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各种学术的回忆录和有关方法的讨论。从各种学者的优点中学习，也从他们的失误中学习，我感觉我的心灵还是一种更趋于综合性质的心灵，很难做顺藤摸瓜的一个个小题目的研究，我总是喜欢“先立乎其大”，但也不是如熊十力、牟宗三那样形而上学的综合，我还是相当喜欢具体、平和的实证。仔细看了胡适留学日记，我好像看到了胡适是怎么诞生的，很是佩服，也知道我的学术气质不全类此。我喜泛读，喜欢全，要么只写杂感，要么就写成书。读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学家的天职》、《论近年的学术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末节论“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觉其已接近于是揭橥现代学术特点的宣言，可以阻抑学人之奢望，乃至过热的社会关注和议政干政之心，但是，他们可能轻视了：还有一门社会政治理论本身的学术，对此也不可不以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去追求，就像不能因害怕政治的泛道德化就不谈政治的道德基础一样，也不能因学术的政治化就畏谈政治学术与社会理论本身。
我也一直关注近几年有关学术方法和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这些讨论给了我不少启发，但我没有参加这种讨论，我个人似乎更愿意以实绩来探索和展示自己的方法。阅读科瑟（Ｌ．Ｃｏｓｅｒ）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使我发现，几乎一切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都不是严守规范——或至少不是严守当时的学术规范者，几乎都有点不合时宜或者标新立异，甚至有些做不成当时的主流学问，被摈于主流之外，“开风气之先”的人总是有些孤独的，对此章学诚有很好的叙述。规范化本身也是在变化之中。我倒是更感兴趣于联系政、教分离及平等化社会趋势来看“规范化”讨论出现的社会学背景：
为什么古代的学术不怎么介意于此而仍有看似无形的约束和光辉的成就？
为什么现代的学术逐渐成了一种职业而不得不需要一种行规？
规范在各时代有何不同的意义？
规范化确实是顺乎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但这一潮流既可喜又可忧。
有关学术上的一些具体方法，我觉得首先要善于利用图书馆，要对那些最好的书、最适合自己研究目标的以及最新观点的书保持敏感，而并不在乎它们是不是属于我的专业领域，平时作为修养的读书也最好尽量门类齐全，保持某种均衡，建立一个对自己长远目标切合的知识结构，除了为专门研究所集中的阅读之外，也要留出杂阅博览的时间，而不要一头钻进去，在杂阅博览中，往往能够产生一些新鲜有力的思想。要不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研究题材和方式，不要太早投入着述，而有时需要不断地放弃，不断地限制。我自己也曾首先放弃诗歌，然后放弃小说，最后整个地放弃文学的梦想。有一些在学术上把水搞活的人，就像引水员，而我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掘井者，喜欢做一种比较单纯深入的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做一件事。
我发现自己与现时一些学者有一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限制，老是不那么自信、犹疑不决（不是那种表面的谦虚）。我甚至现在有时还会怀疑：是否我对《良心论》的冷处理是错了，甚至我冻结正义理论的写作也是错了，我故意放慢写作的速度，乃至想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注释、引语、工夫、占有材料，是否也不完全对头，一个阶段总是只有一个阶段的思想成果，我也不能太受实证学风的影响，误认学术只有一种标准。思想与实证往往不能两全，它们确实有区别，或者，学术不只是乾嘉考证一种风格，关键的是其中有实质内容，或者说一种学术精神，即谨慎、怀疑、求真的精神，这种学术精神要比占有材料更重要。所以，不应当因现时的学术风气而感到不安（即使我不承认，但心里确实有隐隐的不安，且试图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调整当然不无益处，但可能还是会影响到做最重要也最适合自己的事）。另外，也不要把自己的每一部着作都看成要传之名山的着作，大部分都不会是的，甚至我们主要就是为时代而写作。
我也发现自己的另一个弱点，我不是很适合不断修改、精雕细刻、反复琢磨、始终致力于一本书或一种思想、或一种领域的人，我不太喜欢老看自己的旧作，而更喜欢计划和撰写新作，读书也是多看新书，而不太温习旧书，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我想我也不必在这方面太拗着自己了。还是要多写，大胆写。回顾《良心论》一书，我做出的修改很少，而主要是补充和增加。我发现自己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写得最快的时候，这就很说明问题。自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我的限度有一些是外界的：无家学渊源，无学院的系统训练（我没读过大学哲学本科，不过这是我私心庆幸的一件事），我在学术上总是有点野，亦非供职于最好的大学，尤其是并不处于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但限制更多的可能是内在的：（１）没有很高的抽象思辨能力，甚至缺乏概括与综合的高超能力（包括也乏勇气）；（２）也不耐和不擅系统的考证，能博览却不能强记；（３）也无法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尤其后一点曾使我相当遗憾，觉得学者总不如文学家富于独创性，可以更直接、鲜明、形象地提出问题（而又不必解答，甚至不必理清，而就让它保留那种活生生的原始性），并且影响面大，但后来我也想到学术工作的意义，发现比起影响人们的心态、感情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可能更持久、更有意义，现在也正好是面临一个世纪末“拨乱反正”的时候，在改变流行的观念、思维模式，包括文学家的观念方面，思想学术的工作将影响深远。学术是反复锻打一件铁器，这铁器一旦锻造成形，不论大小，将比较持久、明确和广泛地存在。
即使读思想界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人的个人与文学色彩很浓的哲学着作，我有时也不无遗憾地想到，我可能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那种风格，因为我走上这种形式的学术之路，已经难以回来了，那种极其生动、有力却暧昧、冲突的文字。先是诗，后是散文，再是个人灵感和思想性强的文字，我都写得不如以前那样好了，但是，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形式呢？
也许自己过去的风格例如《良心论》的风格都不易简单地回复了，人一到四十岁就基本定型，而我还在想什么最适合我，不过可能已经没多少选择余地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应该为思想让路，一切都应该为独特性让路，如克尔凯戈尔于上一世纪中叶坐在公园里所想到的：人人都在致力于使各种事情明白易行，而他也许可以以同样的热情把某些事情搞得更复杂艰深，而看似最简单、其实最复杂的就是人了，叙说人的复杂性——那是人世间留给他的唯一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唯一任务，属于自己的那唯一的事情，但又必须通过不断地做事、甚至不断地做错事去寻找。而且年龄的增长会使我们走到这一步：这时我已经不能说，最好的还在后边了。最好的就在现在，要么现在做，要么永远不做，以后想做也做不了。并且，你做了这个，你就做不了那个。所以，人啊，你应当极其谨慎地开始做一件事，然后再极其坚韧地把它做完。
有一种感觉，我今后还是要退后一点，远离时代，甚至有时远离学界——人要做一件较大的事业时就必须退后，我要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不能等着别人来整理（就像许多中国近代思想史或哲学史所作的那样），这样的史或者如某某的哲学、文化、社会学思想一类的着作似最好告一段落了，而每一个确有思想的人（尤其是学者），最好都自己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明明白白地将它端出。
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思想和学术的大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一个与大师们亲近和沟通的过程，丹尼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ｌｌ）说我们都是依靠大师的，我们要学会尊重那些确实值得尊重的大师们，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想可能不是很单纯、很明朗，需要从各处吸取养料，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还宁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适度的模糊和紧张，喜欢有一种很大的张力的空间。我希望我公开发表的文字要尽量明白，而我的思想却不妨有一种深刻矛盾的暧昧。
有两种地方最能激发我的思想：一是在空寂无人的森林、荒野与海滩，只和自然、和寂静在一起；另一个却是在最热闹、最有名、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如果这时有了一阵街头音乐，我坐在旁边，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被演奏者吸引，有时被听者吸引，有时被路人吸引，有时则无所见、无所闻，漫不经心却思绪万千。仅仅有前一种地方让我思考是不够的。有时我还需要人，还需要听到人发出的声音，还需要亲近众多的人，还需要一个热闹的世界，这样我的思考才不会因片面而萎缩，虽然这时我仍是一个旁观者。
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我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思想，一定要集中精力思考——重要的还不是表达，不是文字风格，而是一定要集中思考和分析实质性问题，界定和澄清概念。２０世纪主要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世纪，已经积累了足够多需要个人思考、解释和反省的东西，我想，我们也许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学者能从容积累和建设现代学术的世纪。
一般来说，一个人追求什么，最后大致都会得到什么，虽然程度不同、满足不一，所以，对于学者的名声，我大致也是丘吉尔对于勋章的那种态度，也就是从不追求，从不拒绝，但也从不炫耀，我甚至宁愿它来得晚一些。一切自然而然，宠辱不惊。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颗恒星，凡升起的都是太阳，那么我希望我的太阳缓缓地升起。我需要极其专注于思想学术本身，而不是注意它的一切附带结果或装饰物。无论如何，极其专注——这确实是把一件事做好的关键条件，不管你做什么事，这就意味着除这件事之外的许多事，你都要不在乎，统统不在乎。这包括不要计较功利和名声，一计较就必然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的才能，影响你本可达到的高度。一位画家曾经这样说：“画家用画说话（ｐａ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ｓｐａｉｎｔｉｎｇ）”，我想学者也是这样，他最好总是用他自己的着作说话。
原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补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