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那年已经是1978年的开春，但俗称“七七级”，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国上下手忙脚乱，就把我们这批七七年的考生拖进了来年的春天。
第一次走进西北大学校园的时候，感觉自己是进了大观园，紫藤阁通幽，桃花园含苞待放。但我所有的惊诧并不是因为风景，而是因为看到校园里那些奇特的人，他们将是我共度寒窗四年的同学。
我的班上竟然有70人，系里原本只招50人，结果政策放宽，有些家里出身不太好但成绩不错的人就被扩招了进来。这中间有中央首长的女儿，有“黑五类”的儿子，有高级将领的公子，也有国民党战犯的后代。记得我入校的第一天，班上一个帅气的小伙向大家介绍他的父亲正在导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亨利六世》，而另一位来自陕北乡下的后生则望着窗外的柳树惊呼：“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垂柳了，原来柳树的叶子是朝下长的！”
大学的日子甚是热闹，思想解冻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冲击着校园，演话剧，办刊物，讨论小说，明着看一团和气，暗下里却分流涌急。我们班上传有“十大才子”之说，也听说不甘寂寞的“农民党”在活动，还有系内外交错的各种爱情。就记得班上有一位擅长在舞场猎艳的公子，每次去食堂吃饭，他的碗都被外系的男生砸扁。还记得班上有人经常透露谁跟谁已经有了关系但可惜还没发生的消息。
我那时年纪偏小，就知道每天泡在阅览室里读小说。忽然有一天班长叫大家开批判会，批判的是一个同时跟两个女生相好的男生，情节非常严重。批斗的结果是把这个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的男生给开除了。
我因为在班上最小，常常被几位年龄大的同学堵在教室的门口，逼我叫他们“叔叔”“阿姨”，因为他们的岁数实在是我的双倍。下课的时候，会突然有人从后面搂住我的脖子，恨恨地说：“你怎么能跟我是同学，这世界太不公平了！”恨归恨，班上的同学还是非常爱我的。有一晚，全班乘校车去北大街的戏园子看曹禺的《雷雨》，我出来晚了，又下雨，班长忘记点人数，结果回到学校发现我不在，全班惊慌，兵分三路，在西安城里找我。第二天，每个人都在课堂上打瞌睡，弄得给我们军训的那位小个子连长直发火，他在台上正在讲“枪”的功能，刚说道：“枪，有后坐力，”忽然扫视台下，叫起前排正在低头酣睡的“小炉匠”：“你说，我刚才讲的什么？”伟大的“小炉匠”真绝，他竟然有睡觉听课的本领，昂头站起来，一字一板：“枪，有后坐力！”全班人齐呼：“乌拉！”
同学中最让我难忘的要算沈宁，倒不是因为他长得玉树临风，而是觉得他身上有股特神秘的东西。沈宁是班上公认的才子，当年入学，就因为身世沧桑，险遭扼杀。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讲起自己的故事，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儒雅，笑容里腰板挺直，匀速的步子里常常会冒出揶揄人的机智话来。他会拉琴，会导演话剧，指挥大合唱，还能主播运动会。后来，我们才渐渐知道了他的外公原来就是为蒋介石执笔多年的陶希圣，1949年他的母亲在黄浦江外拒绝随蒋登舰赴台，遂有后来“文革”的摧残，沈宁则被放逐到黄土高原。大学时的沈宁，似乎比别人更努力地学英文，他有海外关系，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不在中国。果然，毕业时分他到省电视台当导演，只拍了一部《喜鹊泪》就远走他乡。
还记得那年我在西大的校园里懒洋洋地读研究生，忽然就听说远在美国的沈宁回来了，想邀同窗们去聚聚。这可是个好消息！算他有良心，至少让我们这些饥渴中的兄弟姐妹好好“撮”一顿。来报信的人还特别叮嘱：“别忘了，是下午五点，吃饭的当口。”
沈宁约大家相聚的地点就在西大宾馆，那一楼的宴会厅是相当的气派。我们先上了二层他下榻的房间，每人进去都是一片欢呼，沈宁则是一身白领打扮，手持名片恭敬奉上。大家并肩席地而坐，心里却在偷偷地看表，盼着那开宴的时候早到，杯酒下肚，话匣子才能打开。结果寒暄已过了一个时辰，怎么还不见沈宁发话下楼就餐？又过了一个时辰，肚子里敲起饥饿的鼓点，就见沈宁起身，拉开里屋卧室的门，说道：“在美国习惯了边吃边聊，兄弟特别采购了一些吃喝就放在这屋内的桌子上，有自助的盘碗，请大家需要时随意。”他的话音刚落，全部的面孔是一片错愕，难道就这样来打发我们？而且中国人最要面子，谁会第一个说“我饿了，我要吃”？即使是饿得前胸贴背，也不能丢这个份儿！
书卷气十足的沈宁并不察，依旧在话锋里盘旋。我就看见当初通知大家的“包大人”脸上很有些挂不住，大家的目光也怨怨地射向他。
那个晚上真是一次饥饿的体验，受不住的先开始告辞。我们几个女友赶紧冲去校门口的小馆，全无了吃相的斯文。翌日，“包大人”一一打电话来抱歉洗罪，大家则异口同声地发泄：“嗨，沈宁当了美国人，咋就变得这么抠儿？！”
许多年后，我移居休斯敦，沈宁代表《美国之音》来采访老布什总统，途经我家，说起这段“往事”，他大喊一声：“冤啊！”几乎吐血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