中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整个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点。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为主体，带动其他方面的对外交流，使之相互促进、协商发展的政策体系。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决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我国不仅目前需要对外开放，而且今后经济、技术水平提高了，仍然要实行对外开放。正如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用最短的时间缩短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开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性选择。之所以说“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选择，是因为在世界上已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开放中快速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利用开放求得发展的并无先例。这一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问题，开放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它将涉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容纳程度问题。选择开放，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资本主义在现阶段仍具有活力，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至今人类最先进的物质文明，承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贡献，承认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开放后的结果，会带来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的变化。这种结果会不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绝对论”，创立了以“主体论”为核心内容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三，它改变了过去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中国，人们不再把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东西笼统地看成是“姓资”的东西，人们学会了从本质上去判断“姓资”、“姓社”，改变了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方法与“姓资”、“姓社”联系起来的思维方法，当人们开始使用被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时，也就开始突破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扰，不再担心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
第四，它恢复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曾提出过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后来很快放弃了这一思想。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在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的水平上恢复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利用。
第五，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怕资本主义的观点有了新的补充。过去中国在与资本主义隔绝的状态下凭着信念高喊：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不怕资本主义的威胁，甚至武装进攻。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中国靠的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描绘，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憧憬，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天我们不怕资本主义，是我们找到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途径——发展生产力，我们将用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速度去发展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实力去战胜资本主义。开放政策的提出，有胆略，同时也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实力的支撑。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不仅不怕国外的资本主义，甚至敢于允许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实行震惊世界的“一国两制”。
上述一切改变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陈旧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水火不相容、不共戴天。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比如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艺术形式，资金、资源、人才等，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都必须拿来为我所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全面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科学命题是由邓小平最早提出来的，其正式形成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历了一个实践积累和逐步形成的过程。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首次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尽管当时还是讲计划经济为主，但毕竟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承认和肯定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必要性和有益性，对于理论探索和改革进程无疑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并把这个决定称作“纲领性文件”。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又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1987 年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讲这个了。”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新论在党的十三大被全党进一步确认，一个新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1990年底和1991年初，邓小平两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首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重大突破表现为，一是突破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提出过两大设想，一个是“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另一个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后来的实践首先突破了第一个设想，列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实践和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个设想计划性，在实践中一直未被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但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提出过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认识，但更为一致的观点则是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这种认识即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付诸了实践。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结果表明，这种否定和排斥市场的做法，没有使他们获得成功。实践要求理论上突破这一设想。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二是突破了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为基础同公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点，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手段和方法、与私有制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新发展。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使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进一步成熟和深化，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观念。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学》一书中分析人类社会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几种行为方式时，认为：“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者“对于依赖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利润动机的自由活动表示怀疑。他们坚持引入计划机制来协调不同的部门。”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在他的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当今世界现实经济制度做了这样的分类：“现实的经济，不是围绕着苏联的命令模式。”“美国、主要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归入市场类型，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入命令类型。”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达到了惊人的趋同，这样这种观念就更加深入人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人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支持中国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希望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走向私有化，实现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独联体和东欧一些国家，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为了搞市场经济他们会大搞私有化，最终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而被突破。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所有制的多元化与公有制的统一。这些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再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找到了正确道路，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普遍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手段和方法，它闯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使我国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经受住了考验。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面临的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国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