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打败月氏人战斗的另一部族是乌孙人。《汉书·张骞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先前，匈奴、乌孙较月氏弱小，匈奴和乌孙联姻，乌孙王难兜靡娶匈奴单于头曼的女儿为妻，共同抗击大月氏。大月氏攻打乌孙，杀了乌孙王难兜靡，强占了他们的土地草原，乌孙人向东逃亡去投靠匈奴。这时难兜靡的儿子猎骄靡刚刚出生。一位叫傅父布的人抱着猎骄靡逃亡，怕被月氏人发现，就将他藏在深草丛中，到别处寻找吃的。等傅父布回到藏猎骄靡的草丛中，见一只母狼正给他喂奶，乌鸦从远处叼来肉在他四周盘旋，傅父布感到吃惊，认为他有神的保佑，必成大器。于是抱了他投奔其舅部匈奴。匈奴单于冒顿是猎骄靡的舅舅，十分疼爱猎骄靡，把他养大。等他长大成人，果然有勇有谋，冒顿单于扶持他做了乌孙的昆莫，并将他父亲先前的民众交给他，让他率领乌孙军随匈奴大军四处征战，多次建功立业。
在昆莫猎骄靡不断壮大自己有能力报杀父之仇时，月氏人已被匈奴击败，赶到了伊犁河谷。月氏人又击败了伊犁河谷的塞种人，塞王率领部众向南逃遁，伊犁河谷遂成为大月氏的领地。猎骄靡向冒顿请兵为父报仇，率领匈奴、乌孙联军西征，再次大败大月氏。乌孙占领了伊犁草原，大月氏被迫第二次西迁。到中亚，大月氏又征服和统治了当地的原居民，并最终建立了贵霜王朝。
大月氏人的两次西迁，特别是第二次西迁，引起了古代亚欧大陆的历史发生重大变化。据国内外有关文献记载，曾经强盛一时的古希腊王国巴克特里亚最后被包括塞种人在内的四个部族灭亡。也就是说，大月氏被迫第一次西迁将塞种人赶到中亚，第二次西迁又迫使塞种人迁入西亚直至欧洲，塞种人和其他三个部族又灭亡了巴克特里亚，使原中亚部族成了欧洲的统治者。
匈奴助乌孙报了一箭之仇，但是匈奴对于包括乌孙在内的其他部族横征暴敛，残酷压迫，这使乌孙在后来不得不和匈奴决裂，《汉书·张骞传》记：“（昆莫）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以为神而远之。”
乌孙的势力逐渐强大，打败大月氏，占据了月氏的地盘，恰逢匈奴单于冒顿死了。从老上单于到军臣单于时期，猎骄靡不再向匈奴纳贡称臣，匈奴单于几次派兵讨伐，都未能取胜，感到这母狼喂养过的家伙真是神人，因此远远地避开他。后来乌孙与汉朝联手，几番大败匈奴，这是后话。
月氏、匈奴、乌孙之间的兴衰交替，相互的攻伐，其具体的时间、地点、次数、具体细节等史书里没有翔实的记载。但从考古中看到的那些在现在巴里坤兰州湾子到东黑沟的几处大型居落遗址屡次被大火焚烧的情形，可以推测那不是每次都属于失火，极可能是在一个部族进攻另一个部族时火攻的结果。居址被焚后的若干年之后，又有新的部落在此建起新的居住区，后再次被焚毁，这就形成了现在发掘中发现的多个文化层，每个文化层里埋藏着述说不尽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埋藏着难以说清的多元文化要素。
七蒲类、移支、东且弥国
蒲类国内有高山间盆地湖泊，称蒲类海，海面辽阔，有八百多平方公里，几乎占了谷地西部宽阔处的全部。高山盆地中有如此汪洋，足见当时雨量的充沛。而两山下的冲积扇缓坡定然土质肥沃，因而草木丰茂。《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述，虽然文字简约，却告诉我们当时蒲类国里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生产水平、文化状态以及生态环境。“颇知田作”告诉我们：蒲类人很明白农耕生产出的粮食蔬菜等能使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老弱病残无须全都逐水草而居，生活平稳可靠。而且在农业耕作方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规律或较高的生产技术，人们有定居地，尤其是上层社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那部分人肯定是完全定居的。都城（王治）的设立，官吏等的配置完备，行国武装力量的相对强大，从而保证了行国政权结构的巩固稳定。但他们又不是纯农业部族，“庐帐而居，逐水草”是说他们仍以游牧为主，农业生产属于辅助性生活手段，虽然已经受到农耕文化的较大影响。从“国出好马”可知这里生态环境良好，六畜兴旺，尤以马最著名，被汉朝人称为“天马”。从而可判定当时蒲类国的文明程度当与汉朝相差不远，而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有较大差别。
其实在有《汉书》记载之前，西域诸国就已存在，初为三十六国，经过不断争战、兼并，各行国所占地域及政权也在不断变化。
各行国分别是何部族建立的政权，《汉书》《后汉书》中无明确记述。但从上几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汉之前，蒲类地为大月氏所居，可那时候是不是称大月氏和蒲类，目前尚不得而知。《汉书·张骞传》是这样记载的：“（昆莫）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从中我们得知，大月氏被匈奴乌孙联军第一次打败，乌孙占据了蒲类或匈奴、乌孙人共同占有蒲类。大月氏被匈奴乌孙联军第二次打败，乌孙占据了伊犁。这时的三个部族分别占据的地域大约应当是：匈奴在蒲类及其以东的蒙古草原，乌孙在蒲类往西至伊犁河谷的天山北麓草原，月氏占有伊犁河谷以西的中亚地区。
《汉书》上说蒲类国的王治在疏榆谷，前节里已经谈到，经考古证实疏榆谷应在现在的兰州湾子。这儿除了已经谈到的建造王庭的有利条件外，另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紧邻天山，一旦强大的敌人进攻，可在最短时间里撤进山里，避免发生重大伤亡。南朝宋人范晔所著《后汉书》上说，蒲类本来是个大国，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之前，役属于匈奴。可蒲类王不太听话，得罪了匈奴单于。于是匈奴单于率大军击败蒲类，将蒲类六千多人，作为囚徒迁往匈奴右部阿恶，后来把那儿叫阿恶国。但范晔没有说清这个“不太听话的蒲类王”是乌孙族还是匈奴中的另一支。总之，蒲类被击败时，未被匈奴俘获的大都逃入山谷中避难，但仍称蒲类国，有人称之为后蒲类国。有学者说，后蒲类国王治在今巴里坤萨尔乔克西。以现在那里的情形看，在今萨尔乔克西的肋巴泉，是优良的四季牧场：在天山北坡的一片丘陵之中，有一块几十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天山雪线下是茂密的松林，这松林一直延伸到山下。松林中和丘陵、开阔地上长满优质牧草，牧民叫它“酥油草”，像酥油一样富含营养，牲畜吃了膘肥体壮。雨水充沛的年景，牧草深可没膝。这儿不但是游牧的最佳地方，更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蒲类后国将王治由疏榆谷迁建在这里，恐怕和暂时躲避匈奴不断进攻、抢掠有关，正所谓避其锋芒，再作后图。
这里古遗址、古墓葬密布，经有关部门初步考察，应当是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因这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整个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其中在一处平坦的草地上，突兀竖立着一柱直径六七十厘米、高六七米的天然青黑石，叫人大费猜想，在没有任何起重设备的当时，人工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竖立起几十吨的石柱，如果说是天然形成的，这一奇观实在是罕见。老百姓叫它拴马桩，说是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这里拴白龙马的柱石。其实这石柱站立的时间要比唐僧西天取经时早得多。
后蒲类国之后，这里建移支国，范晔所著《后汉书》：“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看来移支国比后蒲类国人口有增，国力有增，武装力量也有增强。“其人勇猛善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不知田作”并不是社会的倒退或农耕文化的消亡，而应该是当时外部的匈奴强大势力作用的结果。他们不断受到匈奴的攻伐，不可能有固定的住所从事农业生产。
移支国人汲取前蒲类人惨遭杀戮、被迫迁徙的教训，更勤于习武，所以个个勇敢威猛，善于战斗，作为安身立命保家护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移支国之后，这块地方又建立了东且弥国，“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后汉书》）。这个“所出”既指其行国地域，更应该是指部族，因此东且弥国亦当和蒲类、移支属同一部族所建的行国。东且弥国比移支国又要强盛些，而且恢复了耕种，依然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
后蒲类国、移支国、东且弥国的具体情况，《汉书》没有交代，《后汉书》中只是非常简略地一笔带过，行国政权、国家首领、人们的生活状况及其他细节都全在未知中，同样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的手段予以一定程度的解密。
但无论是后蒲类国还是移支国、东且弥国，都有着农耕文化的成分，就他们所保持的主体的草原文化，也肯定饱含了月氏、匈奴、乌孙等多个部族的文化元素。
八张骞“凿空”西域
匈奴部长期四处发动掠夺战争。从商、周时期起，他们就经常侵扰中原边境，掠夺财物和人口。掠夺财产对于匈奴部落中的普通百姓是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对于其统治者来说，它不是主要目的，匈奴单于的终极目的是扩大势力范围入主中原。华夏族与北方的游牧部族从商、周、春秋战国在近千年中从未停止过这样的争斗。西汉初立，当时汉朝经济尚未恢复，内政也不够稳定，所以从汉高祖刘邦时起至汉武帝刘彻初年的六十余年间，对匈奴采取怀柔“和亲”政策。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国力日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反击凶奴的充分准备。为彻底打败匈奴，根除国家和北部边境百姓的长久祸患，汉武帝实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打算与西边的月氏联盟，东西夹击共破强敌。于是张贴告示，招募勇敢坚定之人出使西方。皇榜张贴出去，不久就有人揭了。
揭皇榜者是汉中人张骞，当时在朝廷任郎中。
经汉武帝当面考问，最终决定派遣他为汉朝正使前往西域游说大月氏，并挑选了一百多人马作为随从，一路西行，时在公元前138年。《史记·大宛列传》里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
张骞等人向西进入匈奴领地后，被匈奴人发现。一百多人的队伍当然不是匈奴大队人马的对手，结果随行人员多数战死，张骞等人做了匈奴的俘虏。当匈奴单于得知他们是去大月氏的，更不放行。单于说：“汉朝派使者去月氏要通过我的领地怎么能行，我要是派使者出使南边的越地，汉室肯借路放行吗？”尽管匈奴人并不知道他们是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自己的。
匈奴羁留了张骞，严密监视他，并且为他娶了匈奴女子，打算长期留住他。这样，他在匈奴生活了十年多。其间他一直“持节不失”，从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后来匈奴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于是携甘父两人一起继续西行。这一路，少不了风餐露宿，吃尽苦头，因为西行之路山高路险，气候恶劣，还常常缺衣少食。千辛万苦到康居找到了大月氏。
但大月氏部落已经在那里扎根建立了政权，不肯再向东找匈奴复仇。张骞似乎无功而返，在回汉途中路经匈奴领地，又一次被匈奴扣留。这一次的时间是一年之久。当他再次逃脱，回到长安回复使命时，朝野上下无不为之动容。
张骞被匈奴羁留在哪里？《史记》里没有说。《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说张骞在匈奴羁留时“居匈奴西”，也就是说张骞是被羁留在匈奴领地的西部。
“居匈奴西”是说羁留在匈奴西部单于处，而西部单于正是右谷蠡王，其根据地即王庭正设在蒲类，这在史书的许多记载和近年的考古中已经得到印证。如此说来，当年张骞被匈奴羁留的地方，就在当时的蒲类，即今天的巴里坤。
张骞外出的十余年里，汉武帝对匈奴实施了正面的军事行动，汉室强大的军事打击，迫使匈奴西移，其势力范围重点移至西域东部即东天山一带。
这次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使他了解了西域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是作为官方使者第一次正式打通西域之路，也应该说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向西域传播汉族农耕文化。不久，张骞第二次率领使团出使西域乌孙。这次大约因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张骞一路无阻，三百多人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将汉朝的丝绸等商品以及生产技术带到西域各国，确实有泱泱大国之风。返回时把西域的物品诸如农作物、水果种子等带回中原，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史学家们将此举称之为“凿空”。“凿空”不只是打通了道路，更重要的是“填充”，“填充”了物资，添加了文化，文化传播的意义完全在汉武帝单纯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意料之外，比打败匈奴要深远广阔得多。
九刀光剑影的蒲类大地
汉朝在控制了河西走廊以后，与乌孙缔结姻亲，多次出动大军到东天山一带，与乌孙联手对匈奴右部作战。加紧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双方争夺战达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