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通过向美国公众传播它的意识形态，帮助、引导他们想象出一场越战。由于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控制了所有的行政资源，占据了绝对霸权的地位，就可能对公众灌输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根据葛兰西的观点，赢得霸权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和智力领导，采取的做法是将自己的‘世界观’传遍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构造，从而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特？伊格尔顿，2002b：259）。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利益”（斯？齐泽克，2002b：13）。然而，正如福柯指出，“权力只有掩盖住自身的实质部分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它的成功与隐藏自己机制的能力成正比”（米·福柯，1999c：75）。政府清楚地知道，如果公众完全了解政府及其所有行为的真实动机，政府就难以总是获得多数公众的支持，它的意志和政策就很难执行下去，因而它必须对自身进行一定修饰，这一修饰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完成的。因此，“意识形态的职能也是使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特？伊格尔顿，1986：8）。
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和宣扬所谓的真理，并努力让公众相信他们被告知的是真理。在一次讲座中，福柯指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 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 归根到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米·福柯，1997：228）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要求人们允许国家和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生产、制造真理。这一点，柏拉图早在《理想国》里就有精辟的论断：“只有城邦的保卫者可以说谎，来欺哄敌人或公民，目的是为着国家的幸福。此外一切人都不能说谎。”（柏拉图：40）柏拉图所说的城邦的保卫者就是现代社会的政府机构。根据柏拉图的理论，政府拥有说谎的特权。而根据福柯的观点，政府的说谎就是真理的生产与制造。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政府似乎一直拥有说谎的特权，加上政府通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宣传，人们被纳入意识形态预制的体系，往往意识不到政府是在说谎，反而深信它在表述真理。
人们不仅渐渐相信政府所宣扬的真理，还开始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最后，政府的谎言渐渐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生活被这无形的意识形态左右。当然，既然国家和政府完全能制造真理、支配真理，它就能随其所愿地篡改真理。实际上，“意识形态只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 它自称能够获得真理，即它不仅仅是一个谎言，还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Zizek： 30）所以，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是曲解真实的语言”（特·伊格尔顿，2002b：266）。人们在谎言编织的真理世界中，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如同柏拉图洞穴里的囚徒们，迷失在“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里，依照政府给他们描绘的蓝图去构思、去想象、去生活。越南战争就是这样被美国公众在政府的指导下想象出来的。
美国政府把希望公众了解的越战信息戴上合法知识的面具。这些被美国政府歪曲，以符合美国政府自身利益的信息，以合法知识的身份，被堂而皇之地灌输给公众。很多公众由于对权威知识的信任，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质疑这些“合法知识”的合法性。事实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米·福柯，1999b：218）。美国政府用它在国家获得的绝对权力，生产、制造了关于越战的知识，再把这种知识伪装成真理向人们传播。政府的权力对人们了解越战，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歪曲、限制了真正知识的获得。在现实社会，政府用权力“征服知识并使它终身侍奉”，“在知识上打下权力的烙印并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和限制强加于知识”（阿·谢里登：172）。这些被歪曲的知识通过意识形态巧妙、含蓄的宣传，渐渐为人们所接受。有关越战的知识也是这样传递给美国公众的。
二战后，美国渴望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故而在冷战中处处与苏联抗衡。为了取得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政府散布了大量共产主义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言论。50年代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极端恐惧和仇恨的一个时期，这与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息息相关。麦卡锡指责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受挫是因为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他对许多政府机构、军队和个人进行了“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煽动反共情绪，加剧了美国战后的恐共气氛和反共狂热。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共产主义显然意味着专制与独裁。虽然麦卡锡主义在1954年遭到失败，但仍然在无形中影响美国公众，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恐惧和仇恨心理。因此，当美国政府多方面宣传，直接把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定为目标时，人们也自然接受了宣传，而没有去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的敌人。人们只是单纯地渴望在各方面与苏联抗衡，取得胜利。
5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力增强。然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信心百倍时，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沮丧、甚至惶恐。罗恩？科维克在自传《生于七月四日》里生动地记录了他当时的感受。在电视里看到苏联率先发射卫星，他感到难以接受，哭了整整一晚，“对美国来说，这是令人难过的一天”，因为“美国不再是第一了”（Kovic： 59）。在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应该总是第一，总是最好的。他们不能接受美国被超过、在冷战中处于下风这一想法。再加上美国政府散布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人们自然就把苏联视为美国的敌人。既然它是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就有理由打击它。而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被共产党控制的北越正是苏联势力圈子里的成员，所以，北越也应该遭受打击。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不断宣扬、发展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也给美国人以危机感。1956年，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就宣称，越南是“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如果越南“沦陷”了，“缅甸、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当然还有老挝和柬埔寨”，就都会随之被“赤潮”席卷（J。 Wilson： 17）。在政治家们口口声声的“真诚呼吁”和分析家们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中，人们渐渐相信越南对美国的安全确实至关重要，相信为了美国的安全，他们必须到越南去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在宣扬越南共产党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强调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者，强调他们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想帮助越南免遭共产主义全球扩张阴谋的暗算。他们要把越南从共产党手里拯救出来，给越南人带去民主和自由。美国政府总是竭力避免把自己同先前的法国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总是试图向美国人民证明，“他们不贪婪，不想获取特权和权力”（Emerson： 280）。虽然美国政府口口声声宣称他们是为了越南的利益，但正如弗朗西丝？弗兹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对越南政府的模式并不感兴趣，实际上，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根本就毫无兴趣。它关心的是‘牵制共产主义集团的扩张’，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防止未来的‘民族解放战争’”（Fitzgerald： 6）。美国政府要把民主和自由带给越南人民的言论仅仅是为了宣传的需要，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在冷战中与苏联的抗衡，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
政府要成功地让公众相信自己宣扬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果说，强制性国家机器是通过暴力起作用，那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路·阿尔都塞：147）。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避免使用暴力，对公众进行诱惑和引导，使公众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灌输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学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使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合法化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学校的教材影响青少年的思想。如果说成年人由于阅历更丰富、思想更成熟，还多少能辨别出政府的谎言，那么，思想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就很难有这种辨别力了。美国政府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注重对青少年思想的塑造。它采取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学校教育的形式来影响青少年和整整一代人。70年代初，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姆？格里芬与其他两位老师，约翰？马西亚诺和罗伯特？诺尔斯，作了一项研究，收集在全美中学使用的各种教材，查阅其中有关越战的课文，发现共有28本教材涉及越战。
三位学者研究发现，1961年至1967年间出版的教材，政府导向明确，宣传鼓动性较强，认为美国到越南是为了坚决抵抗来自北越的红色风暴，因为北越侵略了“自由的”南越，这一侵略行动是由红色中国和苏联鼓动的。1968年至1973年期间出版的教材则趋向温和，其中的美国通常高大无私。美国因崇高的动机来到越南，却被一场既无法理解、又不能获胜的战争所纠缠。这些教材否认了美国到越南隐藏着种族主义因素和帝国主义野心，没有指出美国卷入越战的藉口只是一连串的谎言，掩盖它破坏了和平、进步与文明的事实。
这些教材表明，早期保守的鹰派把南越看作是遭受了“红军”侵略的“自由”国度，后来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的鸽派虽然直率地承认南越政府的腐败，却丝毫没有去质疑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怀疑美国支持南越政府的动机。这些教材反而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善良无私、但屡屡受挫的美国巨人被卷入泥潭，被南越盟友操纵，他们虽然渴望帮助南越，却受制于吴庭艳等腐败的领导人。这样，美国的中学生在学习了这些有关越战的教材后，对美国已犯下了二战以来最昭然的侵略罪行这一事实可能还完全茫然无知。相反，他们会为美国巨人遭受的挫折感到难过和愤慨，甚至可能会下决心要改变美国巨人受挫的现状。这些教材大量描写越南人的腐败和落后，这无疑加深了美国中学生对越南人的偏见。
一本教材这样写道：
越共用恐怖的策略试图取胜。他们袭击城镇，屠杀男女老少，还经常用炮弹和迫击炮轰炸人口稠密区。
大部分美国人发现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他们希望战争结束，但却不愿把南越人民交给共产党。
在喧闹的示威中，战争抗议者给约翰逊总统巨大压力。但总统拒绝改变立场。他坚持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美国必须帮助这里的10亿人们，帮助他们在这片共产党尚未控制的土地上保卫自己。
国务卿拉斯克也立场强硬。他警告说，美国如果不兑现自己的诺言，世界上便没有国家会再信任我们。
这本教材显然灌输了美国是全世界救世主的观念，明显美化了美国政府，赞扬了美国领导人为了国家安全和民主自由而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表现出的“排除万难、也要坚持立场的”非凡勇气。
教材把停火协议迟迟得不到签署的原因归罪于北越。一本教材写道，巴黎和谈期间，美国渴望结束战争，但和平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回应。学生被告知约翰逊总统在位期间一直努力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案。学生们通过教材还了解到，“即使在战斗进行中，美国也以民主的方式训练南越人”25.但该教材和其它教材并没有提到，1971年南越政府举行的“民主”选举中，只有一名候选人，即当时在任的总统。1973年瑞典一所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瑞典人认为，较之苏联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和平造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些教材没有一本提及这次调查，以及其它任何一次有类似结果的调查（Emerson： 103）。实际上，这三位对美国中学教材进行调查的美国学者也迟迟找不到出版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面世。他们被频频告知，现在（1976年左右）出版这样的书还“太早”，或者人们“没有兴趣”。
美国政府正是通过学校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向人们灌输它的意识形态，让人们从小就受到这一套思想的熏陶，并将之渐渐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一般来说，人们难以直接了解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他们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而间接的表述必然通过各种渠道，这些渠道则受到权力以各种方式的控制，最后，对事物的表述必然被打上权力话语的烙印。
美国政府通过新闻传媒、大众文化、学校、出版商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操纵着对越战的表述。由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级管理者从小也受到同一套意识形态的熏陶，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早已成为他们世界观和人生观中的核心部分。人们从小生活在带着某一阶级的利益、偏见和主观意愿的环境中，对自己的偏见往往浑然不觉，还自认为客观公正。美国政府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柏拉图洞穴里的火光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逐渐操纵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虽然美国政府没有直接要求或强迫人们要如何表述越战，但控制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人在表述越战时，会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带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的表述迎合了同样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人们的心理期待。对这些人们来说，他们的表述看起来可能反而比客观的表述更真实。他们因而能沉浸在自己想象的越战中，自得其乐。
美国人常以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榜样自居，这也影响着美国公众对越战的想象。26 美国政府经常强调美国有责任拯救全世界人民，而越南正在美国拯救的范围之内。肯尼迪在就职演说里，鼓励年轻人去开拓新边疆，为国家作贡献。他热情洋溢的讲话制造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他们相信到越南与共产党作战是爱国的表现，相信开赴越南，就是开拓美国的新边疆。在一次有关越战文学的会议上，越战老兵罗恩？科维克发言说，他听到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生活“从此有了目的”（Lomperis： 30）。正是在政府的宣传之下，很多士兵渴望到越南去保卫国家、拯救越南人民。那时的美国人豪情万丈，似乎无所不能，因为他们从未输掉过一场战争。菲利普？卡普托在自传《战争的谣言》里谈到，年轻的士兵们深信自己是“为了注定要胜利的事业”作战的战士，“注定要当警察，去阻止共产党强盗，把自己的政治传播到全世界”（Caputo： xii）。这些由时代和肯尼迪王朝塑造成的年轻士兵满怀憧憬，奔赴越南。他们就如格林笔下“沉静的美国人”派尔，“热情、天真、友好、干净、爱说教”（Emerson： 299），幻想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带去与热爱自由的南越人民分享。
美国政府要证明他们在越南的行为正义、合理、必需，还必须证明越南文明落后野蛮，越南人愚昧贫穷，缺乏治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帮助，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太难，这一方面固然有着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因为越南和越南文化对他们确实过于遥远陌生，美国公众更容易陷入政府设置的知识陷阱和谎言里。
根据美国政府的宣传，美国人为了越南的民主与进步来到东南亚，但这种宣传却没有说明越南人自己是否需要这种民主与进步。在越南土地上进行的越南战争中，越南人对战争态度的表述却似乎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存在。他们并非缺乏表述自己的能力，而是被剥夺了表述的机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受影响最大、伤害最深、死伤最多的越南人，在很多美国人认识的越南战争中缺席。那么在场的美国人又是如何表述缺席的越南人呢？美国政府、以及受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影响的美国人，掌握着话语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从美国人的角度，对越战进行重新剪辑和编排，把意识形态化后的越战向美国公众展示，创造了美军在越南的又一个神话。在战争初期，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越战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军队在遥远的印度支那执行着神圣、伟大、无私而光荣的任务。
意识形态化的越战为美国人想象中的美军驻越部队投射了圣洁的光辉，而他们想象中的越南人则贫穷、落后、懒惰、松散。越南人的集体文化身份被虚构歪曲，悠久历史被遗忘和忽略。他们丧失了个性，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被凝固成为单一、没有生命的化石。在美国人眼里，他们不再是有着独立意识的主体，而成为被动的客体。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人关于东方人的偏见是由于话语的沉淀而形成，即通过话语传播殖民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如果说美国在越南的参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型殖民的话，越南人卑微、懒惰、无能的形象则无疑是美国人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先权建构出来的形象，远不能代表越南人的真正形象。在美国国内，对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表述更是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越南人不仅仅被彻底边缘化，还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通过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到的越南文化和越南人必然服务于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最后必然证明美国派兵到越南是唯一正确、唯一可行的选择。
萨义德认为，50年代以来，西方人都注意到“东方”总是代表着“威胁和危险”。随着现代科技和交通的发展，东方离西方人的生活越来越近，“现在它已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Said：26）。美国政府通过在公众想象中制造一个“异化的”、“妖魔化”的北越形象，以此证明它到越南是正义的，越战是所有爱正义、爱和平的人们的唯一选择。它首先指出北越人是低美国人一等的原始初民。在一部主要针对赴越士兵的心理战影片里，约翰逊总统曾语出惊人：“共产党人与我们不同 —— 他们没有感情”（Santoli： 41）。同样臭名昭著的还有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战争期间经常对士兵说的一句话：“他们是亚洲人，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与我们不一样”（Karnow， 1997： 22）。他似乎有着这样的逻辑：因为北越人是亚洲人，所以他们对死亡有着与美国人不同的概念，所以对他们来说，生命并不重要，所以他们不珍惜生命，所以美国人杀死这些不珍惜生命的越南人是无足挂齿的。美国官方贬低越南人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美军士兵“不能把越南人看作真正的人”（Santoli： 41）。一名越战老兵认为，“美国大兵是真实的，美国人被杀了，就是真实的损失。但如果一个越南人被杀了，就像我走出去踩了只蟑螂一样”（Baker： 85）。
由于美国政府的宣传，很多美国人天真地以为美国人处处都与越南人不同。小说《炎热的一天》里，美军赴越军事顾问博普雷原以为越南人都像美国童子军一般大小。到了越南，却吃惊地发现，有的越南人其实也很高大，并非传说中的那么矮小。他还被告知，“越南人与美国人不同，他们是静悄悄地死去”（Halberstam： 194）。但在战场上，他却发现越南人临死前，像“所有人一样”，也会痛苦地大哭大叫，会在绝望时呼唤他们的母亲、妻子和亲人。同样，年轻的卡普托来到战场，也吃惊地发现“死人们看起来都那么相像。黑人、白人、黄人，他们看起来都极其相似”（Caputo： 169）。卡普托退伍后当了记者，到世界各地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死人，他发现，“所有的死者，美国人、南越和北越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男女老少，军官和士兵，散发出的味道都同样的糟糕”（Caputo： 170）。美国人并不比越南人和其他任何人更高贵，如果他们在生前不平等，那么死后，他们终将平等。
美国政府不仅否定了越南人有感情、有思想，还试图通过妖魔化胡志明，达到颠覆北越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目的。28 在美国政府的宣传中，深受许多越南人尊敬、带领他们走向独立自主的胡志明被描述成一个希特勒似的大恶魔。训练士兵时，军官甚至要求士兵把胡志明与希特勒的名字相提并论地大声喊出来：“阿道夫？希特勒，胡志明，阿道夫？希特勒，胡志明，阿道夫？希特勒，胡志明”（Wright： 11）。美国政府把胡志明安置在恶魔的系谱里，把原本不属于他的一些品质强加在他身上。士兵在这样的呼喊中，下意识地把本属于恶魔的种种品质赋予了他。渐渐地，美军士兵深信不疑胡志明是个十恶不赦、杀人无度、独裁专制的魔鬼，却不知在许多越南人心目中，胡志明是和蔼可亲、生活朴素的“胡伯伯”。在小说《第13个山谷》里，士兵考德威尔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支持的政府与那个混蛋在北方获得的支持同样多。这里主要有两点不同。北方是个封闭、压抑的社会，胡志明篡夺取得了完全控制。任何不喜欢它的人都会被杀头。而南方则是个开放的社会，对世界的评论、批评和反对政治团体开放。”（Del Vecchio： 405-406）由于胡志明是这样一个无恶不作、杀人无度的“混蛋”，他领导的政府自然也不能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心中取得合法地位，美国人自然也该承担起消灭他、制止他去残害更多无辜者的任务。那些相信胡志明与希特勒无异的美国人，无疑会义愤填膺地谴责北越政府，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竭力把胡志明与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联系起来，并试图给公众制造这么一种印象，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府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志明显然是苏联的傀儡，各方面都追随苏联。而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苏联早已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既然胡志明听命于苏联，他自然也就成了美国的敌人。29
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士兵们普遍认为是北越的共产党独裁政府企图用武力推翻南越的民主政府，才引发了越战。美国人想象出来的越战便是一场美国人阻止北越侵略南越的防御战争，一场美国人为南越人民的利益进行的无私战争，一场美国人为保卫本土不受共产主义侵犯的爱国战争，一场针对希特勒般的法西斯分子的正义战争。许多年轻人在这些宣传的鼓舞下，报名入伍，决心为他们热爱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只有到越南经历战争后，他们才会发现美国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宣扬的越战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意识到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编织了谎言，并将之当作真理呈现给人民。正如菲利普？卡普托所言，“他们扛着步枪和行李开赴战场，深信越共会被很快击垮，他们在从事一项高尚而正义的事业。但他们再回到美国时，如果他们能回去的话，步枪和行李依然还在，但当初的信念早已荡然无存。最后，他们对战争的意义失去了任何幻想，他们在越南作战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Caputo： x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