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一个精灵般的文学女人，有时黑衣，有时却是一身白。她是那种“敏感”型的作家的容貌，看上去优雅纤弱，内心里却异常理性和坚韧。读她的书和看她的人，是一种不成比例的负重。感觉她总是弯曲着杨柳将折的细腰，在文坛上悄然匍匐前行，但只要风吹草低，她站起身来，天上就是一声滚过的惊雷。
那年春夏她来休斯敦，为文友们开讲《“情”字这条路》，穿的却是淡蓝的短衣，胸前还有一朵暗香浮动的小花。印象中她在高高的讲坛上端坐着，婷婷的身姿里蓄满了谦虚的孤傲和诚恳的简洁。后来，我在秋冬的旧金山再看见她，黑色的皮夹克裹着越发瘦小的身躯，那双长久失眠的眼睛，竟有几分寒夜女侠的风韵。翌日登台演讲，换了丝锦的短袄，束起的发髻，古典清丽的模样俨然又是一位深闺走出的少妇。
说起来，严歌苓自己就是一部绵密幽深的小说。她1958年生于上海，12岁当兵，学过舞蹈，15岁“初恋又失恋”，30岁婚姻失败，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考577，1989年出国留学，曾为好莱坞写英文剧本，遭遇过抢劫，数次被FBI传讯，坚守与美国外交官的姻缘，在孤儿院领养回第一个女儿。尤其是她“嚼着铅笔头”写出了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从现代的《少女小渔》到从前的妓女《扶桑》，从早年的《雌性的草地》到今天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从《第九个寡妇》的惊艳到《小姨多鹤》的诡谲，更还有获奖的电影《天浴》到风靡天下的《梅兰芳》。她的作品迥然散发着与本土作家完全不同的奇异芳泽，闪烁着移民作家独有的精神特质。在我的眼里，严歌苓总是先绽放“奇葩”，然后走向“经典”。
关于生命的移植，严歌苓曾这样表白：“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的。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严歌苓还说：“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有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少女小渔》后记）
近年来严歌苓频繁游走在东西方，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走过美国、非洲，离开中国17年，严歌苓的心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后“回归”。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即是严歌苓“回望乡土”、重新“抒写历史”的“一声号角”。此刻的严歌苓，与其说她痴迷于女人的故事，不如说她是在为“活”的历史着迷。她想要关注中国最本真的农村，重新思考历史。她喜欢土地，喜欢底层人，喜欢“突破”和“挑战”。
正当人们为《第九个寡妇》惊心动魄的时候，严歌苓又推出了更为震撼的《小姨多鹤》。这部长篇讲的故事不仅仅是跨“历史”，更是跨“国籍”，俨若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写《寡妇》时严歌苓亲往河南驻扎，这次为《小姨》则三去日本。小说描写的虽是日本侵华战败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少女多鹤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延续的依然是严歌苓驾驭卑微人性、拷问质朴灵魂的精湛功力，在时运的磨难中，在生活和爱的“窘迫”里，强大的生存意志，却造就了“人”的宏大叙事。
视写作为生命大乐趣的严歌苓，已进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她说：“作为小说家，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她，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这些年，严歌苓一直说自己是“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因为“游牧”而自由，因为自由而丰收。这种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获得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