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统治集团，都在极力地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们往往会不择手段，采取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经济的等各种形式对外扩张，完成领土、财富的最大化占有，满足其统治的最大化欲望。从两千多年前先后生活在这里及周边地区的月氏、乌孙、匈奴，到后来的柔然、鲜卑、突厥、契丹、铁勒、蒙古等各游牧部族，无一例外地为生存和攫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征战和争夺，形成了长期拉锯式的战争。战争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争夺的最大最强化手段和表现形式。从春秋（或者说从西周）到秦汉，匈奴一直不断地侵扰中原，到西汉时已经逐步在北方对内地形成一个钳形的半包围态势，正像张开了双臂要搂抱中原以据为己有。而当时称为蒲类的巴里坤地区正处在这搂抱式半包围圈“右臂”的位置，“右臂”地区因此成为匈奴一部的军事政治中心，屯有重兵，建立了右贤王的王庭。如此一来，匈奴的进攻与中原的反攻战争就始终处在短期休战后再次爆发的状态。汉王朝建立之后，汉王室为打击匈奴，采取“断其右臂”即争得在西域的统治权的策略，多次派大军前往西域征讨，把这里作为“斩断右臂”的攻击目标。
争战中有杀戮有毁灭，其实更多的是交流、传播。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春秋之前《孙子兵法》还没有出笼，即使孙武、孙膑的兵法成书，这里的游牧民族头领也未必读得到。可争取战争胜利的“知己知彼”的基本法则他们肯定是懂得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了解对方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政权结构，那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心理、军队的战斗方式和武器装备等，是绝对不可能的。战斗双方不仅要相互了解，更多的是学习吸收运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就是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武帝大规模组建训练骑兵都是向敌人学习的范例。只有如此，才能战胜对方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学习不仅是军事的，更是文化的，这就使其他民族的文化渗入本民族文化的血液中，造成原有文化的变异。
即使非战争时期，为了巩固本统治集团的政权，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统治者，都会向其他统治政权学习，实行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等一系列改革（当然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会有很大差别）。改则生存发展壮大，不改则停滞削弱灭亡。政治改革就是文化的变迁，就是文化的交叉融合，必然形成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纵观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无论是月氏、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满族，还是汉族，无一例外地都在不断地向其他民族或其他政治集团学习借鉴。使自己的文化丰富灿烂起来。北魏孝文帝实行全面改革、清政府加速汉化提倡“满汉一家”都是典型的例子。
就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在取得对匈奴战争的重大军事胜利之后，汉王朝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在西域设置了地方政权，大力推行汉政权统治模式，还派遣大量军队驻扎，实行屯田制度，极力推广农耕文化。这是汉文化大举西进的开端，而且来势很猛。
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中央政权巩固西域统治权、维护国家统一与一些当地部族上层分子反对统一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为此，许多朝代都采取了利用行政手段将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形式、管理模式、经济运行办法、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体系（包括宗教）、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俗等有形的、无形的文化生活直接输入的方式，使汉文化成为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唐代和清代，这种输入是全面的、大规模的，来势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
§§§第3节经济原因
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获得良好的物质享受，恐怕是人类保留了动物性乃至于生物的生存斗争法则的必然，乃人的本能使然。而获得利益的手段一般说来不外乎两种：掠夺和利用各种生产手段。
掠夺（包括偷盗）当然是相对省力而且取得财富最快捷的手段，所以在古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中，常有掠夺行为发生，特别是游牧民族，如匈奴人，将能夺取其他民族群众的财产看成是勇敢、英雄的行为，部族首领会鼓励这种做法，他们规定所有部民抢夺得到的财产大部分归个人所有，少部分上缴，夺得财产量多者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掠夺的规模也可能是个体的，也可能是若干人组成的小股队伍的，更有可能是较大规模的，很多情况下则是由部落首领策划组织的整体行动。无论是小规模的掠夺还是大规模的掠夺，都给被掠夺者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财产的以至人身的。有掠夺就有反掠夺或者报复性的掠夺，小规模的会引发争斗，而大规模的一定带来战争。争斗也好战争也罢，最终只会使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消耗、损失很可能比得到的更多。更何况掠夺往往只能是权宜之计，不会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部族生存的主要手段，更不是发展的捷径和长远之计。
所以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生活经验逐渐积累并上升为指导社会生活的理论时，人们就会更加注重发展生产，把最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劳动之中，用劳动创造财富才是最可靠最安全的生存手段。但自给自足的方式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等形式的商业运作就应运而生。当时在这片草原上共同生活的好多个游牧民族，在大多的时间里是杂居的，民间的往来，商品交流肯定是十分频繁的。更何况游牧民族生活方式造成的极大的流动性，往往有成百上千里的迁徙，遇到特殊情况几千里的转移也是可能发生的。在流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其他游牧部族交流，也会和农业民族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发生交流，以自己的产品换取农业民族的产品。而农业民族为了生活的需要获得牧业产品，常常会主动和游牧民族进行商品交换或者购买牧业产品。这种民间自发的、零星的商业行为逐步发展成为由专人从事商品贩运的专门行业。商业的快速发展，就为文化传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商品、人就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无疑就是文化的传播辐射，多种文化的交叉辐射必然造就文化的交融而形成既有原部族文化特征又有别于原部族文化的新的多种元素的文化。
掠夺形式获得财富也好，发展生产获得财富、进行商业活动改善生活条件也罢，都是为了使人的经济利益得到一定程度（或极大的）的满足。经济活动就成为文化传播、交流、融合，造就新的多元文化的原动力之一。
如前所说，巴里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各民族、政权间经济交流、军事争夺、政治渗透、文化浸润的要地。
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多种因素，造就了巴里坤古往今来，特别是从汉代以后带有浓重汉文化色彩的多元文化和清代之后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这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和中外的典籍记载里，更多的是现实的生活里，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无论是哪种原因，交流是永恒的，交流就必然造就多元文化。史实中许多较为具体的事例，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作较为翔实的叙述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