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尊重文化价值的国度。当年孔老夫子当教书先生的时候，学生们都要奉上“束修”也就是干肉若干，到了王冕和唐寅的时候，他们的一幅画是要以几十两银子为代价的。齐白石、梅兰芳、巴金们当年不也是凭着自己的玩艺儿个个活得滋润自在么？丝毫不比那些个什么老板经理之类差。只是从最近的四五十年开始，文化才逐渐贬值的。有一段时期，甚至到了干脆没有稿费的程度。那些年说来也怪，你如果找人帮忙，比如说搬搬家拉拉煤什么的，总免不了要请人家吃顿饭，不这样就有点觉得对不起人家，觉得是无偿占有了别人的劳动；但是假如有人请一位画家画一张画，请一位书法家写个条幅，能说声谢谢就不错了。倘若对方是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人家那口气里说不定还会带出“这是大爷瞧得起你”的意思来。那时，和我同单位一位画家（现在早已是全国知名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人了）每月拿五、六十元工资，养活着老母和好几个孩子，三代人住着一间十三平米的小屋，生活只能用狼狈来形状。而上面只要有什么对外友好交往的事，或者是哪位大人物雅兴突发，都常点名要他的画。
这些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上述的那位画家以及他的同行们如今一幅画卖个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也毫不足怪，书画家们好多人在自家的画室墙上贴了“润格标准”，画要论平方尺，书法要论条甚至是论字收取报酬的。与此同时，国家对稿费也做了几次调整，如今，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报刊，早已突破了国家的规定，千字百元数百元者比比皆是。去年广州一家刊物竖起了头条稿每篇八千元的天价。今年，各家报刊纷纷改版扩版，新出增版 ，稿件需求量大增，尤其是深受读者欢迎可读性强的热点稿件，更是炙手可热。报刊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四处出击，争取把好稿抢到手，无奈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局面一直没改变。于各家又纷纷抄起经济杠桿，或向作者许下诺言，千字稿酬多少多少，或者高薪聘请专栏作家，用合同的方式把有实力的作家拴住。就连偏远省份的报刊，也开始动作起来了。原因很简单，道理也很明白，文化开始走向市场。就算你是什么什么级别的报刊，最终还得得到读者的认可，人家才会从兜里掏出钱来买你一份，过去那种靠行政手段来保证报刊发行量的办法越来越不灵了。办得不好，发行量就会越来越小，就没有人来你这家没有什么影响的报刊做广告，就没有经济效益，就支持不下去。报刊要想生存发展，首先要把报刊办好，报刊办得好不好，如今可不是哪位领导说了就算的事，是要靠实践检验，要靠广大读者检验。读者说你好，就买你的订你的，你的发行量就会直线上升，你的影响就迅速扩大，广告客户就会踏破门槛，你的经济效益就会大大提高，报刊就有条件继续发展，职工收入也就会大幅度增加。但是，要想办好报刊，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要不断地有好稿件来支持。如今，这些主编们总算认识清楚了，他们的上帝是读者，而唯一能把他们和上帝联系起来的人是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者和作者是报刊同仁的衣食父母。劳动理应受到尊重，知识密集度较高的文化工作者的劳动当然也应受到尊重，当前的文化升值现象是市场规律使然，而市场机制是最公允的，也是任何人凭个人意志无法左右的。在中国，文化价值的复归，文化人价值的显现，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至少说明，尊重知识已不再是画饼，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会有希望有前途。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9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