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想录》的最初直接动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帕斯卡尔的小外甥女接触了据说是耶稣荆冠上的遗物，眼疾即痊愈了。这促使他研究奇迹的问题，并进而决定写一部为基督的宗教辩护的着作，即《辩护书》（犃狆狅犾狅犵狔）。从１６５６年９月起，即在他写《致外省人书》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写有关札记了。据拉菲马介绍，他是用一些大纸写的，并亲手裁开、分类；它的写作时间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主要是１６５９-１６６２年写就，事实上，有７５％关于宗教的内容，是写于１６５６年９月-１６５８年１２月。《思想录》的思想，主要受到三个源泉的激发：《新旧约全书》、教父的着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再就是蒙田的散文。另外，帕斯卡尔对当时的着名哲学家、科学家如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和道德思潮等也都有深刻反映。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扼要地说，它主要是以它对人的生命的深刻和精湛的分析而知名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在这方面，甚至违背了作者的原意，对宗教的直接辩护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对人的困境和出路的分析却推到台前，并占据了中心地位。尤其是对人的伟大和悲惨的矛盾的描述，更为令人惊心动魄，引起现代西方人的广泛共鸣。作者写这本书时，所悬的对象是一个不信者，但不是一个一般的不信者，而是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怀疑论者，是当时最优秀的一类人。帕斯卡尔是爱他们的，但是是一种包含着恨的爱，即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他试图说服他们，把他们引到宗教的高度，使他们内心皈依上帝。为此他几乎动员了他全部的智慧和雄辩力量，使用了各种论辩的方法——使用了他作为一个数学家的清晰的推理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对于经验的精细分析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那种创造生动的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想象和描绘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宗教圣徒的虔诚和激情感染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汪洋恣肆和追根究底的思想力。但主要的方法，他还是依据存在的经验，尤其他对他自身存在的具体经验，而非依据理性的建构。
帕斯卡尔曾设想用十年时间写完《辩护书》，但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就逝世了。他死后八年，即１６７０年，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同仁及帕斯卡尔的亲属抄录了他手稿的所有片断，并且经过整理，按他们认为是适合的方式进行编排，出版了他们认为是完成了的部分：第一版的书名是《关于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后人称之为《思想录》）；书前冠有帕氏的外甥写的序言。此后近两个世纪里都照此版本印行。直到１８４２年，古赞主张科学地对待《思想录》的版本，认为当时流行的《思想录》与原手稿不同，要经过重新研究来确定真实可靠的版本。许多学者竭尽心力，有的甚至倾毕生精力来考证、校对、恢复作品的原状。因而，由于各人的理解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编纂者们花在编排这本书上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作者写这本书花的时间和精力要多，以致这本书的版本（且不谈研究）都快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一方面说明了这本书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编纂之难。
《思想录》的版本虽然种类繁多，但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根据这个原则编排分类——即怎样才能把帕氏论及各种主题的思想安排得让读者觉得明白清楚，布伦士维格是这一类的杰出代表。如让·梅纳就曾称赞说，布伦士维格的版本虽然不是最后定论，但却是当时的一大成就，后来编《思想录》的拉菲马也说“布伦士维格是很有成绩的一位”。布伦士维格的版本在２０世纪头五十年中几乎是最有权威的版本。另一类版本其编排的原则是——帕斯卡尔自己是打算怎样分类的。这个问题随着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文件、抄稿的发现，使过去的一些猜测变成了事实，导致了１９５２年拉菲马编码的版本出现。它努力按照作者的原意编排分类，把他为《辩护书》写的断片与其他混入其中的断片区别开来，并按他本人分过的次序分类。梅纳称赞说：“拉菲马的主要功绩在我们看来，就在于弄清了这一历史（指帕斯卡尔手稿的历史）。”《思想录》从初版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了。它的意义、魅力和影响似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笔者在这里不想过多地引证许多着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其他的人们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而只引一位研究帕斯卡尔的着名专家维克多·吉罗的一段话：“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只要想到要牺牲如此巨大的财富就肯定不能不心如死灰，我肯定要为不能再读到龙沙和拉伯雷、蒙田、高乃依或莱依、莫里竞、博絮埃、夏特勃里盎或拉马丁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家而感到不安。但即便如此，只要我们能从这一吓人的大灾难中救出《思想录》一本书，我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留下此书，还是会认为这世界上依然有一个崇高的纯粹的法国天才的标本。”诚然，他作为一个帕斯卡尔专家也许对研究对象有所偏爱，但毋庸置疑的是，《思想录》是属于法国哲学和文学中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之列。
最后，我们想根据他个性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根据他的生命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最强烈的印象，简单地作一个小结。
第一，在帕斯卡尔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着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就像Ｔ·Ｓ·艾略特所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第一类是思想与生活有些背离的，像培根、叔本华。第二类是思想与生活完全融为一体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克尔凯戈尔等。苏格拉底像他谈论死亡一样迎接死亡，斯宾诺莎像他赞扬清贫一样安于清贫，克尔凯戈尔像他呼吁上帝一样献身上帝。第三类则是程度不等地介于上述两类哲学家之间。
显然，帕斯卡尔属于第二类。他写作是为了他的内心需要，他的着作中到处印上了他个性的痕迹，而他所主张的又是他力求履行的。对于帕斯卡尔这样一个人，我们很难区分开他的生活与思想。他的生活方式就表明着他的思想，预示着他要采取的生活方式。克尔凯戈尔说：“一个人的思想必须是他在其中生活的房屋，否则所有人就都发疯了。”帕斯卡尔的思想也就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房屋，他的生活是通过他的思想而伟大的，而他的思想又通过他的生活放射出异彩。
第二，在帕斯卡尔的身体与精神之间则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对照关系：如此孱弱、虚脱的身体，却有如此旺盛、丰富的精神！帕斯卡尔自小就体弱多病，他自己说从十岁以来，就每日在苦痛之中。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曾因中风而瘫痪过一段时间。他时常晕倒，晚年的时候，更是大半时间都不得不卧床休息，并曾在好几个月里陷入一种精神和身体崩溃、健康完全毁坏的状况之中，他有多种慢性病，他的死因可能是长期的恶性胃溃疡以及随之发生的癌肿。而这些疾病和痛苦并不影响到他的思想的活跃和旺盛，反倒促使他更多地思考那些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病痛，他经常瞥见那正在临近的死亡，对生命的思考也就愈加迫切和重要起来。痛苦刺激他竭力弘扬精神，处境的悲惨刺激他寻求出路和得救。
第三，在帕斯卡尔那里，还有一种鲜明的对照，就是他的冷静的科学精神和热烈的宗教情感。这种对照主要是客观上的，两者看来并没有在他内心起过激烈的冲突，相反倒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在他那里，科学要服从宗教，理性要服从信仰，经验要服从启示，但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
科学精神与宗教情感在他那里相安无事，与他的三种次序的观点有关。这三种次序是：肉体的、感性的秩序，精神的、理性的秩序和心灵的、仁爱的次序。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伟大人物，肉体方面的伟人是君主，精神方面的伟人是科学家——如阿基米得，而心灵与仁爱方面的伟人是耶稣基督，是圣徒。它们三者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总是高于前者，且总是相隔无限的遥远。帕斯卡尔重视的是人在后两个方面的追求，并倾向于认为：人追求精神精神方面的伟大，并不妨碍甚至可能有助于他追随上帝。
从帕斯卡尔生活的主观动机来说，对科学真理的探求和对个人的、基督的上帝的渴望构成了他行为的两大动力。而他在文学上和哲学上的成就，只是他对宗教的探索客观上的副产品，虽然这是绝非渺小而是非常伟大的副产品。帕斯卡尔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位宗教圣徒似的人物，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他主观上并没有致力于文学和哲学的愿望，奠定他作为古典主义文学大师地位的主要是他的《思想录》和《致外省人书》，而这是他为了辩护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及冉森派而写的。
第四，帕斯卡尔性格中还有一种不安分的鲜明特征。他有一颗永不疲倦的心灵，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反复驱赶着他，使他时常发生某种激烈的变化和巨大的转折。别人往往一次皈依就够了，而他却发生三次皈依；别人往往皈依后就得到某种宁静，而他的心灵里却似乎继续在骚动不止；别人的不安分往往发生在青年时期，而他的不安分却持续终生；别人往往一旦选择一条道路，确定一个领域就贯穿到底，而他却不断改变路线，不断变换领域，而且在所有领域中都总是力求比别人走得更远，钻得更深。
可以说，在不安分、不满足与天才、天赋之间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愈是才智高的人看来愈是不容易安分，兴趣和领域之多变有时正是要满足他多方面的才能。
在帕斯卡尔那里，这种不安分还表现了帕斯卡尔一种追求无限、力求彻底的精神，按他的说法，只有人是为了无限而造就的生命。人是一个有限的时空存在物，可是他却力求超越自己的局限而达于无限！人也正是在面对无限时感到了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渺小，感到了一种神秘的恐惧和战栗，可是人决不会放弃和松懈他的努力。正是这种精神使帕斯卡尔不敢驻足。
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路要走，
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路要走。
弗罗斯特的诗句恰是帕斯卡尔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最后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他是力竭而死的，他见到了他的上帝。
原载《诗人哲学家》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