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此年有《伦理学导论》和《道德箴言录》两本译着出版，上年底即开始翻译罗尔斯的《正义论》。冬天因祖母去世，回江西，翻译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帕斯卡尔：生命之旅
我们在一些人物传记中读到：有些人或是经过长期艰难的历练，或是碰到偶然的机遇，于是选择了某个领域中的事业为之终生奋斗，从而取得了巨大的为世瞩目的成就。那一选择对他们好像是适得其时，适得其事，否则他们可能终身碌碌无为或籍籍无名。
但是，历史上也还有这样一些思想的巨人，他们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天才，很难为一个领域所束缚住，要是他有一颗总不安分、永远探索的心灵的话，就更其如此。
于是，在他们天才所及的那些领域，他们投身于那个领域，就会是那个领域的幸运。
这时，也就不是一个人适得其事，而是一个领域适得其人了。
布莱兹·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就是这样一位思想的巨人。
他只活了三十九岁。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刚过但丁《神曲》所说的“人生的中途”不多久，还不到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他在三十九岁就已溘然长逝，而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和高耸的纪念碑。他横跨哲学、科学、文学、宗教几大领域，而且在这几大领域里都不是简单的涉水而过，溅起些表面的水花，而是影响到了水下的深流，做出了使今天这四个领域的历史撰写者都不能不为之瞩目的业绩。
然而，他实际上又是不在乎，甚至蔑视所有世俗的成功的。他只是读书、写作和思考，而尤其是思考，写作则是在思想不可遏止的时候，这时的写作自然也就像一道喷涌的河流。他的思考深含渴望与追求，而且是一种奔向无限和永恒的渴望和追求。
当我们注视帕斯卡尔的画像，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那双眼睛，那一双忧郁而深思的眼睛。有一幅画：在坐着沉思的帕斯卡尔背后，一个巨大的耶稣蒙难的十字架，恰和他桌上摆着的科学仪器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对比。更深刻和更复杂的东西在他心中。
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或者他的画像，我们想努力瞥见一点他内心和个性的秘密，我们对他的外观最能寄予希望的是什么？难道不首先是他的面容，尤其是眼睛？眼睛是人身上最具精神性的部分。我们爱上某一个人，有时就只因为那一双明眸，或者再加上唇间的微笑。我们用眼睛去看人，看到的也是眼睛，我们注视的是那能注视我们的东西，我们期望在视线的交流中达到某种心灵的相通。
帕斯卡尔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这是一种也许会使人感到痛苦却丝毫不容耻笑的孱弱，我们在怜惜他的身体的同时也应当怜惜我们自己的精神。虽然帕斯卡尔生来就体质羸弱，后来又多次重病，差不多终生都处在病痛的折磨之中。然而，他却以他的孱弱之身，以他自己的短暂一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帕斯卡尔是法国１７世纪着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哲学家、散文大师和宗教圣徒式的人物。他１６２３年６月１９日生于法兰西中部奥弗涅省的首府克勒蒙城（现名克勒蒙菲朗），有一个长他三岁的姐姐，两年后又得到一个妹妹，这个五口之家是：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母亲安托瓦内特·贝贡、姐姐吉尔贝、妹妹雅奎琳，加上他本人。
克勒蒙是一座古城，古城的四周有许多树木，春天的时候田野里长出嫩绿的大麦，城内外还有许多精致的水泉，这是它柔和、美丽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严酷和苛刻：高耸荒凉的山峰，多处火山的遗迹，冬天寒冷、夏天又很炎热。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唤起一种强烈矛盾的感觉，帕斯卡尔在这儿一直住到九岁才迁居巴黎。
故乡的这样一幅景色，在他敏感的心灵中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呢？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帕斯卡尔常常在一种看似强烈的矛盾中安之若素，因为，这种矛盾对他是外在的，例如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并不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因为它们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它们并不相遇，虽然科学有时会占据他的全部精力，宗教却永远是放在他心里的最高渴望。不过，在他那里还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他的思想甚至就有意是在这种同时伸展至两极的矛盾中来试图把握真理，例如他正是在同时领悟到人的伟大和悲惨的境况中寻求人的出路，在“天爵”与“人爵”的对照中把握正义，在自由主义的怀疑派与那些偏执自信自得的耶稣会之间探寻中道。在帕斯卡尔的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深刻的辩证色彩。
幼年经验是重要的，幼年经验常常是不知不觉形成的，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有这一段时间：一个人从一岁到三岁，以至到五六岁，他生活的秘密几乎完全是由父母、由大人们而不是由他自己保有的。
一个幼童，还不能步入社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政治诸条件是通过他每天见到的屋子里的东西和室外的景色，他所吃、所用、所玩的东西，他的伙伴和他的亲人对他个人间接地发生影响。日常生活并非不重要，这不仅对幼童，对成年人也是如此。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晚间散不散步，有没有旅行的可能或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考些什么，希望些什么，为什么感到痛苦或者快乐。当然，对一个人幼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家庭。
帕斯卡尔的家庭并不显贵，但却富裕。他的家族定居克勒蒙已近二百年，曾祖父经商，祖父系一般的公务人员，外祖父亦经商，也很早便住在克勒蒙，父系和母系都属于市民有产者类型，但不是暴发户，有一种古老传统的特色。
关于他的母亲，我们知之不多。她在帕斯卡尔三岁时就去世了。小帕斯卡尔幼年丧母，而当代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则是幼年丧父。萨特说这给了他自由，他从没有遇到过权威和崇拜的对象，这对他后来形成自由选择的哲学看来是起过作用。但对于帕斯卡尔，幼年丧母对他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不仅因为他母亲在一个婴幼儿最需要母亲的时候还在世，而且还因为帕斯卡尔幼年丧母的损失，在某种意义上从他姐妹的关怀照顾中，以及仁慈的父亲那里得到了某种补偿。
他的姐姐吉尔贝１６４１年嫁给其表兄比里埃——也就是后来和帕斯卡尔一起做真空试验的人。她活得比她的弟弟久，在他一生中对他关怀体贴，她对帕斯卡尔的影响看来主要是生活上的。另外，她写了一部《帕斯卡尔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帕斯卡尔生平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帕斯卡尔的妹妹雅奎琳与他有一种更为深沉内在的关系，她对他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雅奎琳也是一位神童，天资聪颖，有很好的感受力，她十三岁就出版过一本诗集，颇受当时着名戏剧家高乃依推崇，获得过１６３８年特等诗歌奖，但她却不肯接受，而且似乎以后再没写过什么作品。１６４６年，雅奎琳二十一岁，正当她考虑婚事的时候，却受到帕斯卡尔第一次皈依的影响，从而萌动了出家之念，只是碍于父亲年老体弱，一时尚不忍离去。父死后，终于在１６５２年１月１４日进入冉森派的波·罗雅尔修道院。这一行动有违于帕斯卡尔的心愿，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雅奎琳的出走加上父亲的逝世，是他进入后人常称为他的“世俗时期”的一个直接动因，这等于是一下子从他身边夺走了两个最亲密的人，他内心孤独、生活寂寞，转而向外寻求。雅奎琳１６５３年６月正式成为修女，并把父亲死后分给她的那一份遗产全部捐赠给修道院。１６６１年，冉森派又一次受到耶稣会迫害，政府强迫波·罗雅尔修道院的人们在一份包括有谴责冉森的五个条款的信仰誓约书上签字，不然就要解散修道院。雅奎琳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她失败了。她的同伴为了保全修道院大都签了字，她很明白可以反抗敌人，却不能反抗她的朋友，因而也被迫签字。这后果就是死亡，三个月之后，１６６１年１０月４日，她死在波·罗雅尔乡间修道院，年仅三十六岁。
雅奎琳与帕斯卡尔有许多相像的地方：巨大的天才，敏锐的智力，真诚，富于彻底精神，严肃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吉尔贝这样谈到这两兄妹的关系：“他有充分的理由爱我的妹妹胜过爱任何人，他经常看望她，无保留地说出一切，她在一切方面都满足他的需要。因此在他们相互完美地适合的感情之间有一种巨大的和谐。
确实，他们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他们各自从对方得到安慰——这只有那些尝过同样幸福，知道什么是信任的爱与被爱的人们才能理解。”但是，看来吉尔贝忽视了两人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的另一方面：紧张、疑虑、苦恼、苛求甚至某种敌对，这是十分相似而又相互深刻地依恋的人们之间很难避免的。
帕斯卡尔的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是奥维涅省的议员，并担任过毗邻于克勒蒙的蒙菲朗的法院副院长。他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受蒙田影响颇深；又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人，尤擅长数学。他为人谨慎、善于理财、工作勤奋、关心子女。在他妻子去世后，他更是悉心照料他的儿女。１６３２年１月，为了三个儿女的教育，他特地辞去了议员职务，举家迁居巴黎——法国文化学术的中心。
艾蒂安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尤深，他根据蒙田的自由主义理论，亲自对小帕斯卡尔进行了系统专门的教育。他鼓励孩子研究自然，观察事物，教他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了不让小帕斯卡尔的数学兴趣过早妨碍古典语言的学习，他打算在其十六岁以后才教他数学，但没料到小帕斯卡尔十二岁时就独自在地板上用炭画图，发现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三十二命题：三角形的三个角等于两直角。而在此之前，帕斯卡尔还写过一篇《论声音》的论文。后来，他父亲就提前开始教他数学，并经常带他出席一些科学讨论会和接触各种文化阶层的人，并在他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引导他读过埃庇克泰特、奥古斯丁等人的着作和《圣经》。帕斯卡尔还懂意大利文，能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写作，但他并没有系统研究过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
帕斯卡尔与他父亲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１６４３年发明计算器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减轻当时担任诺曼底省税收总监察官的父亲劳作的辛苦。在他父亲于１６５１年９月２４日病逝后，他曾于１０月１７日写给姐姐、姐夫一封信，劝他们，也包括他自己要从上帝那里寻找安慰，节制悲哀。他写道：“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活着。
如果六年前就失去他，我本会一事无成。虽然我相信今天我对他的需要已不是那么绝对，但我清楚地知道，他十多年来对我是必不可少的，并将赐福于我的一生。”
总之，帕斯卡尔的一家可以说是相亲相爱的一家，虽然冉森教派的那种严格清峻也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投下过一些阴影，但总的说，在这个家庭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也不乏豁达和明智。帕斯卡尔幼年受到的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几乎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天才，随时都有可能夭折。然而再没有什么时候能比他幼年的时候更易夭折的了！帕斯卡尔是幸运的，他成长起来了，当他达到某一种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摧毁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每个人又都总是能够反过来对这种限制再做一点什么事情。而且，成年人比幼年人能做的要多，天才比常人能做的要多。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倒常常应当是：不要先设想，至少不要先太具体地设想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先去努力冲破你目前自身既有的局限，冲破似乎你只能达到某一步的界限。在个人生活中有些大的趋势、大的限制是改变不了的，但个人绝不是无为而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命运，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但我能做的比你要多。”把一切可以归之于社会的，一切可以归类到一起的东西除去，我们总还剩下一点什么东西，这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有些人那里多些，在有些人那里少些，这种东西有的是得之于遗传或外界所赐，但更多的是得之于自己，得之于内心对外部制约性的反抗。
帕斯卡尔实际从到巴黎起就开始走向社会了。他不是从学校，而是直接从家庭走向社会，而且不是以承担一种社会职业的身份介入社会，而不过是经常与外界社会保持接触罢了。帕斯卡尔终其一生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者，是一个无职业者，他写的着作，包括他的科学工作和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经济利益。
他看来主要是靠他父亲的收入和后来的遗产生活。
帕斯卡尔到巴黎后，他父亲常常带他出入上流社会的各种沙龙、府邸，尤其使帕斯卡尔得益的是他经常随父亲参加一个叫做“梅森学院”（又名“自由学院”）的科学俱乐部的活动。这个组织的主持人梅森拥有一个广泛的国际通讯网，可以及时得到当时欧洲科学进展的最新消息。梅森学院每周有一次讨论，帕斯卡尔在那里可以遇到当时有名的科学家鲁白瓦尔、巴伊、加伊、哈尔地等，正在写《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