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正可谓百味杂陈。很多年过去，它还是掩藏在烟雨苍茫之间。
然而，历史终究还是历史。去年岁末回国，听说《中华民国史》皇皇十卷已慨然问世，在熙攘的北京街头，书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蒋介石日记》。2012年的新春，受美南作协的委托，邀约老同学沈宁：“来给我们讲讲你笔下的民国吧！”
这位沈兄，是我在陕西西北大学“七七级”的同窗，入校时他大我15岁。我们那一班有70人，原本只招50，后来政审放宽，就有20位家庭背景复杂的人被扩招进来，其中就有沈宁。沈宁的外公原是为蒋介石执笔多年的陶希圣，他的伯父又是民国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陶希圣惦念女儿，请求蒋先生停了船，发电给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但沈宁的母亲却坚决要留下来。这一瞬间的决定，遂有了沈宁后来斑驳沧桑的命运，他高中毕业后被放逐到陕北的黄土高原，直到1977年的赴考才成为老大学生。
1983年沈宁到美国留学，先是写纪实性作品，后转向家族故事的创作。很快，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在台湾出版（简体版为《刀口上的家族》），之后又有《百世门风》。近年来他开始撰写许多民国里的人物，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多是些让人惊诧的故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在沈宁看来，“民国”在大陆的30年在中国历史上时间虽短，但成就却异样辉煌。正是在这个大时代，中国开始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急剧迈进，并赢得了国际上的尊敬。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文化之灿烂，尤让后代仰慕。
怀想民国，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沈宁说，2011年，美国丹佛的英文报纸登一篇报道，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原来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
在沈宁看来，早期民国的重要人物必须提到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但骂他卖国却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并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凯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
说到民国时期的很多政治领袖，沈宁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不卖国。都以为当年的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再说蒋介石先生，沈宁的心里是充满了敬重和感恩。1946年，抗战结束，沈宁母亲与父亲在上海结婚，由上海当时的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特别派人送来一副亲笔字。沈宁外公陶希圣曾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蒋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逐字逐句地改。《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还跑去找外祖父理论。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其实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北京中央电视台最近拍摄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主角正是沈宁的外祖父还有他的母亲。那年“高陶事件”爆发，是杜月笙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陶希圣的女儿和两个儿子被日汪扣留上海当作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三个孩子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沈宁的母亲才被杜月笙的50个枪手营救出上海。杜先生在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8000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说到这个故事，沈宁哽咽道：“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
民国时所谓的“四大家族”，沈宁直言很令人怀疑。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他的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陶希圣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午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像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刚到台湾时，沈宁的外祖父一家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的是留做纪念。
怀想民国，沈宁慨然：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才。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真可谓各路英雄，后人实在无法超越，就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