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院或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从ＭＢＡ班或ＥＭＢＡ班学到的管理知识，大多是操作层面的，那里面有不少内容，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然而，如果从国学，从诸子百家，从儒、释、道诸家典籍中学习管理，却是智慧层面的，是可以一通百通，终身受益的。这当然要有人指导读经典，要切实体会并实践。从中，我们可以开悟智慧。在这里，我拟从儒商、儒工的工作伦理讲述儒家的管理智慧及其现代意义。我分三个方面讲：首先讲中国、日本的儒商；其次讲孔子的管理之道；最后讲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儒商的工作伦理
现代化的工作伦理、公务员伦理、商业伦理、企业伦理的建设，是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特殊的业务性质和特殊的服务对象，因而有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但各行各业又有普泛的工作伦理，这些工作伦理或商业道德的建构，完全可以借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精神：仁爱忠恕、礼义廉耻、诚信毋欺、自省慎独、戒奢以俭、敬业乐群等。传统美德及公私观、义利观、群己观在工作伦理、社群伦理上的现代转化，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型的公民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法律秩序、教育水平和伦理体系、道德观念的配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建构的初期，尽管肯定利欲冲动的合理性，打出“合理利己主义”的旗帜，但不能不肯定“信守契约”、“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同情心”等道德要求，如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１７５９年还写了《道德情操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批评了那种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完全以“利己”为唯一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认为这些思想与亚当·斯密及其着作《道德情操论》
行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杜威实用主义的道德学说，也曾严厉批评了打着维护所有人自由、平等招牌的“粗鄙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杜威认为，把少数人对私利的追逐扩大为多数人的追逐，也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改造社会，促进新型人格的形成。他强调道德行为的社会性，认为人不应服从私人的“金钱利益”，而应服从于社会改造的利益。
１９８６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十分重视政治制度改革、法律秩序和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布坎南认为，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要求互相尊重，保证实现权利和执行契约的法律。他说，“不受制约的人是野兽”，个人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限制在相互有利的界线之内。
从以上略述，不难发现，西方思想家、经济学家并非否定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并非不加批评地鼓噪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利己主义、金元挂帅、享乐腐化或不受任何制约等等。至少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公共道德秩序和个体人的道德自律与教养，离不开一定的商业道德。这是文明积淀下来的、不言而喻的背景和健康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二、中国的儒商
早在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日益扩大，商人资本日益活跃起来。当时全国出现了徽商、晋商、陕商、闽商、粤商和浙西龙游等商人集团，其中徽商最为着名。徽商在商业活动中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道德，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与经营原则。有这样一个故事：大盐商吴时英手下某“掌计”，借用吴的名义向别人借了一万六千缗钱，后来还不了债。事发后，有人对吴说：“彼债彼还，尔公何与焉！”吴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而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后来他还是自己还了这笔债务（《太函集》卷三七）。不仅大商人如此，一般商人的帮手，也十分注意洁身自好。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便十分称赞徽商的伙计：“某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遗。”（《肇域志》）在商业贸易中，也是如此，公平守信、诚实不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徽商普遍鄙夷那些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见利思义”与“以义制利”的信条。出身新安巨贾家庭的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曾记述这样一个徽商的事迹：
“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太函集》卷六一）这种做法，实际上也使徽商广揽了声誉，提高了社会地位，推动了商业经营。中国古代商人的商业道德：第一，强调诚实守信，市不豫贾，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严禁以假充真，以劣充优；第二，肯定勤俭经营，开源节流，精通商术，知人善任；第三，倡导和气生财，礼义相待，敦睦亲邻，疏财济世。
晋商票号业曾风行天下，它的理念都是儒家理念。山西乔家大院主人乔守庸先生也是实践儒家理念的。他用《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文昌帝后阴骘文》、《省分箴》
等善书教育子弟。
一些“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长期以来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
“同仁堂”创建于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它在三百多年中长盛不衰，日益兴盛，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始人岳显扬讲：“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济世养生为办企业宗旨，对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对待店内职员，也一视同仁，以诚以礼相待。到现在，“同仁堂”的老职工还记得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制药谁也看不见，但我们要以良心对待制药工作。“同仁堂”还有一规矩，就是不许说“不”字，要什么药，店里没有，请顾客写下来，他们去帮助买，对顾客总是有求必应。过去，“同仁堂”还办粥场、办义学、施义财、办水会等公益事业。积德行善，济世养生，才使得“同仁堂”取得了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中国老一辈工商界的创业者，例如荣宗敬先生、荣德生先生、宋棐卿先生等沪津实业巨擘，提倡和实行传统文化精义，特别是“儒工”、“儒商”的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信条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这种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公司群体的企业精神，从而达到全系统管理的做法，曾使他们获得极大的成功。
无锡荣宗敬、荣德生的实业理念是“仁爱、自律、务实”。荣德生先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家与子女，使其对工作不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是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所不能比拟的。
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棐卿先生同荣德生先生一样，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待人之道，调节公司内外的人际关系。他命人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几个赫然在目的大字，作为东亚公司的厂训。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经营管理的格言，实质上是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的管理，用东亚公司的另一句话来说，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管理人”。东亚公司用孔子的话作为厂训，既适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与心理，又起到了管理作用，把外在的“他律”变成了内心的“自律”。
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和佛法精义融于企业文化之中。他说：“东方智慧如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了人们，使人顿悟。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大自然。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作所为以社会为依归，以大自然为依归，在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中而几乎可以达至忘我境界。”他年轻时曾一无所有地从一个熨衣工做起，靠勤奋、敬业、诚信，受到上司提拔，然后自己创业，２０年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旭日集团，其中有百多家公司，数万名员工分布于世界各地。“真维斯”就是他的产业。他们杨氏三兄弟为家乡惠州和国内各地，为香港公益事业及海内外文化发展捐了很多钱，为内地经济发展尽心尽力。杨钊先生行止素洁，吃斋，拒绝声色犬马，精通儒家、佛家等哲学、宗教书籍，以精神收获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众生和社会，弘扬“大我”、“大公”。他曾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评判团给他的评语是：“正直精明，能干苦干的企业家。”他在创业守业的过程中，开掘心灵深处，寻求人生道理。他对内地有的暴发户赚了大钱后就吃喝嫖赌、腐败堕落，穷奢极欲追求感官刺激，甚至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很不理解，深恶痛绝。
三、日本的儒商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
日本的村山孚的《新编论语》一书，更是专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着。日本丰田公司创办人丰田佐吉经营管理的座右铭为“天、地、人”。其子丰田喜一郎的座右铭为“天地人、智仁”。其孙丰田幸一郎又增为“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外，中国古代商人也曾强调“因天时，乘地利”，考虑市场的变化，因时因地制宜。“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见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日本本田公司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摩托车公司，它的经营者追求的是技术与人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生产摩托车。该公司重视人的因素，提出了“人要有创造性，决不模仿别人；要有世界性，不拘泥于狭窄地域；要有被接受性，增强互相间的理解”的经营战略、精神信念和文化价值取向。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的事业成功，与其理想、言行多蕴含有传统儒家、道家思想有关。松下在企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回答人们所提出的“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管理智慧是《周易》的变通原则和《老子》的自然之道。“松下精神”是什么呢？松下精神是“和谐、自省、纪律、忠诚、献身”。松下公司崇尚敬老尊贤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这与该公司提倡的竞争自强、讲求效率、奖掖青年并不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