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无疑是春秋时代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他的伟大在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霸业时代。
当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周王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中央政权的存在。而是分裂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原本只是周王朝的臣属国。当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之时，诸侯国已经成为各自独立且不听命于中央的主权国，国家主义的思潮迅速抬头。在旧的政治秩序被摧毁之际，新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陷入混沌无序之中。正如周王无法控制诸侯一样，诸侯也无法控制贵族的叛乱。
这是一个内乱频频的年代，几乎每个国家都陷入君主被弑的旋涡之中，内乱大大消耗了诸侯国的实力。更可怕的是，潜伏于四周的蛮族部落开始对华夏族诸侯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华夏族不能联合对抗蛮族的入侵，中原文明将遭到灭顶之灾。
管仲的事业用最精练的四个字来表达，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的背后是重建一种政治秩序。诸侯国如何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华夏的敌人呢？必须要有一个向心力，这个向心力本应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但周王室已经没有实力来统御群雄。必须要由一个霸主作为诸侯联盟的领袖，肩负起历史重任。
在管仲看来，齐国的使命就是建立起“天子至尊，霸主至强”的新政治秩序。
齐国要成就霸业，必须是全方位的强盛。政治上需要稳定，经济要繁荣，并且军事要强大。在管仲看来，齐国首先必须要保持政府的稳定，避免再度陷入权臣弑君的恶性循环之中。维持政府稳定，则需“尊君”以压制士族贵族。春秋时代继承宗法封建社会之余风，君主并非专制，而是与贵族分权而治，此为弑君潮流之内在原因。
管仲是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倡导者，他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因为“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权力，无法令国家法令得以执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也”。
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管仲之所以强调君主专制并非为讨得齐桓公的欢心，而是认为这是平息国内纷争祸乱并使国家走向强大的途径。从本质上说，管仲是一位国家主义者。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愚忠之徒。在公子纠死后，召忽选择自杀时，管仲说：“夷吾（管仲之名）之为君臣，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破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从这些话中可知，管仲乃是爱国主义者，而非忠君主义者。
管仲在强调君权的同时，也大力提倡顺从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在另一个场合，他对齐桓公说：“丹青在山，民知而进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有一回，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严厉地驳斥道：“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
尊君在管仲庞大的政治构想中只是一块基石，管仲的敏锐力在于他发现时代已经全然不同于过去了。在西周时代，诸侯国只需要做到国泰民安即是大治，不必过多考虑其他事务。自从骊山之乱后，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与日俱增。南方的楚国更是虎视眈眈，开疆略地，雄视一方，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原的安全。齐国临近的鲁国和宋国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实力略逊于齐国，但威胁并不小。诸国争雄的时代已经到来，唯有强者能生存。
国家欲强大，首先政府必须要稳定。在管仲看来，加强君主之权力，压制贵族势力，乃内政稳定之根本。在对外政策上，管仲从一开始便奋起帝国主义之雄心，目标就是成就齐国的霸业。
管仲相齐之后，就明确了霸业的使命。齐桓公问他：“社稷可定乎？”管仲回答道：“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此时的齐桓公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他说：“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在齐桓公看来，只要能安定国家，就十分满足了。但在管仲看来，国家安定与成就霸业乃是一体之两面。因为这是一个进取的时代，你不思进取，就会被超越，甚至被消灭。当齐桓公拒绝管仲称霸的政策时，管仲竟然拂袖而走。他说，我之所以没有为公子纠殉死，乃是为了安定国家社稷。现在国君既然不肯同意我拟定的政策，齐国难以长治久安。我不能白领国家的俸禄而不能为国家尽力，所以不敢做官了。
在管仲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齐桓公才勉强地说：“勿已，其勉霸乎！”管仲政治上之强硬立场由此可见，斯亦可证。齐国之霸业，管仲之霸业也。
管仲政术的核心是法治，作为先秦法家之先驱，其理论之纵深，虽商和韩有所未逮。略萃其要者，以览大概。
对于法之起源，管仲如是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这个起源论与后世荀子所论略同，也与英国17世纪霍布斯所论略同。
法对于一个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也就是说法令能维持社会秩序，抑强除暴并为民兴利。
立法权操之于君主，然而非随心所欲制定，必须要以人类自然天性为准则。何为人类之自然天性？管仲分析道：“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法令之条款，不得超越人之承受能力：“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如果法令违背人之天性及承受能力之外，即为恶法。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虽然认为君主有立法权，然而也应受限于法。他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又说：“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又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法令乃是国家之权威。虽君主不得凌驾其上，其见解可谓千古不朽矣。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君主握有生杀赏罚之大权，这将大大膨胀君主的私欲。对于这点，管仲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他说：“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又说：“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然而如何限制君主之私欲横流，以及君主之超越法律之上呢？管仲并没有给出一个限制的措施，只是警告君主违法纵欲的后果：“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即后果将是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君位也将岌岌可危；相反，“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法治对管仲而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立国威以称霸诸侯。
与楚国、晋国和秦国等强国相比，齐国的军国主义色彩不算浓厚。齐国称霸的原因乃在于强大的国家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这个方面管仲之贡献尤为多也。
管仲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对于国家之重要性，说道：“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这句话的意思为要雄霸天下，则财力亦应当富甲天下。以今日之美国视之，仍然是这样。管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只有人民衣食无忧，国家才不致动乱，法令才可得以实施。
管仲的经济政策范围颇广，包括振兴农业和商业，加强公共设施建设，轻税赋，建立养老、抚孤寡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扶助穷困等方面，具体为：“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货币金融则是政府调控经济之最重要手段，管仲极端重视货币政策，他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即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以确保劳动者之生产积极性。
管仲认为，物价之贵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物品数量的多寡，物多则价贱，物寡则价贵；二是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流通量大则贬值，流通量小则升值，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政府的职能则是利用金融手段平抑物价。
齐桓公曾向管仲询问，丰收之年如何来遏制粮食价格的过度下滑。管仲认为应当减少粮食的流通量，为此必须采取政府强制手段，他说：“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春秋时代粮食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商品，也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管仲认为强制减少粮食流通量，自然可以制止价格的下滑。既可以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又可以维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在歉收之年，则将储备之粮食投入市场。以遏制粮商囤积哄抬价格，又可以使政府得到一笔收入，所以管仲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以上是通过调节商品的流通量以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采取货币手段来调控物价。
首先是货币的发行量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管仲认为应当根据国家之生产实际，估计全国所需货币的数量，以此为基准铸造公币。关于政府调控货币的流通量，管仲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银根紧缩，货币流通量少时，物价便低；银根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则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此规律，则可以利用货币之手段，达到调控物价之作用。
管仲的货币思想之精深，很多见解以今日来看仍然是真知灼见，此真乃中国旷世之经济学家。
管仲的经济见解乃是服务于政治，他对人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贫富悬殊乃是国家之危害，“贫富无度则失”，他并不相信平等分配土地、财物的制度。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人类为争取平等而提出来的“均贫富”和“均田地”等理想，无一不遭到破产之命运。为什么呢？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对人性洞悉之深刻，确实已为此种理想打上死亡之印记。因为“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即便社会实施完全平等之田地和财物划分，但是人在能力上的差异，最后还是会形成贫富的分化，智者可以收取十倍的利润；愚者则无法将此资本增值。
从个人的能力差别来看，无法制止贫富分化的形成。但是管仲认为政府应该干涉经济，抑制豪强，阻止兼并。这种干涉措施并非采取“均贫富”的强制措施，而是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三个措施，一是政府以货币手段调控市场价格，以制止豪强在丰年打压粮食价格，在荒年囤积以哄抬价格。换言之，即打破商人豪强在经济上的垄断权。二是将盐和铁这两项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收归国家专卖。同时矿山与森林均国有化，既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来源，又避免这些必需品的价格为奸商所操纵而造成贫富失衡。三是政府尽量解除贫民对豪强的债务，并且提供给农民贷款与耕作器具，即政府兼有银行之职能。
管仲之种种政治经济政策，究其核心在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齐国之所以能称霸，并不全赖以武力，更多是赖其对外经济政策。以今日的话言之，是一种经济攻势，两千多年前的管仲之深刻见解令人难以置信。
齐国濒临渤海之滨，为诸侯国中盐业最发达者。内地的卫国和宋国等诸侯国之盐都要从齐国进口，故而齐国对于盐有垄断地位。管仲采取限产之政策，使各国的盐价大幅上涨，获利万余斤金。齐国政府将万余斤金储备而不使之流通，造成金价上涨。由于齐国之金价高于其他诸侯国，致使各国的黄金涌入齐国境内，遂使黄金储备量居各国之首。各诸侯国在黄金储备量大幅下降之后，金价也大幅攀升。由于黄金是国际货币，金价的飞涨使得齐国作为黄金储备最丰的国家，获益最大。此时齐国凭借黄金储备之优势，以高于诸侯国的价格收购粮食。诸侯国的粮食大量涌入齐国，齐国以此方式一举控制粮食这一重要的商品。
管仲以异乎寻常的金融知识，凭借货币政策，使得齐国在盐、金和粮食等重要物品上均取压倒性的优势。这种金融政策见识之非凡，实令人叹而观止，此亦齐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原因。
在军事方面，管仲亦有深刻之见解，他曾说道：“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个主张又称为“八无敌”，即国家财力、工艺制造水平、器械、将士择选、政教、训练、情报和时机八个方面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关键。对于管仲而言，军事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军事上的胜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非单纯武力而已。
在军事编制上，齐国有常备军三万人，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但更惊人的是，齐国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预备役部队，总数有十万人。这些人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平时也从事生产活动，在需要的时候则可以投入战斗。这样齐国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达到十三万人之多，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此外，齐国还拥有八百辆战车。在春秋初期，各国的战车数量仍然较少。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战车的数量也开始急剧上升。
以上所述管仲之治国方略，并非一蹴而就的事。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里所述的也只是蜻蜓点水而已。这位罕见的天才在许多方面的真知灼见，远远超越他的时代。特别是其经济思想，更远非常人所能理解。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学者，对于《管子》一书中最深刻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轻重》篇抱以轻蔑之态度，如傅玄认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叶适认为“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至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东渐，《管子》的一些精辟见解才为人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