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几个字：毛泽东君来访。
这一年，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1918年8月15日，他与罗章龙、李维汉等二十四名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主要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在毛的恩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的引荐下，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助理员的职位，每月薪水是大洋八元，1919年春，毛回到长沙，同年12月再次赴京。毛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这样的学者名流，而且在李、陈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具体地接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那他又为什么又要去见周作人呢？这一点，周作人的日记中并未有丝毫的披露，依照毛与周当时的身份、处境、地位以及所研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可以找到根据的是他们此时有一个共同都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建立“新村”的事。早在1918年6月，毛从长沙一师毕业后，就曾与张昆弟、蔡和森等人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想要建立一个半工半读、自给自足、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岳麓山附近的农村做了调查研究，自己挑水做饭，进行了新村的实验。由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暂时搁置下来了。
而此时周作人也在关注新村问题的研究，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同年7月，他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基地新村，并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当时研究新村问题的理论权威了。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4月7日回长沙的前几天去造访周作人，讨论有关新村的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是惟一的了，至少是他们这次会面的一个主要话题。除此之外，周作人当时在年轻学生中威望很高，如果说毛另有慕名拜访的意思也是很自然的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月未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北京文化名人纷纷离平南下，周作人迟迟不动，作为北京大学留平四教授之一，代为照看北大校产。三弟周建人来信劝他，他不理，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文中甚至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是死上几千百个都不算一回事的”。对这样于他过誉的赞颂，他也不置可否，当时在国外的胡适也写了一首诗，希望他南下，他也婉言拒绝了，还有很多朋友劝过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很固执。他之所以不肯南下的理由，依他所说，是“弟以负累甚重”，他所说的“负累”，据他后来的解释说是因为家中有妻子羽太信子和儿子丰一，以及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发妻羽太芳子及其三个孩子，还有老母和朱安连他自己共九人的生活需要他来负担。实际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鲁迅的学生魏建功1938年5月29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八道湾（指周作人——引者）近日捉襟见肘之象已露（指周作人参加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从而迈出事敌的第一步后，茅盾、郁达夫十八名文化人联名在《抗战文艺》发表了致周的公开信，周处境极为尴尬——引者）……而家索系于司晨之牝，为可叹耳！”魏建功以“司晨之牝”这一典故暗喻周作人无论大小事务均唯妻子之命是从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开始，周作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也确实拒绝了大汉奸汤尔禾要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的职位。可最终禁不住日本人和周围的种种人的包围影响，还是出任了伪职，先是接受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后继汤尔禾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沦为汉奸。
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论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提到了周作人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作人惶惶然在考虑自己的出路。他通过曾在燕京大学同事过的时任晋察冀边区副议长的董鲁安，表示想到解放区去，被时任议长的成仿吾拒绝。12月，周作人被捕，翌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决，处其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大学和蒋梦麟都为其出具证明，证明蒋曾以校长资格电示周照看北大财产，同时，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名教授也联名呈文首都高等法院，“证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情，请求核查”。直到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将周改判为十年徒刑。1949年元旦，蒋介石“引退”，宣布释放政治犯，原本不属于政治犯而是汉奸罪的周作人只服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刑期，便也交保出狱了。
从已有的资料分析看，四十年代末，在国共两党之间，周作人对共产党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些，这当然首先因为解放战争已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此外，周作人是不是还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他与周恩来是远亲，与毛泽东是师生（毛在北京大学时曾是旁听生）至少他与毛还有过一面之交，且他在任伪职时不但保存了李大钊的文稿，也确曾掩护营救过一些共产党人，同中共的地下组织有过联系。因此，解放前胡适曾劝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他没有答应，在去留的问题上，我想他是认真思考过的，他一定觉得他留在大陆比去台湾的处境要好一些。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对于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想来周作人是得到了党的高层人士的宽大和默许的，否则，他怎么敢于一个多月后就贸然回到北平呢？
回到北平不久，他就应约积极为上海《亦报》写稿，两年半中竟然写了九百多篇，这对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应该说是非常高产的。文中不时流露出对新政权真诚的肯定和拥护。1950年的春节前夕，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周建人和秘书金灿然一同来到了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谈及请他译书的事。多年来与周作人早已形同陌路的二弟偕另一位副署长一同去看他，想必是出于“公务”才来的。建国初期，对旧知识分子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在周作人这样有历史污点的人身上还是体现出来了。他开始翻译《伊索寓言》，并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1年初，周作人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照办”。
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对于周作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五十年代他的处境与比他汉奸罪恶小得多的张资平、无名氏（卜乃夫）等人相比，要好得多。中国文联曾安排他去西安旅行参观，回来后文联的领导还设宴招待他们，这是其他被褫夺公民权的汉奸所不敢想象的事。很多报刊登载他的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甚至向他预约译稿，而且每月预支二百万元（旧币，折新币二百元）稿费，后来又增加到四百元，当时政府部门中科长的工资大约六七十元，一级教授的月薪亦不过三百八十元左右，一般平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多元。周作人还有一定数量的零星稿费收入，那时老母与朱安早已过世，他的孩子也都有了工作，他只负担着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及保姆等几个人的用度，平均生活费用要比普通市民高出许多倍。周作人在日记中以及给香港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生活困苦，这恐怕与他全家习惯了比较糜费的生活不无关系，其次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从五十年代后期常常生病，花费相对多一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周作人在劫难逃。他所有的译作早已被视为“大毒草”，人民文学出版社约他译稿并预支稿费当然被视作“招降纳叛”，6月，出版社正式通知停止预支稿费，他彻底断绝了经济来源，8月22日，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八道湾十一号，查封了他的房屋，把他捆在一棵老榆树上用木棍、皮带抽打，晚间则只许睡在洗澡间里喂蚊子。1967年5月6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贫病交加的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一生，在这间小小的洗澡间里溘然长逝了，时年八十有二。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