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士兵日思夜盼，终于盼到他们在越南的365天结束，盼到可以回国、回家的那一天。他们满怀期望地登上“飞回天堂的大鸟”（Baker： 261），却失落地发现，国内已不再是他们记忆里、想象中的那个家。他们曾想象美国国内是一片乐土，是疲惫身心的避风港。回到国内，他们却发现国内不是乐土，而是精神的荒原。走出飞机，没有鲜花和欢迎的人群等待他们；走在街上，没有崇敬的目光注视他们，相反，处处感受到的是冷漠和敌视。在越南，北越士兵把他们当作敌人乃是情理之中；但在国内，自己的同胞还把他们视为敌人，则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越战老兵一边受到战争梦魇的侵扰，一边还不得不抵挡来自国人的伤害。渐渐地，战前活泼开朗的年轻士兵，回国后往往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成为自己家园里的边缘人和隐形人。
第一节 家园里绽放的毒之花
活着回国是美军士兵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在越南最大的胜利。很多士兵直言不讳地说：“在越南的技巧就是离开越南，我不是指装在塑料运尸袋里离开，而是活着离开，这样，我的女朋友拉我时，我会知道。”（O’Brien， 1979： 141）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熬过越南的种种艰难困苦。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们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激动。拉里？海涅曼的《肉搏战》里的士兵多齐尔即将回国时，感到一阵狂喜：“这是一种强烈而喜悦的感情。…… 我想我再也不会体验到那一刻身体上那种难以思议的快乐了。我真的活过来了。”（Heinemann， 1986： 297）无论如何，从越南战场的梦魇里走出来，毕竟会让任何人都欣喜若狂。然而，这段回家的路却会很漫长。多齐尔在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感到“我的下半生都得从那几级台阶上往下走”（Heinemann， 1986： 299）。他得用一生的时间整理思绪，抹平战争的创伤。
虽然回到了家，士兵们却感到家似乎更加遥不可及，他们的心灵只能在虚无中漂泊，因为此时，他们感到自己无比肮脏，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我觉得自己总是很脏，皮肤粗糙、滑溜溜的，有东西总是痒，总是油腻腻的。这不是因为我工作时沾上了油，而是什么内部的东西。”（Heinemann， 1986： 280-281）在越南一年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们，以前那个天真的少年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见证、甚至参与了残酷与血腥的老兵。他们渴望家里的慰藉能让自己彻底放松，慢慢治愈战争的创伤。
士兵们“本以为回国后会成为战斗英雄”（Baker： 269）。然而，他们在国内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你杀了多少妇女儿童。他们被一些人称作“法西斯分子”（James Webb： 226），被更多的人称作“杀孩子的人”。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他们的侧目和冷漠。一名刚回国的士兵穿着军装走在伯克利的大街上，感觉自己“像个光顾地球的火星人。每个人都看着你，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评论。人们朝你吐唾沫。走在街上比走在越南战场还更可怕。在越南我还有武器可以保护自己，但他们却拿走了武器。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比越共更想杀我”（Baker： 270）。越战老兵在越南经历了生死轮回，难道回国后还要面对另一个战场吗？老兵们感到遭受了双重伤害，一名老兵无比愤怒：“有人在拆我们的台。有人在背后捅我们。参加和平斗争的普通人不理解。当兵时，我们被军队从背后捅了一刀。回到美国，我们被爱和平的人们从背后又捅了一刀。我们被尼克松总统从背后捅了一刀。他在讲废话。享利？基辛格谈论和平与结束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是废话。”（Baker： 289）
老兵们成为美国这场争议最大的战争中最大的牺牲品，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人们都一致指责越战老兵。支持战争的人们因自己想象的越战破灭而痛心疾首之时，似乎把越战的失败完全归罪于赴越作战的士兵，认为是他们输掉了越南战争，没能让美国神话在越南续写。反对战争的人们则把越战的一切人道主义罪恶和灾难都归罪于老兵，指责他们是杀人者，是纵火者，是灾难的制造者。在战场时，士兵们感到受了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欺骗；回到国内，又感到受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的欺骗。他们被一部分人驱赶着上战场，如果不去，就会被指责为懦夫和逃避责任者；回国后，他们却又因为上了战场，被另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同的人）指责为杀人者。当初，人们积极鼓动年轻人参军入伍时，说战场是孕育英雄的温床；等他们战罢回国，却愕然发现人们已改变了对英雄的定义。很多人认为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那些被送到越南去的，只是一群杀人者罢了。老兵们感到极度的失落和惶惑。他们被美国政府和军队送上战场，去打他们不理解、不情愿、不乐意打的一场战争。他们只不过是战争机器上一个可以随意替换、随意抛弃的小零件。然而，回到国内，这些无足轻重的小零件们却要独自为整个越南战争的失利负责，为美国政府和军队在越南战场犯下的滔天大罪负责。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对待？你尽了责任，没有跑到加拿大，没有假装头痛逃避参军。…… 你做了别人要求你做的，而且做得很好。”（Baker： 276）但人们却没有因此赞扬你，反而因你出色地完成了他们要求你完成的事情而憎恨你。“人们不理解，他们因你去过那里而恨你，好像你应该为去过越南而感到内疚。”（Baker： 264）一名老兵感到难以置信：“我回到国内，看到人们因越南而骚动。人们因美国大兵在越南而痛恨他们。他们在责备我们。我简直要发疯，不能相信这一切。”（Baker： 288）老兵们之所以不能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这就是我为之流血的人们吗？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James Webb： 228）
老兵们回国后感到无比茫然，还因为战场上的规则完全不同于美国国内社会的生活规则。在战场上，杀人是保护自己生命的手段，是“为国效力”的表现，杀人者也是英雄。但在国内，杀人则是人性灭绝的表现，杀人者也只有牢狱之灾等着他们。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让士兵感到无所适从。勇敢的士兵在战场上被军队授予各种奖章，奖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们通常也受到同伴的尊敬和赞扬。回到国内后，同样的行为则被认为是滔天大罪，同一个士兵则被人们唾骂为“杀孩子的人”。战争与和平是迥异的两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是正常的，在另一个世界则是荒谬的。在这个世界是勇敢的，在另一个世界则是罪恶的。越战期间，美军士兵把美国国内称作“the world”，把越南称作“in-country”。相对美国国内这个现代文明的大都市、大世界来说，越南只是贫穷落后的乡间。它是文明“世界”的反面，如同一片未开垦的原野，隐藏着各种潜在的危险、堕落和残酷。两个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在原始的乡间为着生存而值得称许的行为，在文明的世界可能就被视作大逆不道。在两天之内，士兵们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如何能适应这种转变？尤其是当人们缺乏宽容的态度时，他们感到的茫然可想而知。
老兵们最大的伤痛不是战场上流血的伤口，而是国内人们给予他们的精神伤害。这是被背叛的痛楚，被抛弃、被误解的悲哀。在自传《生于七月四日》里，罗恩？科维克生动描绘了他受欺骗的感觉和越战老兵回国后感到的失落。科维克在越南受伤后，身体自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只能在轮椅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应有照顾。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手术不及时，被单脏了不能及时换掉，大小便失禁需要护士帮助时，无论怎么按呼叫器，都没有人来。科维克感到极度失望，他为美国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身体，但国内的人们却不理解他做出的牺牲，漠然视之。他感叹：“我们从来就不明白，政府如何不停地要钱买武器，而让我们躺在自己的污秽里。”（Kovic： 39）他感到自己被欺骗：“我把死去的阴茎献给了美国，把没有知觉的年轻的阴茎献给了民主。…… 我把死去的阴茎献给了约翰？韦恩、赫迪？杜迪，献给了卡斯蒂格利阿，献给了理发师斯巴基。没有人告诉我，我从战场上回来时，会没有阴茎。”（Kovic： 112）。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献给了美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人们不能理解他们，有人甚至粗暴地说：“越南对我和其他人没有任何意义。你可以带着你的越南滚开了。”（Kovic： 130-131）他发现自己像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对他们而言，（他）从来都只是一个东西，一个套上军装，被训练来杀人的东西，一个穿过绞肉机的东西，一个用来制作肉末的廉价的不名一文的小东西。”（Kovic： 166）科维克对政府、军队、国人感到极度绝望，别无选择，毅然加入了反战行列。他参加各种集会，大声呼吁人们反对战争，反对越战。然而，他的反战行为仍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在美国社会里，他仍然只能孤独地为越战付出代价。直至2005年9月，年近花甲的他还积极参加反对布什向伊拉克增兵的游行。
粗暴对待越战老兵的现象并非个别。詹姆斯？韦布的小说《火力场》里的古德里奇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越战期间，哈佛大学是反战的重要堡垒。入伍前，古德里奇便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来到越南后，他时时自问：“这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疯狂。”（James Webb： 117）战场上的种种残酷使他“相信事物的随意性。像存在主义一样。毫无意义地遭受苦难。如果有意义，也只是在遭受苦难的过程中”（James Webb： 118）。他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在地狱，我在地狱，我在地狱，我在地狱。”（James Webb： 151）“任何人要死的原因仅仅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就像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他们在相互残杀，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瓶子里。”（James Webb： 20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在古德里奇看来，美军士兵到越南去打仗，去杀人，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而是因为他们的敌人恰好是越南人。正因为如此，古德里奇拒绝对敌人开枪。在一次夜袭中，士兵听到有敌人靠近，举枪准备射击。忽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几岁大的女孩，古德里奇急忙按下身旁战友的枪口。就在这时，小女孩不见了，出现的却是一名北越士兵。敌人先击毙了古德里奇身边的战友，又打断了他的一条腿。为了营救受伤的古德里奇，士兵斯内克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争的残酷让古德里奇意识到士兵无法选择自己的战争和敌人。在战场上，他们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去消灭敌人的生命。这不是因为士兵天性的残酷，而是战争的本质使然。
回国后，古德里奇拖着残腿回到哈佛继续学业，成为哈佛大学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也成为其他学生眼里的怪人。学校组织反战示威时，希望他能以老兵的身份去做反战的发言。古德里奇对那些大声叫喊“胡志明要赢”的学生呼吁：“该是停止杀戮的时候了。”但他又批评这些学生：“你们有多少人会在越南受伤？我从来没在越南看到你们任何人。我看见的是 …… 卡车司机、煤矿工人和农民。但我没见到你们。你们在哪里？在逃避兵役体检吗？如果战争结束了，你们会在意什么？你们又不会受伤。”（James Webb： 409，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古德里奇似乎想表明，哈佛的学生和国内公众没有去过越南，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越南，也没有资格对越南事务指手划脚。国人针对越战老兵、措辞强烈的反战标语，如“嗨，杀小孩的人，杀你们自己吧，不要杀越南人”等（Del Vecchio： 291），实际上是在把战争和越战的过错归罪于士兵。他们只盯着在越南实施具体杀人行为的士兵，而忽视了在背后诱使、强迫士兵去杀人的美国政府和军队。只有越战老兵才明白自己为何在战场上成为杀人者，他们清楚是美国政府和军队把他们推入这一两难境地。由于国人们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和军队是战争幕后真正的指使者，他们才把对越战的所有不满发泄到老兵身上，使之成为替罪羊。
老兵回国后，发现国内一些人对老兵公开表示敌视，另一些人则试图对战争保持缄默，因为战争的结局打破了他们曾经想象的辉煌越战。把年轻人送到越南战场的父辈们大多经历了二战，他们对二战期间，美国在军事上的强大和胜利、在道义上的正义和无私还记忆犹新。他们曾希望越战士兵能在越南再塑美国和美军的辉煌和光荣，再次强化世界各民族对美国人无往不胜、崇高伟大的印象。然而，越战的惨痛失利把他们从幻想推到现实。他们不相信美国居然也会输掉战争，不明白为什么越南人对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不感兴趣，为什么越南人如此仇恨试图拯救他们的美国人。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曾以为美国人正义无私，比其它民族更文明进步，但越战却显示，美军大兵居然也会犯下滔天大罪，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会在越南烧杀淫掠，伤害无辜，摧毁越南秀美的山川。越战有太多让美国人不能理解、不愿理解、不能相信、不愿相信的事实。随着老兵的陆续回国，老兵在美国国内的存在更是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他们越战失败的现实。他们唯独希望通过保持沉默，让越战的尴尬在沉默中从他们的记忆、甚至从美国历史上渐渐消逝。因此，老兵回到国内，发现人们对越战避而不谈。“谈论越南就像在餐桌前放屁，人们都尴尬地看到别处，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Baker： 292）老兵们发现自己是忠诚的，而他们的国家却不是，国家背叛了他们：“你为之牺牲的国家希望忘记你在其中牺牲的那场战争。”（Caputo： 223）一名老兵说：“回到美国后，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没有人在乎（越战），而是因为甚至没有人谈论它。”（Baker： 314）
如果说，对于亲历了战争的老兵来说，越战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场噩梦，那么，对没有参加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越战只是发生在电视屏幕上的一部恐怖片，他们可以用缄默来隐藏尴尬和遗憾。一名老兵难以理解国人的沉默：“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好像认为如果他们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就能忘掉这场战争。”“他们的态度是，忘掉曾有的龌龊病痛。”（Huggett： 241）他们希望忘掉后，越战就会好像从未发生过。一名老兵愤慨地说：“他们一成不变，依然生活在以前的环境中，抱着以前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没有时间的流逝，就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我确实离开了。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Baker： 264）一名老兵在谈到越战的进步性时，不无讽刺地说：“由于我们有了越战，就有了更多的人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是因为有些家伙不能（活着）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他接着指出，“在他所在的城市里，人们不讨厌战争，他们只讨厌失业”（Emerson： 89）。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老兵因战争遭受了身体和精神创伤，加深了国人对老兵的误解。直到1983年，美国老兵管理部门才勉强承认老兵因越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包括焦虑、噩梦、恍惚、情感麻木、暴力倾向、因杀人或活着回来感到的内疚等。该部门认为300万名在越南服过役的美国军人中，约有50万名遭受了精神创伤。但根据治疗病人的专业人员在1990年的估计，数字应超过80万（D。 Anderson： 13）。美国政府既不愿正视老兵隐形的精神伤痛，也不愿承认他们身体上的伤痛与越战有关。越战期间，美军用直升机在越南的山川稻田池塘喷洒了大量毒剂，意在使越南森林消失，农田绝产，无洁净水饮用，从而达到瓦解越南人斗志、迫使北越人投降的目的。然而，大量的毒剂在毁坏越南的自然和生活的同时，也伤害了美军士兵的身体健康。越战结束后，很多老兵因遭受一种被称作“橙剂”的化学武器的侵害，染上各种疾病，有的还遗传给孩子，让他们生而残疾。让老兵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是，政府拒绝承认他们的患病与橙剂的使用有关，拒绝给他们提供援助。在女作家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在乡间》里，老兵埃米特脸上长了很多疙瘩，外甥女山姆怀疑他是在越南受了橙剂的感染，劝他去看病。但埃米特拒绝去看医生，也不愿加入这类游行，他说：“我们绝不会因为橙剂，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证明橙剂对你有好处，就像一种橙汁饮料。”（Mason： 59）“埃米特对政府很失望。觉得他们对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清楚。”（Mason： 77）当他最终拗不过山姆，去看医生时，花了不少钱，但医生却只让他多洗脸，还说“他见过很多老兵，有着各种各样的抱怨。他说他们想把脚趾头痛到发烧起的水疱这一切症状都与橙剂联系起来。他笑话（埃米特），说只不过是神经紧张罢了”（Mason： 75）。80 政府不愿承认老兵的疾病和死亡与橙剂有关，人们又抱怨老兵的抱怨太多。连19岁的女孩山姆都注意到人们对老兵不够关心：“人们期望他们（老兵）表现得像所有人一样，但他们做不到。…… 美国毒害了自己的士兵。我想象不出为什么你还想保卫这样的国家。”（Mason： 87）政府这样故意忽视越战老兵因战争遭受的创伤，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越战在美国的负面影响，从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假象：美国并没有因为越战遭受太大冲击。人们故意忽视越战老兵，也是在给自己制造一种假象，安慰自己美国人可以远离越战。
正是政府和国人对越战老兵的忽视和不公，才把他们进一步推到黑暗的中心，使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和希望。失望的老兵无奈地感叹越南甚至比国内更好：在越南，“你参加战斗，能准确地看到谁是谁。那里没有虚饰，全是真实的，我做过的最真实的事。而此后的一切完全是多余的。…… 人们不理解，他们因你到过那里而恨你，就像你应该因到过那里感到内疚一样”（Baker： 264）。最后，老兵们自己也会感到“羞愧，因为美国的每个人都因美国大兵到过越南而痛恨他们。（他们）只能试图把自己藏起来”（Baker： 289）。渐渐地，越战老兵被人们边缘化，生活在美国社会被人遗忘的边缘，成为美国社会的隐形人。
越战老兵本以为家乡盛开着灿烂的鲜花。回国后，人们对越战老兵的敌视和冷漠让他们意识到，鲜花并不属于他们。即使有鲜花，也是毒之花，散发出来的毒素只会渐渐让老兵们窒息，失去生活的希望。最后，越战老兵不仅发现越战是一场无尽的噩梦，还发现对他们而言，美国社会还是一个噩梦笼罩的现代荒原。
第二节 荒原里的另一场战争
对许多美军士兵来说，越南只是一个记载了美国人梦碎的伤心之地。在越南，士兵曾把家乡想象成一片乐园，希望自己能在家乡和亲人的包容和慰藉里，渐渐抚平战争的创伤。回国后，他们却发现，美国国内是一片荒原。他们原以为回到国内，就可以远离越南战争的噩梦，远离战争的恐怖。然而，战争的阴影又尾随他们回到国内，他们还得在国内的精神荒原里与战争的噩梦继续作战。
一、《绿色沉思》：城市荒原
在1983年发表的小说《绿色沉思》中，斯蒂芬？赖特生动反映了越战老兵在美国社会这片荒原里的另一场艰苦战争。赖特1969年12月至1970年11月在越南担任情报官，《绿色沉思》便是根据作者的这段经历写成，描写了1069情报大队在越作战的情况，以及叙述者格里芬回国后的生活。作品中次要情节繁多，常常会相互纠缠，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种种创伤和磨难。评论家约翰？A？格卢斯曼指出：“《绿色沉思》是关于秩序的崩溃、控制的失控和人物的堕落。它多角度地传达了越战经历的片断性和战争的破坏性后果。”（Glusman： 468-469）
小说通过15段题为“绿色沉思”的引子，向读者展示了城市荒原的主题。这些引子分散在小说各部分，与正文看似不相关，却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开篇的第一段“绿色沉思”引子是罂粟的自白。它向读者述说周围恶劣的环境：“从窗台望去，景色不敢让人恭维：灰暗的天空，无光的太阳，被煤烟熏黑的地上布满生锈的电视天线，城市里没有收获的庄稼，下面，只是墙罢了，是坚固而死气沉沉的混凝土。”整个城市没有一点生机，完全是一片荒原。罂粟感到自己被移植、被流放：“这就是他们说的背井离乡的含义，被放逐到五层楼上的一个陶罐里，离没有被水泥浇注的地方最近也有一英里半。我冷。我隔着玻璃晒太阳，从水管里接受甘露。”它感叹“植物也不自由”，最后它只能呼救：“救命，我的茎开始枯萎。”（Wright： 3）感到寒冷的不仅是罂粟，还有所有从越南回来的老兵和在街头流浪的人们。开篇的引子奠定了全书灰暗的基调，描绘了越战老兵回国后噩梦般的生活。
《绿色沉思》中的15段引子多与罂粟有关。赖特这样选择显然是希望用罂粟、及其代表的毒品，把越战与美国社会联系起来。城市的喧嚣似乎是越南战场的延伸，老兵们在喧嚣的城市里仍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他们的心仍在漂泊，仍需要大麻和海洛因的麻醉。格里芬虽在越南战场幸存，回国后，却“被城市的腐朽包围，陷入混乱、可怕的记忆里”（Myers， 1988： 199）。他像幽灵一样在阳光下发抖，感觉不到温暖，体会不到光明。他发现：“这些日子每个人都会受伤，事故、疾病、器官老化，谁都没有恰当的保障。生存太昂贵，死亡反成了一种奢侈。”（Wright： 319）赖特想说明，对越战老兵来说，美国社会如同一片精神荒原。正如托玛斯？迈尔斯在《排头兵》里指出，赖特通过把荒原的意象从越南延伸到美国，试图说明越战与战后美国社会之间的文化延续，指出战争不是美国历史的一次失常，而是当前美国文化的反映（Myers， 1988： 199）。
战争改变了格里芬。战友特里普斯对他说：“战争让你变了样。让你变得不正常。让你彻底变了样。你去那里后，就与以前不一样了。对，你现在简直是一团糟。”（Wright： 143）格里芬也坦言他处在“一个伤害的世界里”（Wright： 143）。他感到自己完全变了：“战争是真实的，但他不是。就好像是记忆，他最深层的自我意识就像一盆不温不热的水，几乎每天都有成块的石头掉进去，溅起巨大的水花，他的过去和生活都溢到了油布地板上冷冰冰的黑白格子里。”（Wright： 193）现实则是一片混乱，他感到周围全是鬼魅。女友休伊在墙壁上画了很多道家的符保护他，“这些是道家的辟邪物，古老的符咒。一个挡住魔鬼，一个重建秩序，一个引导那些在异乡漂泊的亡灵找到回家的路，一个让大脑宁静，保护你不受伤害”（Wright： 73）。然而，即使这样，格里芬仍受着折磨，甚至在白天都产生幻觉。心理医生办公室的墙壁也让他感到压抑，让他想起弹坑。为了调整心态，格里芬在家种了许多植物，几乎把房间变成了花园。他在地板上铺满泥土，种上花草。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似乎又能重新呼吸了。格里芬还与休伊依照“古代的农业仪式”，在铺着泥土的地板上做爱。这让人自然联想到詹？乔？弗雷泽在《金枝》里描写的古时人们的祈丰仪式。喧闹的城市像一块贫瘠的大地，没有生机，没有收获。人们在田地里做爱，就是希望通过性交带来土地的肥沃和庄稼的丰收，带来丰收、富饶和幸福。格里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给他的小花园，给这个死寂的城市带来一丝生气与活力。然而，他还是感到绝望：“我没救了。我是颗坏种子。”（Wright： 311）这个城市里没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
“绿色沉思”的第五段引子通过罂粟的自白，充分表现了格里芬和其他人的绝望情绪：“我把化学喷剂像雨水一样吸了进去，独自坐在一小块土壤的中间，土壤因我滴下的毒汁而发黑、贫瘠。我独自坐着，一棵没有经济价值、没有装饰用处的植物，只需要最少的营养，每年结出猥亵的果实，散发过敏的花粉，是一棵孤单的花，有着血红花蜜的白色花冠，每个月只在月亮的黑暗处绽放一次。”（Wright： 85）在格里芬居住的城市和美国社会中，人们丧失了与自然和土地的直接亲密接触，只能通过人工的手段获取养分和阳光。在隔断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后，植物会渐渐枯萎，人们也会感到失去依靠和根基。格里芬在美国城市因失去与自然的接触而感到的无根和漂泊，其实是越战的延续。越战期间，因大量使用直升机、各种精密武器和先进的技术，美军士兵缺乏对他们作战的自然和环境的了解。先进科技的运用截断了士兵与大地的联系，使他们必须像一棵无根的植物，在异乡的土地上孤独地作战。
小说除了格里芬，还有众多人物，他们也处于近乎疯狂的边缘。其中有总怀疑部下要杀他的昆比少校，有沉溺于黄色笑话的将军，有奇怪的刑事调查官员，有把战场当摄影棚、甚至拍下自己死亡情形的摄影员，有煽动黑人士兵反战情绪的种族分子，还有举止怪异的士兵。战争和军队造就了这些疯人和怪人。然而，战争的疯狂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士兵们回到国内，战争的阴影也随之而至，疯狂还在继续。格里芬的战友特里普斯在越南时，上士安斯丁杀了他心爱的狗，他一直耿耿于怀，回国后还念念不忘要杀他。他甚至产生幻觉，觉得安斯丁无所不在，疯狂地追杀和他相像的人，成为一名战争疯人。而格里芬回国后则感到生活毫无意义，终日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坐在垃圾桶上观望过往行人。他把自己“包裹在一团烟雾里，看着光亮，讲述远古时期奇怪的战争故事”（Wright： 8）。
格里芬希望通过种植植物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但他所生活的城市却不能提供他渴求的阳光雨露。这时，他就只能希望离开城市，到乡间去。特里普斯也曾谈到离开城市的渴望：“有一天我要转身离开这个城市，一直走到有一大片空地的地方，那里有高远的天空，我要挖一个洞，坐在里面休息，只久久地听心脏在耳朵里跳动。没有喇叭声，没有噪音，没有该死的鬼鬼祟祟的人。”（Wright： 114）他相信只有离开城市这个嘈杂之处，才能寻求到心灵的宁静。然而，无论是格里芬，还是特里普斯，还是其他的人们，都不能逃离这个干涸的城市，这片没有生机的荒原。他们只能在高楼大厦和钢筋混凝土中寻找绿洲，寻找未来，寻找希望，寻找生命。
二、《亡命之徒》与海洛因：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罗伯特？斯通的小说《亡命之徒》里，同样是毒品把越南与美国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小说1975年获美国全国图书奖，1978年又拍为电影《谁能让雨停下》，在美国风靡一时。小说描写美国记者康弗斯60年代末到越南采访。到越南后，他结识了女记者查米安，其要求他把3公斤纯海洛因带回美国，交给在那里的朋友。事成之后，他可以分得巨额报酬。康弗斯为丰厚的报酬打动，对以前在海军陆战队的朋友瑞·希克斯许以重金，请他把海洛因转交给康弗斯在加利福利亚的妻子玛吉。但是，希克斯刚把海洛因带到加利福利亚，就被为政府缉毒警察服务的两个歹徒发现，但这些政府职员自己也贩卖毒品。由于不愿把海洛因交给他们，希克斯和玛吉被迫携带海洛因南逃，开始了他们痛苦的旅程。他们的逃亡经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康弗斯刚从越南回国就立刻被歹徒控制，并被迫前去追捕逃走的希克斯和玛吉。在与歹徒进行的拼杀中，希克斯为保护玛吉受伤，最终因伤口和过度疲劳死去。康弗斯扔下海洛因，自己与玛吉驱车继续逃亡。
小说销量并不太大，在越南展开的部分也不多，但一直得到评论家的极力称赞，被认为是反映越战的力作。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越战的战斗场面，但它用流行小说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越战给美国人的生活、心理和精神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小说指出，越南没有给美国制造一个荒原，也不是越战老兵把越南的荒原带回美国，越战只是最强烈、最突出地反射了美国社会业已存在的荒原。美国社会的荒原不是因越战而存在，而是因越战让更多的美国人所认识。这一主题从康弗斯和希克斯回国后的遭遇得到反映。“回到家的康弗斯和希克斯没有开始从一个可怕的历史时刻中恢复，而是与（这一可怕的历史时刻）国内的变体开始新的遭遇，该变体被表现为这一痛苦更深重的不同版本。”（Myers， 1988： 199）两人回国后，不仅没有在家园里感受到阳光，摆脱在越南笼罩他们的疲惫和罪恶，反而发现美国国内的人们比他们更深地陷入了以海洛因为象征的颓废和罪恶之中。国内的人们不仅没有劝告他们自动放弃海洛因，反而因他们拥有海洛因而疯狂地追杀他们，目的不是让海洛因远离美国的家园，而是将之据为己有。回到家园的康弗斯和希克斯在海洛因统治的美国社会里随波逐流，继续沉沦，完全迷失在美国社会的荒原里。
美国人只有通过越战经历，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主人公康弗斯一度“把到越南的旅程看作是海明威式的、到充满暴力的边疆进行再生的文化翻版”（Hellmann， 1986： 141），希望能到越南这个动荡的边疆获得新生。然而，越南只是让他更加堕落。如果说康弗斯在赴越前，还尚存一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话，那么他在越南的生活则使他认识到自己彻底丧失了良知和责任感。在越南，他发现自己原来就是行尸走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发现了自己。他是个颤抖着的柔软无壳的东西，被包裹在160磅流汗的粉红色肉里。”（Stone： 24）在书中，越南象征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暴力和非人性，它“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是谁的地方”（Stone： 56）。康弗斯说：“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以为自己是别样的人。”（Stone： 57）如果美国人曾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那么，越南战争无疑把他们推出幻想，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和美国。无论是在越南的、还是在国内的美国人，都通过越南战争这一残酷的现实，看到他们真实的自我。
正是因为康弗斯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他的道德才进一步沦落，并同意帮助查米安走私海洛因。美军猛烈轰炸北越用于运输的大象，理由是大象为北越运输物资，因此大象也是敌人。康弗斯想道：“如果世界要容忍被飞机追杀的大象，那么人们也自然地想通过吸毒获得高峰体验。”（Stone： 42）既然美国政府可以轰炸无辜的大象，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沉湎到毒品的虚幻世界里。这一疯狂与吸毒因果关系的混乱逻辑非常具有讽刺意义，说明了美国社会的混乱。人们目睹政府和军队丧失理性后的疯狂，感到无比失望，从此也自甘堕落。
在越美国人的经历折射了美国国内许多人的生活。越南成了“现代社会的隐喻，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与死亡之中，迷失在毁灭的边缘”（J。 Wilson： 65）。“越南只不过是美国文化风景一个最明显的变形，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道德堕落、社会分裂等特征，在官方关于战争天衣无缝的叙述后面溃烂，也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Myers， 1988： 198）早在希克斯回国前，他就警告过康弗斯：“最好小心点，国内现在很怪。”（Stone： 57）希克斯回国后，更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社会，“我们是每个人的肉”（Stone： 110）。人们在肉板上无助地等待着别人来宰杀。在绝望中，他们只能转向毒品，以求得精神上的麻痹。康弗斯的妻子玛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对生活曾抱有的希望也在现实中全都化为乌有，只能在毒品中麻醉自己，完全陷入虚无主义。绝望中，她甚至说：“我要祈祷上帝向我们所有人投炸弹 —— 把炸弹投向我们，投向我们的孩子们，把我们全部消灭。这样我们就不再会需要这样，或需要那样 ……”（Stone： 231）。
海洛因成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它是美国和美国人道德沦落的象征。在《美国小说：1940-1980》中，弗雷德里克？K？卡尔指出：“在《亡命之徒》里，斯通需要给越战寻找一个隐喻，某些可以把美军士兵在越南的体验带到平民生活的象征或中心意象。在这层意义上说，它是战争小说；不是直接攻击战争，…… 而是把战争带到我们更大的想象之中。”（Karl： 113）作者斯通找到的这个隐喻就是海洛因。《亡命之徒》便是用海洛因作为象征，来表达这一代人在越战和毒品的双重包围下，体验到的一种无处不在的空虚、寂寞和无聊。正是这一普遍弥漫的虚无主义，才使那么多人都孤注一掷地想拥有毒品。海洛因也因此成为美国社会腐败堕落的最好象征。斯通在描写康弗斯拎着装有3公斤海洛因的包时，多次夸张了他吃力的样子：“他拿着它，用前臂支撑它的重量。感觉它出奇的重。三公斤。”（Stone： 13）“箱子的重量使他比以前更加毫无节制地出汗，肩膀因调整姿势而疼痛。”（Stone： 19）“他痛苦地提起包……胳膊和肩膀因为包的重量完全麻木了……累得几乎感觉不到恐惧。”（Stone： 49-50）仅仅3公斤的海洛因显然不可能就让他如此劳累，斯通似乎是在暗示，偷运海洛因这一决定像是道德上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得康弗斯喘不气来。最后，康弗斯无奈地告诉希克斯：“我永远在背着它。”（Stone： 50）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一道德的沉重包袱，一方面是因走私海洛因带来的道德压力，另一方面是因道德沦陷导致的恐惧。恐惧是康弗斯生活的核心和基础，“是他感知自己灵魂的中介，也是他证实自己存在的公式”（Stone： 42）。因为对他来说，“我怕故我在”（Stone： 42）。这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滑稽模仿也反映了以康弗斯为代表的美国人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混乱。他们因海洛因而堕落，因堕落而恐惧，因恐惧又进一步用毒品麻醉自己。最后，他们完全被这一恶性循环左右。但同时，他们又害怕失去恐惧感，因为“在无恐惧的状态中，要思考诸如未来等问题是极其困难的”（Stone： 176）。这种恐惧感或许正表现了很多美国人在社会生活面前无所适从的茫然。
海洛因把越南的时局混乱与美国国内的精神混乱联系在了一起。罗伯特？斯通在接受查尔斯？鲁亚斯的采访时，曾这样评价海洛因：
那不止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你如果想提炼出人的一切欲望，从中得到一个范例，那玩意儿就会是个样板。它使脑子里那享乐的神经中枢活跃起来。那是纯粹抽象的欲望。它代替了金钱、性和同伴。那是一种具有魔力、效力强大的物质，传说是神祗赐予的一件礼物，而且也是一种诅咒。那是一种充满自身神秘的物质。你如果读过那些瘾君子的诗作，就会发现他们既热爱海洛因，又惧怕它。他们谈论它就好像在谈论上帝似的。那是大写的‘海’（海洛因），一种爱和崇拜的混合物，这真是太可怕了。（查？鲁亚斯：261）
书中的宗教领袖迪特尔曾一针见血地评论包裹着海洛因的包：“这里面包裹着的全是肮脏与鲜血，全是幻觉和虚假的需要，是备受折磨的人类的无知，是地狱！”（Stone： 312）尽管是肮脏，是鲜血，是幻觉，是虚假，是无知，是地狱，但书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想拥有它，占有它，护住它，想靠它发财，靠它实现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他们为了它不惜铤而走险，越国走私，亡命出逃，拼命追赶，甚至死于非命。海洛因似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当这一目标本身就代表着堕落时，所有的努力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并直指美国社会。
小说的主题还可以从斯通在扉页引用的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中的一段话看出：“我已目睹了暴力的魔鬼，贪婪的魔鬼和欲望的魔鬼；…… 这些是强壮、精力充沛的红眼魔鬼，它们摇摆着、驱赶着人们 ……。当我站在山腰时，我预见到在那块土地令人眩目的阳光中，我会结识一个优柔寡断、假装弱视的魔鬼，它掠夺成性，愚昧无知，缺乏怜悯心。”这个魔鬼可能就是海洛因，就是毒品，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茫然，就是没有目标的生活，就是缺乏意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就是美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越南战争让美国人注意到他们生活中存在的荒原。当他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灰飞烟灭时，看到无辜的人群在炮火中徒劳地四处狂奔时，看到他们亲自送到越南的年轻生命静悄悄地躺在灵柩或骨灰盒中回来时，他们还能感受到生活的真谛和意义吗？毕竟，在生与死的碰撞中，愿意当死狮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宁愿选择当活着的狗，或许这时他们只能在海洛因中找到最好的解脱。83 越战让美国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业已存在于他们社会里的荒原。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原里，任何人都无从逃匿。而饱受战争噩梦折磨的越战老兵就更难躲避这片荒原里的各种鬼魅。
第三节 边缘化与沉沦
老兵回国后，很多人渴望能尽快融入美国正常的生活，过上普通的平常生活。马克？贝克在采访越战老兵、为写作《越南：士兵讲述的越南战争》准备资料时，很多越战老兵都对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意，请他一定要在书中告诉读者，并不是所有越战老兵都是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倾向，都举止怪异，很多越战老兵回国后调节得也很好，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幸福的家庭，虽然越战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创伤，但他们能带着创伤在国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正如小说《在乡间》里的老兵杰米所说：“我们需要被听到，这样，这种事就不会再发生。我们想让所有人知道老兵并不是失败者。”（Mason： 59）几乎所有越战老兵都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恢复正常生活，也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又产生了多大效果？
在美国普通公众的心目中，越战老兵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一名老兵的自白或许回答了这一问题：“我注意到，人们对待我时，好像我很滑稽，好像我是个精神病，好像我是个有暴力倾向、智力迟钝的孩子。”（Baker： 275）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不只是这位老兵，越战老兵似乎个个都是精神病患者：“每个人总是认为步兵木讷不堪。每个人都这样，除了那些曾经当过步兵的人。”（Del Vecchio： 121）普通公众形成的对越战老兵的“刻板印象”，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很多老兵因为经历了战争，难以忘却战争的血雨腥风。尤其是刚回国时，常常会在生活中表现异常。其实，对一个经历了生与死的人来说，这些表现完全在情理之中。只要他们回国后，受到家人和国人的安慰，战争的创伤总能慢慢治愈。然而，许多人对老兵采取了冷漠、敌视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向越战老兵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你当过杀手，你有点奇怪。我们不信任你，不完全信任，因为你经历了那场可怕而悲惨的经历。”（Baker： 276）正是由于美国公众没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疲惫的老兵，没有给他们时间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一些越战老兵才更深地沉沦在越战的阴影中，表现得更加异常。最后，他们在越战的梦魇和国人的敌视与冷漠的双重压力下，被流放到社会的边缘，沉沦在越战的泥潭里，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越战老兵的偏见，使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自己的家园里堕入噩梦的深渊、黑暗的中心，成为美国社会的怪人、畸人、隐形人。
一、蒂姆？奥布莱恩：被阻塞的交流
蒂姆？奥布莱恩在反映战后老兵生活的小说中，非常关注老兵与人们交流的困难。通过小说人物，他想努力说明，老兵回国后，渴望与人交流，但由于人们并不乐意聆听他们的倾述，最终陷入了无人交流的尴尬境地。越战期间，美军制定的轮换制度使得被轮换的美军士兵往往会在两天内，从血雨腥风的越南猛然回到宁静的家乡，环境的巨大反差和国人对战争的无知让他陷入交流的困境。84 士兵孤单地上战场，孤单地回家乡，孤单地生活在一个人们对战争一无所知的环境中，他渴望交流的欲望只能一再落空，心中战争的阴影因而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渐渐地把他完全笼罩起来，压得他无法自由地喘息。奥布莱恩的《他们携带之物》里的诺曼？鲍克就是这样一个被冷漠环境窒息的越战老兵。
像所有士兵一样，鲍克渴望得到亲人的理解。他说：“如果我可以许一个愿，我会希望我爸写封信给我，说即使我没有赢得任何奖章，也没关系。但我老爸却不谈别的，整天谈论奖章。他简直等不及看到我的奖章。”（O’Brien， 1991： 39）在战场上，鲍克并没有收到他所盼望的信。因此，尽管他在战争中获得了七枚奖章，却无法从这些奖章中得到任何安慰。越战让他最难忘的不是这七枚奖章，而是让他失去获得银质奖章的那个机会与朋友基奥瓦之死。一日，因天色昏暗，连队在农民的干粪坑里宿营。半夜，暴雨淹没了这个粪坑，基奥瓦在睡眠中渐渐沉入粪坑。当时，鲍克正在基奥瓦的旁边，他试图去拉他，但终因臭味太浓和心中的恐惧放了手，眼睁睁地看着基奥瓦的头淹没在粪池里。战后，他不断受到良心的折磨，想对别人讲述这个故事和他的感受。他想说，如果他当时勇敢地抓住基奥瓦的手，他就可以救得基奥瓦，并获得银质奖章。但鲍克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银质奖章，而是对基奥瓦的内疚之情。他想通过讲述这个让他失去获得银质奖章机会的故事，表达对基奥瓦的愧疚。然而，在他所居住的小镇里，却没有人愿意聆听他的故事。
鲍克回到家乡后，发现没有人对他的故事表示兴趣。他反复表达了这种遗憾：“如果莎拉没有结婚，或者他父亲不是那么狂热的棒球迷，就会有时间谈话了。”（O’Brien， 1991： 160）“很遗憾马克斯已走了。很遗憾父亲有他自己的战争，现在宁愿保持沉默。”（O’Brien， 1991： 166）曾经可以倾吐心事的女友已成为别人的妻子，有过战争经历的父亲再也不愿提及战争，愿意倾听他故事的儿时好友马克斯却已经死去，现实生活中没有愿意听他倾述的对象。鲍克渴望讲述一个战争故事，但越战“却不是一场可以讲述战争故事的战争，也不是一场可以谈论勇气的战争，小镇里，没有人愿意知道那可怕的粪臭。他们想听到好动机、好行为的故事。但这也不能怪小镇，真的。小镇小巧而富有，有着整洁的房屋和各种卫生设备”（O’Brien， 1991： 169）。小镇的人们习惯了安宁整洁的生活，他们的安详生活与越南战场的艰苦相差巨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越战的艰苦和失利，甚至忽视越战在他们生活中确确实实的存在。有时，人们只是出于好心，小心翼翼地不在鲍克面前提起战争，似乎是怕伤害他。鲍克说：“我并没有觉得有谁对我不好，除了有时人们表现过于和蔼，过于有礼貌，好像他们害怕可能会问错误的问题。”（O’Brien， 1991： 179，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人们刻意回避越战这个敏感的话题，似乎是为了保护越战老兵脆弱的神经，实际上却是拒绝倾听他们的心声。最后，鲍克发出痛苦的呼喊：“问题是，没有地方可去。至少在这个恶心的小镇里没有。总的来说，我的生活，我的意思是，几乎就像我在越南被杀死了……很难描述。基奥瓦被废的那晚，我好像也跟着沉到脏水里……感觉好像我还陷在粪池里。”（O’Brien， 1991： 177）
找不到人倾述的鲍克，只能开着车，围着小镇旁清澈的湖水一圈圈地行驶，在脑海里不断对别人讲述他的故事，并不断斟酌着措辞。然而，湖水的洁净并不能冲洗掉粪坑的污秽，战后生活表面的宁静也没有让他躁动的心平静下来。鲍克始终没有摆脱战争的噩梦，也没有找到倾述的对象。他不能适应各种工作，也不能静心学习。绝望中，心中的话无法吐露的压抑最终把他推上上吊自杀的绝路。
鲍克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能有人能倾听自己的故事，听他道出对基奥瓦的愧疚，让他的良心得到安宁。讲故事是很多老兵理清对战争混乱的记忆、平息不安心灵的方法，这也是越战后出现了很多老兵作家的原因：“对很多越战老兵而言，写作战争是康复路上的第一步。”（Lawson， 1990： 367）他们纷纷用笔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讲述自己的天真、天真的失落、在战争中的恐惧、懦弱、残暴和罪恶，使胸中的郁闷、压抑和罪恶感得到释放，从而渐渐走出战争的阴影，融入正常的美国生活。他们的故事不一定要非常精彩，措辞不一定要非常华丽，结构不一定要非常严谨，他们仅仅需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大家听，让大家知道他在越南战场黑暗中心的旅程。所以，越战后涌现的大量老兵作家在文坛上通常是昙花一现，除少数几名老兵，大部分老兵只出版过一部作品。85 但这一部作品就足以让他们倾吐出心中的战争故事。奥布莱恩在《他们携带之物》里谈到讲故事对老兵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讲故事似乎是个自然、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清嗓子一样。这一方面是宣泄，一方面是交流，就像去抓住人们的衣服，向他解释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是如何让自己被带到一场错误的战争，我所有的错误，我看到的和做过的所有的可怕的事情。我过去不认为我的作品是一种治疗，现在仍然不这样认为。但是，当我收到诺曼？鲍克的信时，我意识到写作可能曾帮助我走出了记忆的漩涡，否则我可能会精神瘫痪，甚至更糟。”（O’Brien， 1991： 179）
对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们来说，战争过于遥远，“就像古代洞穴人和恐龙一样遥远”（O’Brien， 1991： 208）。一些越战老兵越是认为人们无法理解战争，就越不愿向他们讲述。最后，这种交流上的阻塞不仅会让自己遭受心灵的创伤，有时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奥布莱恩在《林中湖》里就描写了交流的阻塞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小说《林中湖》描写越战老兵约翰？韦德在战后步入政界，于1986年竞选参议员。本来他的支持率远高于对手，但最后却遭到惨败，原因是对手在报纸上披露，他曾参与美莱事件，屠杀无辜的越南妇女儿童。事实是，在1968年3月16日发生的美莱事件中，韦德所在的C连对美莱村的村民进行了大屠杀。韦德虽然不愿参与大屠杀，但也在无意中枪杀了一名手持锄头的老农，后来还在“条件反射”下击毙了杀害许多越南人的美军士兵威德拜。事后，韦德主动要求延长在越南服役一年，因为他不能在美莱事件后马上面对国内的生活。回国前夕，他偷偷篡改了营里的花名册，把自己的名字从C连划到了A连。回国后，他很快与凯西结婚，却对美莱事件守口如瓶，把它当作最深的秘密埋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吐露。他们的生活似乎平静而美满。只是在参议员竞选时，凯西才从报上看到丈夫的故事。但她仍义无反顾地深爱着他。竞选结束后，两人到森林里的湖畔度假。几天后凯西神秘失踪，韦德报警，搜寻一个月后无果而终。最后，韦德驾着小船也消失在了湖里。人们只能猜测他们到了哪里，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死了，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凯西厌倦了生活，一人驾船出行，结果迷了路；是不是韦德用开水烫死了凯西，又将她沉入水底，等等。小说在最后也没有确切地说明凯西和韦德发生了什么。
摧毁韦德正常生活的直接原因是他曾参与美莱事件这段历史的曝光，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交流的被阻塞。如果他能与其他人、与妻子凯西交流，谈他的历史、他对战争的态度、他对美莱事件的看法、甚至他在美莱事件中的表现，可能在最后，他就不会因竞选的失败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奥布莱恩在书中也反复提到他与凯西之间被阻塞的交流：
他们的问题当中，有一项就是这个 —— 他们再也不谈话了。他们再也不沟通，再也不做爱。他们试了一次，就在来到此地的第二夜，然而他们两人对那夜都感到困窘。如今仿佛随时都在守卫自己的身体。他们永远小心翼翼，只在寻求安慰和亲近时，才触碰对方的身体。他们需要的是，她认为，是坦诚相待。谈谈他们从未讨论过的一切 —— 信任与爱与伤害，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让他放开说。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如果她能鼓起勇气，也许到那时，她会冲口而出，吐露内心重大的秘密。（O’Brien， 1994： 112-113）87
由于韦德对秘密守口如瓶，凯西也找不到交流的机会。渐渐地，他们成为心灵上的陌路人。凯西神秘失踪后，她的姐姐指责韦德没有对凯西讲述在越南发生的一切，说如果那样，两人可以更好地沟通。韦德回答说：“可是这种事没法坐下来就说个明白。我能告诉她什么？老天，我几乎不能 …… 现在这件事看起来是非 —— 清楚得很 —— 但是当时一切事物都变得鲜艳而刺眼，朝着你冲过来。没有明确的边缘。许多闪光。像那种噩梦，你只想忘掉。”（O’Brien， 1994： 186）为了忘却，韦德只能“把自己埋葬在沉默中，隐藏邪恶的过去。你向所有人隐藏，不过大部分时间是蒙蔽自己。一点也不夸张”（O’Brien， 1994： 240）。
越战老兵的这种沉默是因为人们无从、无法、或不愿理解越战。他们只能用沉默来隐藏自己，成为美国社会里新的隐形人。一旦这些新隐形人的真实身份被公布于众时，人们便会感到无比的恐怖：“恐怖的感觉部分是因为顺安，部分是因为秘密本身、缄默和背叛。”（O’Brien， 1994： 272）从此，他们对越战老兵会有更多的偏见，完全把他们归入非正常人之列。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越战老兵能够与人们进行交流，如果人们乐意倾听越战老兵的倾述，他们可能早就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不会成为美国社会里一道怪异的风景。是人们对越战的冷漠和敌视把越战老兵推向美国社会的边缘，是人们拒绝与这些边缘人交流才使越战老兵沉沦在战争的梦魇里，成为战争永远的受害者；而他们的沉沦和怪异举止，又使人们坚信，他们没有必要与这群怪人进行交流。奥布莱恩的作品从这一角度揭示了越战老兵在美国社会里梦魇般的生活，指出他们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不完全是越战老兵自己的过错，也不完全是越南战争的过错，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对越战老兵的沉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帕科的故事》：家园里的异己
继《肉搏战》后，拉里？海涅曼历时八年，写出了另一部反映越战的小说《帕科的故事》。小说描写越战老兵帕科带着对越南梦魇般的记忆，回到了国内，在各地流浪。他在一个小镇上暂时安顿下来，靠在饭店洗碟子维生。在发现周围的人们根本不能理解他，把他当作一个怪物时，他决定离开小镇，到西部去，因为“越往西走，废话就会越少”（Heinemann， 1989： 210）。
主人公帕科在难忘战争噩梦的同时，还要面对现实生活。他在小镇的生活和在越南的战斗交织在一起，反映了越战老兵受到的双重伤害：战争给他们的伤害和回国后人们给予他们的伤害。旧的伤口再加上新的痛苦，给了帕科沉重的打击。小说行文舒缓从容，读起来，感觉像是在描写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小镇。那应该是恬静、闲适、小桥流水般的生活。然而，故事却又是发生在70、80年代，人们还没有从越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小镇宁静的生活与人们对帕科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帕科在这个看似单纯的生活环境里，独自与梦魇斗争的孤独和痛苦。拉里？海涅曼也通过帕科的故事向人们描述了所有越战老兵回国后的遭遇。
美国国内的一些人不仅对越战老兵表示不屑，甚至欺凌他们。帕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一名汽车司机，请他把自己带到车费耗尽的地方。司机自恃见过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帕科看起来还不是情况最糟的一个：“如果这是朝鲜战争，1953年，他（帕科）会已经被埋在了地下；如果现在是1945年的夏天，他可能早就死了。”（Heinemann， 1989： 39）但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的科技和医学让帕科终于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司机才感到不亏欠越战老兵什么东西，才可以随意占他们的便宜。他收了帕科的钱，为了自己能提前30分钟回家吃晚饭，把帕科扔在离小镇尚远的半路上，让他在暮色里一瘸一拐地步行到镇里。
身无分文的帕科急需找到一个工作和一处住宿，却碰到了很多钉子。小镇的人们不理解、也不屑于理解从越南回来的老兵。如同托比？C？赫佐格在《越战故事：天真的失落》里指出，小镇人们对越战老兵的态度是从无知和不信任、到嘲讽和完全蔑视 （Herzog， 1992： 188）：有的对越战完全无知，问“那是场什么战争？”（Heinemann， 1989： 75）有的对老兵极不信任，“人们听了太多关于他们为何举止如此怪异的故事”（Heinemann， 1989： 84）。有的嘲笑，称帕科是“游手好闲的瘸子”（Heinemann， 1989： 65）。有的则是一脸的轻视：“他们这些越南回来的孩子一定认为你欠他们什么了，是吗？”（Heinemann， 1989： 85）几经周折，帕科最终在饭店找到了一份洗碟子的工作。饭店老板是二战老兵，他告诉帕科：“年轻人，一旦做了该死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就永远是个倒霉的海军陆战队士兵。”（Heinemann， 1989： 97）他没有听帕科诉说他的故事，反而讲起自己二战期间在硫黄岛作战的情况。他的故事更使帕科想起自己在越南的战争。洗碟子时，战争的情形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每当他刚躺下，死在越南的92名战友的鬼魂就来找他，在他耳边低语。他时常听到周围充满奇怪诡异的声音，其实，那都是越南战场上噩梦般的记忆。在无数次梦中，他都被追赶着，不得不拼命逃跑。
如同许多越战老兵一样，帕科也为自己活着回国感到内疚。小说《在乡间》里，死里逃生的老兵埃米特与帕科有着同样的感受：“每个从越南活着回来的人似乎都把它看作个人的、令人尴尬的东西。外公说他们尴尬是因为他们输了战争，但埃米特说他们尴尬是因为他们还活着。”（Mason： 67）这些老兵都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幸存士兵有一种背叛同伴的感觉，因为让他们死去，而自己却活下来。…… 他感到让自己、而不是别人幸存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对的。可以这样说，他被一种无意识的有机社会平衡的感觉限制，认为他的幸存是因其他人死亡才成为可能；如果他们不死，他就不得不死去；如果他没有幸存，别的一些人就会。他的罪过在于他以别人生命为代价买得了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真实的心理感觉上，他感觉是自己杀死了同伴。”（Stewart， 1991： 174）正是这种幸存者的内疚让很多越战士兵感到，幸存者的生活并不比死去的战友更轻松，他们一直生活在无比的压抑和尴尬中。死在越南的47，000名美军士兵像是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他士兵才得以活着回到国内。死去的战友在帕科的耳边低语，不断提醒他那些噩梦般的日子。正如小说封面题辞所写，他是个“被越南鬼魂缠绕的鬼魂”，常常处于恍惚之中。他渴望寻找到一种“可以让他生活下去的和平”（Heinemann， 1989： 174）。
生活中的帕科尽管努力调整心态，希望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外人看来，他仍是个拄着拐棍、浑身伤痕的怪人。一日，从隔壁女子凯瑟的日记中，他才终于知道自己在旁人眼里的形象：“他仿佛是个幽灵”（Heinemann， 1989： 206）；“他面色苍白，腿又瘸，说真的，的确很丑。他蜷在床上，像暖过来的死神，他好像是从死神那里走来的人”（Heinemann， 1989： 207）；他还会在梦中大叫：“别杀他！”应该说，凯瑟在日记里对帕科的描述基本客观公正，是一个陌生人对帕科的表面印象。但她的描述却与帕科死去的92名战友的描述相去甚远。小说的叙述者是帕科昔日的战友，对他怀有深厚的友情，叙述中必然带着同情的语调。88 在他们的叙述中，帕科虽然被噩梦缠绕，但却一直在努力勇敢地面对生活。他们把读者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帕科的内心，让读者注意到帕科内心的坚韧，注意到他为适应战后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和面对生活的勇气。但凯瑟的日记却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了另一个帕科，一个看起来脆弱、滑稽、怪异的帕科，代表了小镇人们对他的真实看法。发现小镇人们不理解、不宽容的态度后，帕科最终决定离开小镇，到更远的西部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在文章“对越南，我们将告诉孩子们什么？”（Heinemann， 1991b： 127）中，海涅曼指出，政府就像是父亲，士兵是儿子。儿子听从父亲的教导，上前线打仗，回来后，却发现被他们以为深爱着自己的父亲欺骗和利用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但这也正是许多越战老兵被美国政府欺骗的感觉。托玛斯？迈尔斯认为《帕科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的结局，海涅曼批评了美国人“不愿、也无力去发现这些新的隐形人”（Myers， 1988： 224）。人们忽视了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伤害和苦难，忽视了是美国政府和社会把他们送到越南去打仗、去杀人的事实。还有许多人不愿正视越战的失败，便故意忽视老兵的存在。老兵们则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战争的后果，在自己的国家却找不到回家的感觉。对此，评论家路易斯？K？格雷夫不无嘲讽地指出：“你回到越南，你从越南人那里受到的欢迎，远胜于你回到美国时从美国人那里受到的欢迎，这在回国老兵中已成为陈词滥调。”（Greiff： 387）1991年，海涅曼在接受罗兰？鲍曼的采访时也认为，“像帕科这样的人真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他留下来。他是自己国家里的异己。”（Baughman， 1991b： 132）小说的结尾仍没有给人希望。帕科还得往更远的西部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尽管西部象征着机会，象征着新生活，但在美国已不再有边疆时，帕科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园吗？等待他的可能还是失望，他还必须在黑暗和苦闷中继续探索。
像帕科一样，许多越战老兵也是自己家园里漂泊的精灵，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代身处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美国社会。在分析老兵现象时，罗伯特？利夫顿指出，老兵“感到个人和社会秩序被颠覆，与人的联系被彻底破坏”，很多老兵因此出现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Lifton： 55）。从战场回来，老兵发现以前熟悉的环境似乎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能找到自己以前的位置。正如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所言：“我们奔赴越南时，惊恐万分，孤单无助。我们同样孤单地回来时，却成为一个新世界里的移民，因为在越期间，我们所了解的文化已经消融，这一年里我们强烈感受的战斗文化，又使我们回来时成为异己。”（Baritz： 317）经历过越战的老兵已失去对战争、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幻想，而国内的人们还或多或少地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觉之中。毕竟，能跑到柏拉图洞穴外目睹事物真相的人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依然沉浸在、或部分沉浸在洞穴里被歪曲的影像中。“当所有其它疯狂都被认为是正常时，疯狂便真的成为了正常。”（Karl： 310）同样，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当被歪曲的影像被视作真相时，真正的真相便沦为谬论。这使得洞穴里的人们把从洞外归来的人视为疯子和异端。这正是越战老兵在美国国内生活的写照。他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生活，而他们在越南的经历又不能被其他人理解。这使得越战老兵回国后成为自己家园里的异己，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
海涅曼把越战与美国的国民性联系起来，指出越战及其失利是美国人自大、自傲的直接后果。他在《帕科的故事》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言说：“我因为被操纵、被欺骗、被背叛，而感到愤懑。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正当的战争，但它不是。它是我参与过的最邪恶的事情。它是邪恶的，没有任何自我辩护可以改变这一点。我们让整个文化从根基开始腐蚀，有什么可能弥补这一点？最糟糕的是我们真的让自己堕落。我们扔掉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浪费在越南，这与我们的良好自我感觉有关，我们都认为自己慷慨大方。”（Lyon： 116）越战不仅让美国人目睹了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越战老兵回国受到的不公待遇更凸显了很多美国人不愿正视美国民族弱点的事实。如果说，越战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丧失了一些美好的东西，那么，越战老兵遭受的不公待遇则表明，很多美国人固执地拒绝承认他们曾经的堕落。普通美国人可以对事实视而不见，而越战老兵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让自己在远离战场的家园内不被越战的漩涡吞没。
三、《在乡间》：梦魇中的一丝光明
国人的敌视与冷漠深深地伤害了越战老兵，但也有一些美国人表达了渴望了解越战和越战老兵的愿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兵更好地面对战后的生活。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在乡间》便以刚高中毕业的18岁女孩山姆？休斯渴望了解越战为线索，刻画了人们眼里的越战老兵形象，描述了普通美国人对越战的无知和误解，表现了越战老兵渴望走出战争梦魇，开始新生活的努力。小说似乎还说明，只有在人们的帮助下，越战老兵才能渐渐走出战争的噩梦。
小说发生在1984年肯塔基州的小镇赫普维尔。山姆尚未出世，父亲就死在越南战场上。随后，她的舅舅埃米特？史密斯为了“报仇”，也前往越南，但回来后却完全变了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拒绝任何工作，全靠姐姐，即山姆的母亲艾琳照顾生活。艾琳在最近结婚，随丈夫迁居列克星顿。山姆则宁愿留下来照顾舅舅。这时，她产生了了解父亲、了解越战的愿望。她大量阅读有关越战的文献，与越战老兵交往，甚至试图与老兵汤姆上床，希望发现越战的真相，但却发现越战仍然难以理解。最后，山姆、埃米特和奶奶来到华盛顿越战老兵纪念碑。小说结束时，埃米特坐在越战老兵纪念碑下，开始从噩梦中醒来，“脸上慢慢绽放出灿烂的笑容”（Mason： 245）。
赫普维尔是个传统、偏僻的小镇，人们对越战知之甚少。回国后的老兵成为了小镇人们眼里的怪人。人们对埃米特有着各种各样的谣传和误解：“埃米特是镇里头号毒品贩子，埃米特与他外甥女一块睡，埃米特靠他姐姐生活，埃米特引诱高中女学生，他在越南杀过孩子。”（Mason： 31）正是由于一些人们缺乏宽容的态度，埃米特刚从越南回来时，还偶尔谈起战争，当他发现人们对他的故事不感兴趣时，渐渐地就缄口不言，开始走向自我封闭，好像“给自己挖个单兵坑藏了起来。仿佛敌人就在周围”（Mason： 189）。“他藏起来，藏在他自己幻想的世界里。”（Mason： 211）他自己也知道“我有些不对劲，我被毁了。就像丢失了心脏的中心，再也找不回来”（Mason： 225）。
但是，《在乡间》也刻意表现了老兵们追求美好的一面。他们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味地沉湎于战争的阴影中，很多人都曾努力地重新生活。埃米特总是在寻找白鹭，一种他在越南的稻田里常见到的洁白鸟儿，这是他对越南“唯一美好的回忆”（Mason： 36）。美丽的鸟儿会让他暂时遗忘噩梦的记忆，“如果他集中到一些有趣和惊险的事，如鸟的翱翔，他记忆里的痛苦就不会出来。他的脑子里就会全是鸟。全是鸟，没有回忆。飞翔”（Mason： 139）。“如果你能想一些像鸟这类的东西，你就可以走出自己，不会感到那么痛。”（Mason： 226）埃米特寻找白鹭，其实是调整心态、努力适应回国生活的举动。不仅是埃米特，很多越战老兵都努力让自己面对现实生活。老兵杰米说：“有一段时间我希望忘掉一切，我不想去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责备谁，以及所有那些问题。但是有一天我照镜子，看到一根白头发。那时在丛林里，我们都只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长大了，该是我们对生活负责的时候了。”（Mason： 60）
也有一些人试图了解越战，了解老兵。然而，没有战争经历的他们即使付出努力，也很难完全理解老兵的痛苦。作为越战老兵遗腹子的山姆，小时候对越战毫不了解。父亲的死像一个遥远、飘渺而模糊的梦，她完全没有印象，也没有去想过父亲的死。直到渐渐长大，她才开始渴望了解父亲，了解越战。然而，令她沮丧万分的是，“没有人愿意告诉我那里到底像什么。我想知道那里到底像什么。丛林里有什么？”（Mason： 189）其他人总告诉她，她不可能了解越战，因为她是女性，因为她没有参加过越战，因为越战与她没有关系。老兵彼特劝山姆：“别再想越南，你不会明白它是什么样的，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忘掉吧。”（Mason： 136）汤姆说：“你最好还是别再问起战争了。”（Mason： 79）埃米特也说：“女人不在那里，所以她们不能真正明白。”（Mason： 107）但山姆却坚持要了解越战。为此，她大量阅读有关文献，与老兵交往，向母亲、舅舅、奶奶询问情况，阅读父亲留下的信和日记。然而，这一切的努力只是让她意识到，她真的很难理解越战。父亲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越南的经历，读了后山姆却感到很失望：“我恨他。他太糟糕了，他说起越南人和杀人的方式。”（Mason： 221）但埃米特说：“他可能就是我。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 你不可能做过我们所做过的，还为之感到高兴。”（Mason： 222）山姆意识到她渴望了解的越战、老兵们缄口不言的越战，可能非常丑恶、非常残酷，是她不愿知道、可能也无法理解的事实。像她这样没有经历过越战的普通美国人，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越战的残酷和血腥。
然而，山姆了解越战的举动却渐渐温暖了埃米特。他从山姆了解越战的努力中感受到，他们没有被完全遗忘，还有人在关心他们曾经付出的天真、曾经经历的噩梦。如果说最初是人们的敌视与冷漠把越战老兵推向自我封闭，那么，同样，只有人们的宽容与关心才能把他们从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渐渐融入社会的正常生活。在山姆的提议下，山姆的奶奶、埃米特和山姆三人驱车前往华盛顿瞻仰越战纪念碑。参观越战纪念碑也成为所有人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出发前，埃米特特意带上他在陆军的上衣，说是担心华盛顿冷。但“现在是夏天，山姆不相信他”（Mason： 4）。或许，埃米特是期盼着在华盛顿看到越战纪念碑时，能穿上那件衣服，与死去的战友一道缅怀那段令人伤心而又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在纪念碑下，山姆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真的不了解越战：“她刚刚开始明白。她永远也不会真的知道战争中那些人发生了什么。”（Mason： 240）但她毕竟比以前更了解越战、了解父亲和埃米特了。只有在这时，“她才了解到埃米特的煎熬，他这些年来的痛苦。他一直痛苦了十四年”（Mason： 241）。瞻仰越战纪念碑也让埃米特的心沉静下来，仿佛找到了归宿。山姆说：“我希望汤姆也能来这里。他需要到这里来。”（Mason： 241）埃米特答：“有一天他会来的。杰米也会来。有一天他们都会来。”（Mason： 241）
越战纪念碑之行似乎是一次具有魔法的旅程，能治愈越战老兵心灵的创伤。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的两种死亡论为这种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认为人要死两次，一次是真实的生物学死亡，一次是对真实死亡进行的符号化处理（如天主教中临死前的忏悔）（Zizek： 135）。只有完成这两种死亡，一个人才可以说是真正、完全地死了。士兵们在越南的死亡是真实的生物学上的死亡。但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活着的士兵根本没有机会对真实死亡进行符号化的处理。死去的士兵被匆匆包裹到运尸袋里、用直升机运走后，活着的士兵总感到那些死去的战友还有一些事没有完成，还缺少某种仪式，因为他们感到战友的亡灵似乎还飘浮在空中，得不到安宁。多年后，当他们来到越战纪念碑后，似乎才对阵亡越战士兵的死亡进行了符号化处理，使他们完成了两种死亡，让他们的灵魂也得到安息。死去战友得到了安息，那些活着的越战老兵同样感到了却了在心中搁置多年的心愿。正如一名老兵所言：“对我们无数老兵来说，越战纪念碑是个特殊的地方。…… 当我们来到那堵墙下，回忆往日的伙伴，给他们应有的评价，把他们从墓里拉起，再与我们的爱一同埋葬，我们才终于回到了家。”（Broyles： 74）89 因此，感受到亲人关爱的埃米特才在越战纪念碑下“慢慢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神秘的越南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 庄子《应帝王第七》
走笔至此，本书一直关注的是美军士兵，而越南战争中的另一半，越南人，却尚未走进我们的视野。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集中论述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的越南人，以及为何会出现这种越南人形象。美国越战作家通过作品，解构了许多美国人曾经想象的越战，努力向读者呈 现他们所了解的越战。他们的确使美国读者对越战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然而，这些作品呈现的是美国人和美国士兵了解的美国人的越战，而对越南人的越战，他们仍然无法真正了解，因为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越南人和越南文化是难以理解的。一些越战作家在作品中仿佛对越南了如指掌，他们描写的越南人显得愚昧、落后、卑微、充满奴性。这些作品实则是一种独白型作品，作者缺少与人物的沟通和对话，整部作品表现的全是作者的意识。即使作者在表现越南人，越南人也是作者意识框架内的越南人，这些美国作家笔下的越南人形象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的自我和意识形态。还有一些作品既表现了美军士兵对自己想象的越战的幻灭，又实事求是地表现了他们对越南和越南人的困惑无知。经历越战后，他们认识到以前对越南的想象过于天真，经常是出于自己的偏见。现实的越战虽然让他们对越南与越南人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仍然无法真正了解越南、越南人和越南文化，越南对他们仍然是个不解的谜。值得肯定的是，这时，一些作家不再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而开始承认对越南的不了解，并愿意表现出自己的迷茫。这时的越南虽然仍然出自想象，但与美军士兵和美国普通人最初想象的那个越南已有了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