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玖妍也在变，并且变得很快，这符合辩证法。在沙口村的第二年五月，她就好意思跟别人争荣誉了。她写信回来说，沙口村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她没评上，但她觉得这不是她不努力，而是有人戴了“有色眼镜”。他们评的是结巴子王大勇，她想如果王大勇比她积极，比她更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她没话说。虽然王大勇人不错，可是作为一个积极分子，他确实不够格，一个平时吊儿郎当的人，怎么能当积极分子呢？她和魏红都不服，两人在溪边洗衣服时说好了，大家分头去问，一定要问个清楚。李玖妍便去问小队长黄跃春，这个积极分子是怎么评的？没开会没投票，凭什么就评出来了呢？黄跃春只是嘿嘿地笑。她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名堂，她又找了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杨老八，杨老八也是嘿嘿地笑，笑过之后就批评李玖妍，你还要求入党，却跟人家争荣誉，这不好呐！这么多知青，你看谁像你这样问？李玖妍被杨老八说得发愣，怎么会是我一个人这么问呢？
她找到魏红，说大家说好了的，你怎么不去问呢？魏红说，我问了啊。李玖妍说你问了谁？魏红说，都问了啊。李玖妍说，那他们怎么回答你的？魏红想了想说，这还用说，他们怎么回答你的，就怎么回答我，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呢？李玖妍摇摇头，不愿再说了。她开始对魏红不满了，心想魏红这个人真看不出来，原来这么有心机。
她想来想去，还是不服，问一问怎么了？她又跑到金竹镇去找她的老师乔冬桂，这时候乔冬桂已是金竹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办公室的主任了，结果乔冬桂也批评了她。乔冬桂说，李玖妍哪，你的表现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都是知道的，所以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考虑，组织上不光要看你的实际行动，还要看你的思想和灵魂，你要自觉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哪，从这一点来看，你做得还是很不够的。乔冬桂还推心置腹地对李玖妍说，以后无论干什么，最好都要先想一想，比如这件事吧，你这样问来问去，个人的目的又这样明确，人家对你会是个什么印象呢？乔冬桂还告诫李玖妍，一个人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不要光看别人的短处。
李玖妍听出来了，乔老师其实是什么都记得的，挨踢，阴阳头，喝尿，她都记得，而且记得相当深刻。既然这样，她就不指望乔老师能说出什么太公正的话了。她在信中用一种很不屑的口吻说，动不动就拿思想灵魂来压人，其实全是扯淡。但她学聪明了，既然没有公正，她也就不能太诚实。你在一个不公正的环境中讲诚实，只能说明你是个傻瓜。怪不得魏红虚晃一枪，推她上前，看来魏红比她聪明。于是她马上变得很谦虚了，表示接受批评，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他们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她应该检查对照自己，特别是灵魂深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她应该勤奋地打扫。
她这时候大约是很矛盾的。她要求进步，努力表现，就是夏天她都没歇过一天工。她在信中描绘的夏天是这样的：沉甸甸的稻穗，毒辣的阳光，被阳光晒死的枯皮一搓就掉下来了，镰刀把手指割得血都止不住，腰硬得弯不下去，一弯下去就像折断了；汗从腰上顺着胸脯倒流到脖子上，又从脖子流到下巴上，和从脸上从鼻子上流下来的汗水汇集在一起，大滴大滴地滴下去；她身上的痱子密密麻麻，一层摞一层，痱子头像沙子一样泛着涩光；她的腰上贴着三块风湿止疼膏，晚上睡觉时在腰下面塞个枕头；她的满是血泡的手上裹一条手绢，用缠着胶布（胶布上还洇着血）裹着手绢的手割稻子插秧，手发炎了，化脓了，她把脓水挤掉，撒上消炎粉，再缠上胶布，继续割稻子插秧。她忍住恶心，将从胃里翻上来的东西一口一口地强咽下去，做出一副不怕猪粪不怕牛粪不怕冷浆田更不怕蚂蟥的样子。她学会了打谷子，喊号子，还学会了挑担散窖，插秧耘禾扯稗子，连沙口村的口音都学得八九不离十了，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比她表现差多了的人成了积极分子，她问一句还要挨批评，她想再不公正也不能这么不公正吧？组织上的眼睛在哪儿呢？她想了好几天，又点起柴油灯，向大队革委会汇报自己的思想。
她说我并不是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让，这一点组织上也应该是看得见的，我只是就事论事，想把事情搞清楚，想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比如说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事事带头，在这些方面我是不是做得还不够？还要怎样做？她恳请他们给她答复，并且指出她的不足，今后她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会像打扫卫生一样打扫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她绕过黄跃春，把思想汇报直接交给了杨老八和乔冬桂，希望杨老八或乔冬桂会找她谈话，结果没有，谁也不找她。到了年底，刚当上积极分子不久的结巴子王大勇又光荣入党，这一回李玖妍做得很好，她一面祝贺王大勇，一面再写思想汇报，还是写给大队革委会和知青办，她说她看到了自己和王大勇同志之间的差距，她一定要以王大勇同志为榜样，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
很显然，她已经学会了怎样说违心话了。
学会说违心话不久，李玖妍就开始在信里发牢骚了。起初还只是发一些小牢骚，还不能上纲上线，我爸妈也并不在意，他们认为她插队的新鲜劲过了，冷下来是正常的。后来她的牢骚比较频繁了，他们还是不怎么在意，顶多也就是在回信时顺带开导她几句。直到她突然在信中大发牢骚，他们才感到不对头。她情绪激烈，不仅话说得极端，连字都是张牙舞爪的。她说她是一点一点看清楚的，劳动再积极、表现再好都是没用的，什么都没你的份。等人家打起背包兴高采烈地走了，我们才知道人家上大学去了，当了工农兵学员了！他凭什么？不就是有个好爸爸吗，靠边站了站，又起来了，一起来就把儿子弄走了。人家自己都说了，不是他老子靠边站了，人家下都不下来，直接就进部队。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啊，扎根农村一辈子啊，全是说给我们平头百姓听的，糊弄人的。阳光是人家的，雨露也是人家的。你们知道最让人伤心的是什么吗？受骗。你满腔热血，可是你忽然觉得你被骗了！
我爸妈看信看得脸色都变了，然后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过几天，她又来了一封信，她说那天她想去公社革委会打听一下情况，走到门口时吓了一跳，停满了小吉普！还有两辆小轿车，一辆是上海牌，一辆是伏尔加。一个跟她一样来打听消息的知青告诉她，这都是省里县里来的，都是来给亲属朋友要招工或上学指标的。那知青又说，这么多小车，你来有什么用？莫说你走来的，你爬来的都没用啊。她说那天她的心都寒了，她算是彻底明白了，原来上上下下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她以前是太天真了，她上当不怪别人，只怪自己。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只想表现得再好一些，看能不能给自己争取到一个机会。虽然她知道这很渺茫，但她还能做什么呢？也只能是这样了。她说你们就看吧，不用多久，广阔天地里剩下的，就全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儿女了。
我爸妈又对着这封信愣了许久，最后是我爸把这封信拿去烧了。烧信时他沉着脸，干咳了两声，想说什么又没说，等信烧完了，才说：“我原来还说她懂事了，她懂个鬼事哟，这样的事要她说？”
我妈想到了副食品公司的周师傅，对我爸说：“要不，你也拜托一下周师傅吧？”我爸说：“这要从上面伸手下去的，要开吉普车去的，老周哪有这个本事？谈都不要谈。”我妈问他：“我们能托到这样的人吗？”我爸想了想，摇头说：“莫说人，鬼都托不到一个。”
我妈说：“那你还不赶快回一封信去？她这样不平衡是要出问题的，叫她注意自己的嘴巴。”我爸说：“以前不都是你写的吗，怎么这回又叫我写？”我妈说：“这回你来写，你给她忆忆苦，叫她不要胡说八道。”我爸说：“我忆什么苦？”我妈说：“你不是老说你多苦多苦的吗？你不是还往油菜地里扔过一块钱吗？”我爸苦笑一声：“那算什么，人家忆苦都是吃糠啊咽菜啊。”我妈便愣愣地看着我爸：“咦，你没吃过糠吗？”我爸说：“没有。”我妈又愣了愣，然后很不屑地说：“我以为你受过多少苦，原来你连糠都没吃过！”我爸便有点不好意思了，讪讪地说：“苦也是苦，只是还没苦到那一步。”我妈说：“那你还老说！”我爸说：“其实真苦到那一步的也不多。你想啊，那时候是拿什么碾米？哪有细糠？你就是想吃，粗糠谁咽得下去？就是掺再多野菜也咽不下去，噎也噎死你。”
两个人终于把吃糠说清楚了，才又扯到由谁回信这件事情上，结果是他们合伙给李玖妍写了一封回信。我爸到底还是忆了苦，他说有一年过年，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奶奶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水都滚烂了，我奶奶还往灶里添柴，为什么呢？就为了让自家的烟囱跟别人家的烟囱一样冒烟，要有热气从瓦缝里飘出去。我爸兄弟俩则站在灶台边一碗一碗地喝开水，一边喝一边大声说话，妈，你盐放少了，鲜味没调上来！妈，再撇掉些油吧？油太重啦！哥，你还吃呀，不怕撑死呀？老二你还说我，你看你这个西瓜肚！我爸忆完苦，说，所以，妍子啊，你心里要放平些，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人家有功嘛。不是人家把天下打下来，我们不还在吃苦吗？你看现在，我们过年多么丰富啊！
我妈则针对李玖妍的活思想进行批评教育，我妈举例子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古如此，这种事也值得生气？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当年你爸能去管盐卡子，那样一个肥差，为什么会落到他头上，不也是因为你外公有面子有门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