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劈头第一篇就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似乎把游戏视为短暂人生中唯一可有的慰藉。对于洛阳京城中诸位贤达不懂得此等游戏的人生观，它也要劝大家：“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洛阳京城里，冠盖云集，人众猥杂，时人自有“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因为此乃名利场，人人都无法放下执恋，故诗人才希望大家勿用冠带绑住了自己，应好好欢乐饮酒，游戏一番。
另有一首诗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讲的也是同一种想法。
从某些人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所以才要及时努力，否则投老无成，人生便交了白卷。从 《古诗十九首》 的歌者看，则恰好相反。提倡的，乃是一种游戏的人生观。
我国文化中，孔子赞美曾点游戏春风，庄子倡说游心太虚。都具有游的精神。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则是反对这种精神的。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人之本质，视工作为人之责任与职能，此种游戏的人生观遂久矣不复传述。偶然游戏，则认为是一种放纵，并不足取。除非是旨在辅助工作，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游戏本身并无价值，人生也不是为了游戏而存在的。活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大抵也不再会自发地游戏了。没有了玩兴，也不懂得玩，以致要别人教我们如何玩或组织安排了再去玩。这就是游戏人生观的失落。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s）《游戏的人》 一书，便是针对此一现象之批评。
他认为：十八世纪把人界定为理性的人（Homo Sapiens），其后又把人界定为制造的人（Homo Faber）。但他觉得游戏的人（Homo Luder）更值得重视并提倡。他于一九三五年赴荷兰来顿大学演讲时，曾以“文化的游戏成分”为题。这个题目，主办者曾误以为是“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但如果游戏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那又何待阐说？赫伊津哈要讲的，正是文化的游戏成分。简言之，即文化文明是在游戏中且做为游戏而兴起与展开的。这才是他的旨趣所在。
他说，游戏先于文化。小猫小狗都会玩游戏，而且玩法与人相似。它们跟儿童玩游戏一样，都不是谁教它或逼迫它玩。它们自动自发地玩，也喜欢玩。因此它具有自由的性质、自主的精神，被迫游戏就不是游戏了。
同时，游戏也与理性无关。儿童理性思考本不发达，打打闹闹。或如猫追弄着毛线球、绕着抓自己的尾巴，也都谈不上是理性的。游戏要玩得好，本来也就不能依凭着理性计算、逻辑思考，不必承担价值、责任、功能等。
因此，游戏也是非功利的。小孩玩积木、堆泥土，不曾真想盖成一栋房子；他只是暂时走出真实生活，进入一个别具一格的活动领域，“假装”一下。这种假装，不是真要做成什么。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们没有真要结婚的欲望和目的，因此它不具功利性，玩本身就是目的。反而是这种游戏，打断了日常生活及欲望之进程，而又丰富了、滋养了生活，让游戏过的人精神欢愉、心情舒畅。
游戏又因此具有隔离性。这些游戏都自有其场所，竞技场、牌桌、庙宇、舞台、屏幕、法庭、球场等，特定的场所与特定之时间（一出戏的时间、一场球的时间、一趟舞蹈的时间，都不一样），即构成了它的有限性。
正因为它具有有限性，故亦有它自身的过程和意味，在特定时空中“演出”。这一点，使它有其有限性，但同时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产物，一种可保留下来的财富。它可传达，也可成为传统，任何时候都可重复。无论是儿童游戏或象棋比赛，所有游戏都是一个有其内在结构之整体，且有重复与轮流之因素。
而无论何种游戏，均有其自身之逻辑、运作方式，那就是它的规则、它的秩序。没有规则，形成不了游戏。一旦逾越了规则，游戏世界就瓦解了。所以游戏不是胡闹。规则有时形诸条文。有时则需要所有参与者心领神会，非语言规范所能完全表达。就像小猫小狗都懂得以略带客套的神态和友好的表情邀请对方游戏，游戏中不准咬哥儿们的耳朵，或不许咬得太重；有时要假装敌对、发怒，但不能真正干架；还得有条理地表现出好兴致、发出快乐表情和声音。这些就是规则。若破坏了，就会令人“败兴”，为所有参与者所厌恶，会遭到驱逐或惩罚。
亦因如此，凡能认同其规则、乐于参与该游戏者，便会构成一共同体。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无数游戏社团，桌球、帆船、弹跳、舞蹈、游水、桥牌等之协会、联谊社等，层出不穷，可见它是组成人类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手段。一般游戏时，纵或未组织成固定之社团，它也一定具有私密性，是“我们去玩”而非他人。外界、他人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此刻之所为无关。在这个玩耍的圈子里，日常生活的法律、习俗、观念均不算数。
游戏的欢愉，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拥有一种私密的氛围，成为这个团体特殊的、与外人不能分享的共同经验。而这个经验又暂时将人抽离出日常俗世，让人松脱了他与现实世界的牵绊，放松自已，进入一个假扮的领域。游戏中的狂欢、放纵、化装游行，都体现了这个意义。
在游戏的假扮中，自成秩序，这些秩序通常也蕴含着竞争、冲突，以形成紧张、造成刺激；而又包括了平复、谐调，整体形成起伏动荡的韵律，造就我们的美感。
针对游戏，赫伊津哈做了许多诸如此类之分析。透过这些析论，他告诉我们，游戏是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类社会也靠游戏来组成。同时，人类的文化、创造，实质上即是游戏或与游戏密不可分，例如语言。语言是人拥有的重要工具，用以交流、命令、传授。语言可以使人区分、确认和陈述事物。命名，令人得以明白自己和万事万物在宇宙间的位置。可是，在每一个抽象表达、符号征示之背后，都存在着极多鲜活的隐喻；而每一个隐喻，正是词的游戏。
神话也是如此。神话之性质，论者各有见解，但基本上可说是一种转换或外在世界之想象物。早期人类依此进行神圣之祭献、仪式、供奉、膜拜。其性质，唯有从游戏来理解才能深刻、准确。
宗教的核心亦在于此。典礼就是一次戏剧性的演出，令人深入欢愉之中，一切美和神圣的王国，均依游戏而建立。
赫伊津哈滔滔雄辩，共分十二章。一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游戏的本质和意义，二论游戏概念作为语言中的表达，三论推动文明进程的游戏与竞赛，四论游戏与法律，五论游戏与战争，六论游戏与学识，七论游戏与诗，八论“神话诗”诸要素，九论哲学的游戏形式，十论艺术的游戏形式，十一论游戏情况下的西方文明，十二论当代文明的游戏成分。
据他的观察，西方文化的游戏成分，自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某些活动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体育、竞技、艺术、科学、政治，无不如此。他提倡游戏观，以“游戏的人”代替“制造的人”、“理性的人”，即是为了改造近代西欧文明。他认为：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因为文明先天地蕴有自身的局限，游戏则先于且超乎文化，故文明若要妥善发展，即须重新阐发游戏的精神。
赫伊津哈在当代中国，名望不显，论著被移译为中文者，仅有 《游戏的人》 与 《中世纪的衰落》（均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二册而已。以我之谫陋，也不曾看过有谁介述他的学说，更莫说有传扬宗法的了。近代在中国当红的西方学说，恰好是赫伊津哈所批评的那些主张或态度。国势颓唐，力求改造国民性、振发理性、积极工作之不遑，知识分子又怎有心情去谈什么游戏呢？赫伊津哈斯人憔悴，苦乏赏音，殆非偶然。
可是，从 《阿 Q 正传》 以来，知识分子感时爱国、力倡科学与理性，欲仿拟欧洲启蒙运动以启国人之蒙翳者，八十余年矣。如今乃国愈可忧而民愈可愚。热衷工业制造的社会，终究也让人感到疏离、忧苦，且冲突日剧、犯罪率不断升高、心理治疗丛书大行其道，反而人人似乎都成了阿Q。
当此之际，重听 《古诗十九首》 召唤了我们去游戏的歌诗、看看赫伊津哈的论辩、再遥想那庄子的 《逍遥游》、孔子的“游于艺”“前言戏之耳”，竟忽然有股难言的时代悲感，令人悯痛不已。因为，游戏的人，仿佛不再会游戏，也不再能游戏了。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丧失了自己；我们的工作，又使我们无法去稍事游戏。京洛风尘如故，遂令素衣渐缁，心灵上也扑满一层层灰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