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处世若能刚柔相济，把方与圆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那就是方圆无碍了。方圆无碍，按现在的说法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战略、最高级的政策，也是为人处事最高级的方式、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
做人要能刚能柔，可方可圆。把握好刚柔的尺度，拿捏好方圆的分寸，才能方圆无碍。
协调而不讨好，入于内而出于外
现实社会不是生活的真空，无时不刻不充满着权力的较量，利益的纷争，性格差异的磨擦，你即使一点不去争，也有人与你争。甚至还有那么一种得寸进尺，想骑在别人脖子上的人，你退一尺，他就进一丈，你给他吞一个指头，他就要吞到你的手肘。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花费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融洽的环境氛围有助于一个人脱颖而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此，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一种是讨好，一种是协调。
协调是着眼于自我调整，主观适应客观，个人适应集体，不断地使自己与周边的环境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而讨好与协调不是一般方式方法上的区别，首先是它的着力点错位，不是强调主观，调整自我来适应客观，而是迁就和迎合他人的需要，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宽容或姑息。
讨好者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对称的，它不是通过调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是为了谋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需求，去讨好那些与自身利益有关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人都有一个弱点，喜欢听恭维话。对人说一些赞誉之辞，如果能言者由衷，恰如其分，适合其人，相当有分寸，而不流于谄媚，将是一种得人欢心的处世方法，听者自然十分高兴，这未免不是好事。如果不问对象，夸大其词，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不仅效果不佳，有时还会被别人称为马屁精，落个坏名声，而且，花费的代价大，成本高。因为他不能做到同时去讨好所有的人，为了不得罪人，他必须不断地讨好，这不仅加大了成本，而且活得很累；更主要的是毁了自己的前程。
习惯于讨好的人，是不讲究做人原则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人前讲人话，在人后讲胡话，为个人私利所左右，为讨好他人而失去自己的竞争力。大凡有正义感的人，对两面三刀的家伙是非常反感的。
我们说要善于协调，并不是要人处世圆滑，不得罪任何一方。也不是要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着张三说李四，碰到李四又说张三。其实，这种人是可鄙的。但一个人如果能在坚持大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对一些无关大局的事作一点让步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做到大家都喜欢你，那么在你的世界就是以你为中心的，你并没失去什么，却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你生活的环境气氛融洽，自己心中也快乐得多。
善于协调的人，一般人际关系都是十分融洽。在生活中也常常看到这样一种人，他既不拉帮结派，又不是独来独往，他是介于二者之间，既与这派有联系，又与另一派有瓜葛，你很难将他划为哪一派，而且，很奇怪的是，这种人往往能同时为两派接受。所以，办起事来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提高效率。
要谋求生存和成功，营造良好的人际氛围，讨好不是良策，协调才是好办法。
以和为贵是一条经世致用的原则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这种理念渗透在人们心中，表现在各个领域。
“和”首先是一条经世致用的原则。
儒家有句名言叫做“和为贵”。兵家有个理论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治家者有一条经验：“家和万事兴”。经商者有个信条：“和气生财”。治国者讲究和平。由此可见，谋“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和”是贤者仁人所追求的境界。在我们周围可以找到许多以和为贵的凡人，在历史上，谋“和”，求宽容、大度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这一切无不在昭示人们“以和为贵”，不要以邻为壑，它能平息仇恨的怒火，使死对头之间不再冤冤相报，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
日本人也很重视“和”，甚至有的企业家把它当作自己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但中国人主张的“和”与日本人所尊崇的“和”有所不同。日本人的“和”是指完全抛却自己的主张，众口一词，赞同团体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这种意思比较接近孔子提出的“同”。“同”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盲目附和别人的态度，人云亦云。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能与周围的人相互协调，“和则生物，同则不济”。
“以和为贵”也是治国者的方略，因为它蕴含和平、太平、平安之意。治国者都希望国内太平，永无纷争；国家之间“和平发展”，没有战争。林语堂认为“和平”是人类的一种卓越认识，中国人尤其酷爱和平，不爱挑起战争，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受“和为贵”理念的浸润和熏陶，使得人们从小就养成一种以和为贵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一名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理，这就是不管战争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都会使人残肢断体丧失生命。
“以和为贵”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上。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和危害，空气污染，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用“和”的理念来整合人们的思想意识，指导人们去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在今天仍是一条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种种不和，不和就会产生分歧，有了分歧就会导致摩擦，摩擦导致矛盾，矛盾激化就会导致争斗。特别是当人们之间有利益冲突时，斗争就难免了，而且斗的方法也举不胜举。有明争也有暗斗，不管是哪种相斗方式，都会伤了彼此间的和气，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做人应求“和”，而不求“同”，要和而不同。提倡“和”，不是要求人们都抱成一团，讲求一团和气，无原则地妥协和谦让，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团结进取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工作上的互帮互助的氛围和对人对己宽容大度的气量。“和”是成就大业的良好环境，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
“和”字值千金，万事和为贵。一个和睦的家庭，会令人感到温暖；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会使人感到舒畅；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人安心地搞建设；一个祥和的气氛，让人世充满了温暖。
“吃亏是福”是智者奉行的生活艺术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吃亏是福”一说。这是中国哲人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观，它包括了愚笨者的智慧、柔弱者的力量，领略了生命含义的旷达和由吃亏退隐而带来的安稳宁静。
唐代的两位智者寒山与拾得（他们二人实际上是一种开启人的解脱智慧的象征）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很有启发：
一日，寒山问拾得：“今有人侮我、笑我、藐视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不要理他。且过几年，你再看他。”
那个高傲不可一世的人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而我们也一定可以想象得出拾得的胜利的微笑——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超脱圆滑者的微笑。不过，它的确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好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福祸常常是并行不悖的，而且福尽则祸亦至，而祸退则福亦来的道理，那么，我们就真的应该采取“愚”、“让”、“怯”、“谦”这样的态度来避祸趋福。所以，“吃亏是福”不失为人生一种特殊的处世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吃亏”大多是指物质上的损失，倘使一个人能用外在的吃亏换来心灵的平和与宁静，那无疑获得了人生的幸福。记不清哪位哲人曾写下下面这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的确是对“吃亏是福”的最好的诠释。在此引用，以与大家共赏：
人，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系统。当你的付出超过你的回报时，你一定取得了某种心理优势；反之，当你的获得超过了你付出的劳动，甚至不劳而获时，便会陷入某种心理劣势。很多人拾金不昧，决不是因为跟钱有仇，而是因为不愿意被一时的贪欲搞坏了长久的心情。一言以蔽之：人没有无缘无故的得到，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去。有时，你是用物质上的不合算换取精神上的超额快乐。也有时，看似占了金钱便宜，却同时在不知不觉中透支了精神的快乐。所以，先哲强调“吃亏是福”，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以低调的姿态做着各种各样的好事，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圣人”。
吃亏是福，生命中吃点亏算什么？吃亏了能换来非常难得的和平与安全，能换来身心的健康与快乐，吃亏又有什么不值得的呢？况且，在吃亏后的和平与安全的时期内，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并使它再度放射出绚丽的光芒。
吃亏是福，是一种隐形的投资，暂时的吃亏可换来他人的感激和信任，为换取日后的回报埋下伏笔。
汲取中庸的智慧，不过亦无不及
中庸性格是一种难以达到但人人都可以努力塑造的性格，这种性格包容性强，可以融通诸家思想体系的精髓。提倡“中庸之道”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遭受人们的大加鞑伐和批判。其实，从“中庸”思想的本意看，它并不是“奸猾”，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和智慧。
何谓中庸呢？孔子认为“中庸”即为“中和”。孔子说：“中”是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未表现出来，“和”是感情表达时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遵循的通则。如果人们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间的一切就会各得其所，万物也就顺其自然而生了。
凡事都取乎中，是应付时代和任何事情的良方。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也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人生处世的要点，就在于“执中致和”。传说，远古时期的舜帝就是一个善于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他不仅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又能加以审视，扬其善，隐其恶，取其中，而施行于民，从而使天下化而治之。治理国家者若能采用“中庸之道”，就可以处于无为而治的自由境地，避免过于专制，过于偏激，过于依恃，表面看似愚拙，内心里却实在是一种智慧，一种明亮。
孔子对“中庸”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它，若能把握中庸的道理，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但是，一般人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过于聪明，认为它不值得去实行，而愚蠢的人又理解不了。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表现就截然不同。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时时居于中，不过亦无不及；而小人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小人对什么都太在乎或肆无忌惮，不知也不遵循中庸的道理。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修养的君子才能够坚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导向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外在的东西。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容易使人们往往简单地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对满足、成功、富贵、权力等，总是期望达到顶峰，人人在我脚下才好，而对空虚、失败、贫穷、低下等，则唯恐降临到自己身上。这样，他们处高位不觉得满足，处低位反而一蹶不振。这两个极端都不会使人安宁和快乐，并且对于位高者而言，他们难以守成，很快会转入低下；而对位低者而言，他们欲速不达。结果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一切都处在不安与失意之中。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先哲提出并加以践行的“中庸”智慧。
中庸的智慧，表现在该仁慈时总是慈眉善目；身陷逆境需忍让之时，表现得忍性十足；机会出现，需做出决断时，又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果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