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６月到当时北大本科新生所在的昌平校园居住一月，走访附近的明陵等古迹。９月出访英伦。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应用伦理学的一些领域，１０月因拟编《生态伦理》开始茹素，到去南极前停止。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怀宏先生访谈录
采访人：周濂、陈岸英
问：何老师，请您先自我简述一下个人经历。
答：我１９５４年出生于江西清江，高中毕业后在搬运公司做工人，然后在军队呆了十一年，辗转于内蒙古、天津、上海等地，１９８０年来到北京，１９８４年转业，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读研究生，１９８８年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伦理学，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１９９５年调到中国文化研究所。
问：您是怎么喜欢上哲学的呢？
答：简单地说，是出于个人的生命关切和知识兴趣。不过也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学哲学的时期，哲学的书相对说比较好找，更重要的是比较耐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从封闭的气氛中走出来，很多东西都在调整，处在摸索和重新建立的阶段，当时有所谓“三信”（信心、信仰、信任）危机的说法，我个人也迫切地渴望在精神上寻求某种出路，就我个人而言，我所涉猎的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关心的是广义的人生问题，也包括社会伦理。出于种种机缘凑合，我就报考了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并且一直做了下来。
问：您刚才提到“信仰危机”，我们注意到不少从“文革”过来的中青年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那个时代怀有特殊的情感，请问您怎么看“文革”经历对你们这一代人的影响。
答：应该说同时经历过“文革”的动荡岁月和８０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代人还是有某种幸运的。“文革”期间开始长大懂事的一代人到７０年代后期可以说有多方面的感受，首先是对社会政治的感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已经难以为继，越来越搞不动了；其次是对个人生活的感受，那时我们被抛入与现在所属的知识群体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有年，对生命的执着，对前途的迷惘，对社会的困惑，种种问题掺杂在一块，这些问题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它来自活生生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得自书本。
不管初衷是否很快改变，我们当时许多人确实有过一个真心实意想同工农结合、要脱胎换骨、一辈子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甚至愈有志者愈如是。那时的下放与现在的支边、扶贫，下去锻炼一年半载还大不一样，无论是有志还是无奈，那时大致就是准备一辈子待在那里了，而且绝不可能有什么优越感。现在对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有重新的认识，在下面呆了很多年之后也许会发现：谁也改造不了谁，更恰当的办法也许是各得其所，并互相尊重，尊重各自的思想情感和生活追求。
总之，这一代人的早年失学、青春下放是不容选择的，这种不由自主命定终身的感觉使我们对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命运有着一种特殊的体验，甚至可以认为这是这一代人特有的经验优势。但这些经验也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我们不能不随后进行艰难的知识上的补课，许多有才华者在个人几乎难以抵制的逆境中消沉了，萎靡不振了，所以我并不主张大家都来这么一下，我自己也并不都是“青春无悔”。我羡慕现在的一代青年学子在知识训练上的良好条件和连续性，当然我也知道，有一种生命的冲动、青春的热力乃至献身的精神也需要寻找满足的渠道。
问：８０年代文化热中，国内学界大致有三种立场，一个是国学派，一个是主张走科学主义，还有西学派，您当时持何种观点？
答：我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派，也许哪一派都不是，不过我有许多朋友当时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我自己也是在这方面兴趣最浓。中国在走出７０年代时实际上面临着两个中断：一是与西方，与世界联系的某种中断；二是与传统联系的中断，传统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日趋衰微，不仅社会政治层面的体制完全被打破，日常生活层面的关系也不同程度地被削弱了。但８０年代主要是弥补前一种中断，人们心中有一种急迫的补课的心情，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世界，想走出去或者请进来（如通过翻译），而比较而言，后一个与传统的中断是直到９０年代才开始被一些人强烈地感受到，才逐渐恢复起对传统的同情了解和兴趣，但我认为这仍只是发生在少数个人中间的，不会像弥补前一种中断那样始终波澜壮阔、洋洋大观。与世界的空间的联系容易恢复，而时间的、纵的联系中断了却不容易接上，哪怕就只因为前者都是今人，而后者你所欲了解的对象都已经作古，而且，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外在标志就是全球化，在各社会内部发生的则是普遍与传统断裂。
问：您在《一个学术的回顾》中曾引用唐德刚的话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还是过渡时期的学人”，对这个过渡时期该如何理解？
答：我说“我们是过渡时期的学人”主要是因为这整个中国社会是处在或者说刚刚脱离一个过渡期，而学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滞后的，学者并没有多少“先见之明”，而往往只是“后见之明”，并且，做学问至少还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我是把２０世纪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过渡期，或者说，取其主干，把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８９年的七十年（一个小２０世纪）理解为一个过渡期，这是一个相当激烈的、革命的、动荡的、暴风骤雨式的大转折时期，当时所形成的一些思想、理念可能不会很持久地广泛存在，譬如很强烈的造反心态、革命激情、群众运动、激进主义等，但客观上可能为社会转轨做了某种准备，其造成的某些结果如趋于平等的社会结构、现代国家形态、普遍的平等要求、进步观念都会持久起作用，中国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相对平稳长久的社会形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和比较平和的价值分流将可能是一个持久存在的现实。
问：您曾说“中国的学术远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互相引证、分工合作、层次积累和不断推进的体系，而常常还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您认为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状况？
答：因为无论从社会还是从学术自身来说，目前还正处于一个恢复期或转型期。若干年以来，文化上主要是意识形态在“诸神竞争”，然后由一种实行统制，社会也持续动荡不安，学术自然也就趋于枯萎凋零，８０年代以来才开始逐渐恢复，而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就像一棵大树，它是有机的、生长的东西，它需要耐心等待，不能机械产生，我们不可能像用电脑那样，昨天还是个电脑盲，今天一下就走到最前沿，买进一个最新的奔腾ＩＩ，软件也是一下就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Ｏｆｆ ｉｃｅ９７，而基本不学前面的Ｄｏｓ。
而且，我也不是完全否定目前的状况而推崇那种很规范的学术体系，目前这种学术状况也有一些好处，它有点乱，但也有生机，有相当的活力，而那种太规范的学术体制也有一种危险：即在强调知识的积累和规范时，却使具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的思想不易产生。
问：您充分意识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答：这里所说的“自己”的主要含义是讲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是输入西方学理，以此为框架来阐释中国历史传统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而我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可能慢慢接近这样一个转折点，即虽然我们也借鉴国外的思想学术，但主要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面对自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思想潜力，独立地阐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演变史，研究中国的现实，并从中建构我们的思想、学术、理论。麦金太尔在一次交流之前说希望我们讲清楚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