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的霸业不仅体现在武力上，更多表现在政治上。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关系，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九合诸侯意指多次召集诸侯国会议，在古文中“九”字经常是虚指，泛指“多”的意思。根据钱穆的《国史大纲》统计，齐桓公主持召开诸侯会议多达十五次。这十五次国际会议中，参与最积极的是宋国，每次都参加了；鲁国、郑国和陈国三国各参与了十次会议；卫国参加了九次会议；曹国和许国各参加了七次会议，与会诸侯国主要是黄流下游东部及黄河中游南岸的中原各国。
在齐桓公霸业之前，周王国陷入一种极端的混乱之中。
这种无序状态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周王为天下共主的中央政府暗弱无力，旧的王室和诸侯的等级秩序被打破，或者用传统的话说就是“礼乐崩坏”；第二个特点是诸侯国的内乱不断，弑君政变有愈演愈烈的倾向，祸变不断，此起彼伏；第三个特点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演越烈，大国吃小国，强国并弱国；第四个特点是戎人和狄人等蛮族部落频频向华夏诸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犯，而中原诸侯国最感威胁的，莫过于南方崛起的楚国。楚国不断扩张与北进，地盘已经延伸到中原地界，成为中原诸侯国最可怕的对手。
管仲认为目前这种国际的混沌状态必须重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华夏诸国必须要联合起来，组建政治同盟，使国际秩序正常化。这是管仲非常伟大的思想，在管仲的主持下齐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创举。
齐国第一次召集诸侯国会议是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五年）的北杏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有齐国、宋国、陈国、蔡国和邾国共五个国家，这次会议是齐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主角的开始。
不过史书一般都把齐国称霸的时间定在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这年齐桓公主持了鄄城会议，参加的国家有宋国、陈国、卫国和郑国。之所以把这次的鄄城会议作为齐桓公霸业的开始，很可能是因为这次国际会议得到周王室的认可。周王室派出代表单伯出席，这意味着齐桓公召集诸侯会议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
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尊王并非是无条件地遵从周王室的政令，这从齐桓公干涉周王室的太子问题可见一斑。
由于齐国为首的诸侯国联合干涉，使周惠王企图改立太子的计划破产。公元前653年底，周惠王在当了二十四年的天子之后终于一命呜呼。
王权更替时期，一直是个多事之秋。太子姬郑一直担心自己的天子宝座被弟弟姬带所取代，他秘不发丧，封锁周惠王的死讯。然后急急忙忙地派人前往齐国，向齐桓公求援。对齐桓公来说，这正是他大出风头的时候。他当即声明，坚决拥护姬郑继承王位。并且马上召集宋、鲁、卫、许和曹等国的君主，在洮地开会，共同支持姬郑就任周天子之位。
顺利登上王位的姬郑对齐桓公心怀感激，他后来被称为“周襄王”。
公元前651年，齐国与各诸侯国在葵丘召集第一次葵丘会议。周襄王派特使前来参加，并送来了天子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所用的祭肉，作为对齐桓公的赏赐。
赐祭肉是王恩浩荡的体现，不过现在周王当然只是象征性的国家领袖。齐桓公还要按照规矩来，他准备下阶跪拜接受祭肉。特使赶紧说道：“天子有令，伯舅的年龄大了。并且功勋卓著，爵加一等，不必下阶跪拜。”
为什么周襄王管齐桓公叫“伯舅”呢？原来周礼中，周天子对于异姓诸侯的年长者叫“伯舅”。如果是同姓诸侯，则叫“伯父”或“叔父”。
颇能作秀的齐桓公正色说道：“天威近在咫尺，小白我岂敢贪天子之命而不下拜呢？”说罢他走下台阶跪拜，登堂接受祭肉。
齐桓公“尊王”的表态不仅令周襄王心里的石头落地，也为他本人捞了不少政治上的声誉。现在他雄心勃勃，打算制订一个协调诸侯国之间矛盾和解决国际纠纷的一揽子方案，这个方案最终在秋季的第二次葵丘诸侯会议上亮相了。
第二次葵丘会议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与会诸国达成了以下的盟约，共有五款。
其一，“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这一条是用来防止国内内乱的产生，对于公子中不孝的，坚决诛杀，以免日后引发政变。不得随意更改废立太子，不得将妾室立为正妻，这个原则是依据春秋初期兄弟间争夺君位而导致的流血事件过多而制定的。
其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这条可能是针对诸华夏国受夷狄的威胁甚大，所以应当重视人才，以求华夏族之繁荣稳定。
其三，“敬老慈幼，无忘宾旅”。这一条是突出华夏文明的美德，与前一条一起写入盟约的内容，也体现了各诸侯国在华夏文明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并且为“攘夷”的事业打下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其四，“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意思是士人的官职不搞世袭制，不要兼任几个差事。录用士人一定要得当，不得专横杀戮大夫。这是规定了诸侯国内政的一些原则，其中士官不搞世袭制这点颇有意义。
其五，“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这一条涉及结盟各国之间的利益。曲防就是在河流上做手脚，比如说位于河流上游的国家将水源截断。在葵丘会议上，严申各国不得擅自截断水源以涸下游国家；“无遏籴”就是不阻止邻国来购买粮食，事实上就是要打破贸易壁垒，结盟国之间实现商品交易自由化。如果各诸侯国内有重大的封赏事件，一定要互相转告，就是要求政务公开。
以上这五条盟约的内容针对性非常强，齐桓公所做的努力是顺应时代与民心的。除了这次葵丘之会外，其他次的会议历史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所以通过这个盟约只能看到齐桓公设想的政治新秩序的一个侧貌。而这个政治新秩序，就是春秋时期所谓的“霸业”，霸业不独是武力之霸。关于霸业的说法，钱穆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列举霸业的四个基本标义，第一，尊王。尊王不仅是要尊重周王室，而且是要尊重霸主的命令。如同代替周王行使王权，即将霸权等同于王权。第二，攘夷。这里的夷主要有戎和狄，还有楚国，其中以楚国为患最大。不过所谓华夷之分，乃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第三，禁抑篡弑。遇到某国有篡弑，同盟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第四，裁制兼并。同盟国之间互不侵犯，有事端提交盟主公断。
不过话说回来，盟约归盟约，事情总是人在做。即便齐国力主裁制兼并，而事实是齐国在兼并小国上也是不含糊的。齐桓公在外交上的原则，有点类似于美国著名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是：“说话要和气，但手中要有大棒。”齐桓公手中也有大棒。
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国灭掉了小国谭国；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又借口遂国不参加北杏会议，灭了遂国。不过四年后，遂国掀起了复国运动，这次复国运动的组织者是遂国的四大家族（因氏、颌氏、工娄氏和须遂氏）。当时四大家族联手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宴会，以犒劳齐军为名，邀请驻遂的齐军前来喝酒。在这些齐军喝得烂醉之时，这些遂国的哈马斯分子就将他们一一结果了。但是遂国的复国运动马上遭到血腥的镇压，四大家族的复国分子全部被齐军斩杀。
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齐国攻取鄣邑，纪国灭亡。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齐国又强迫阳国的百姓迁移他处，进而吞并了阳国的地盘。所以齐国虽然是提出抑制兼并的东方联合国的主席国，但政治的利益也驱使其不断地兼并小国的土地。
齐桓公提出的新的政治秩序的见解，尤其是“尊王攘夷”的华夏诸国的联合主张，对捍卫华夏文明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然齐桓公新主张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管仲犀利和富有前瞻性的政治见解。怪不得百年后的孔老夫子十分佩服地说：“要不是管仲，咱可都要成野蛮人啦。披头散发的，穿野蛮人的衣服（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正是蛮族发型和衣着的特征。
攘夷之路任重道远。
在葵丘会议后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扬拒、泉皋和伊雒的戎人进攻周王国的首都。并攻入王城，一把火烧了东门。由于秦国与晋国出兵勤王，王城得保无虞。齐国由于距离京城甚远，没有来得及赶上这次勤王战争。事后齐桓公派管仲作为戎和周的调停人，隰朋作为戎和晋的调停人，实现戎人与周晋的和谈。并且派一支军队进入周王城，以帮助周王室防备戎人的再次进攻。
不仅是戎人在西北威胁华夏族的安全，东部的淮夷也向杞国发起进攻。公元前647年，齐桓公主持咸地会议，与会诸侯国协商讨论杞国问题。最后各诸侯国达成协议，援助杞国迁都，以避开淮夷的锋芒。次年，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在缘陵为杞国修筑一座新的国都，杞国百姓迁移至此。
与戎人和淮夷相比，南方的楚国威胁更大。
公元前648年，楚国进攻黄国。黄国投靠齐国阵营后不向楚国进贡，黄国的君主认为：“从楚都城郢都到黄国距离有九百里，楚国能奈我何呢？”这种麻痹大意葬送了黄国，楚成王挥师北上，一举消灭并吞并了黄国。
三年后（公元前645年），楚成王大举发兵，进攻淮河下游的徐国。齐桓公召集诸侯国君主在牡丘会晤，并确定对徐国实施军事援助。然而中原联军在宋国集结后却逗留不前，中原各诸侯国貌合神离了。
这一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其霸业之灵魂人物管仲于是年去世。管仲之死使得齐国的霸业大厦摇摇欲坠，各诸侯国虽然一时还不敢挑战齐国之霸主地位。但是却各自心怀鬼胎，静观其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曹国参加了齐国的军事行动。齐和曹联军进攻楚国所控制的厉国，企图迫使楚军回援，以解徐国之围。
然而失去管仲后，中原诸侯联盟的团结已经岌岌可危了。就在齐和曹联军南下进攻厉国时，宋国突然进攻曹国。联盟内部起内讧了，这使得齐桓公援助徐国的计划遭到挫折。一直等待联军救援的徐国在楚军的施压下，被迫与楚军进行决战，强大的楚国兵团轻松在娄林大败徐国军队。
与此同时，齐军对厉国的进攻却无功而返。齐桓公在称霸四十年之后，开始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了。联盟的内讧与伐厉之战的失利，预示着齐国正从巅峰急剧地下坠。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后管仲时代的齐国内政开始由一群小人所操纵。弑君的故事即将再次上演，而这次被弑的主角就是风云霸主齐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