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们对社会正在迈向老龄化的种种担忧表明现时社会还很不适应老龄化。但是，如果我们只能依据现在和过去的经验去安排明天，只能在惯性的轨道上疾行，而丧失了变道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种奢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要可持续发展，社会从现在开始就应大力推进从观念到制度适应老龄化的转变。
传统观念要有根本性转变。由于各国在工业化前期出现人口爆炸，因而较普遍地存在一个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于是就出现了雇主用人的特别“挑剔”和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为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国家对雇员设定一个一刀切的退休年龄界限就成为必要，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退休年龄界线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工业化后期，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停滞，但由于机器和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国家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来增加就业，但受到资源环境和需求增长的双重限制而余地越来越小。实际上，设定退休年龄只是调节就业的一种手段，如果年轻人口就业供大于求问题严重，退休年龄前移就可以缓解，反之，退休年龄后移则可以缓解年轻劳动人口供给小于需求的矛盾。但是，移动退休年龄调节就业的矛盾还受到退休后社会福利支出承受能力的限制，如果退休福利支出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就面临着要么牺牲就业要么牺牲退休福利保障的困境，从形式上看，国家仍有通过提高就业人口缴纳社会保障金的比例来缓解这种困境的余地，但这种余地很小。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本章前面所分析的情况，即每个人不工作的年限远远超过工作的年限，那就要大幅度提高工作期间缴纳社会保障金的比例，因为社会福利归根到底来源每个人工作期间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对企业、国家的贡献，如果这部分的比例高到超出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和企业、国家的承受力，就必然会对人们的就业意愿、在业人口的劳动积极性、国家的财政支出等产生负面影响，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和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矛盾和困境会越来越突出。因而，整个人类社会都面临着人口、性别、就业、退休、福利等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控制人口增长并尽快转向负增长，以实现充分就业即各尽所能，是当代人类社会能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工业化时代的狭隘、僵化的就业、退休、福利观念看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暗淡的社会，但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观念看来，老龄化社会恰恰将为这种理想的实现提供条件。
工业化时代僵化的就业、退休、福利制度必须有适应性转换。有些高福利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超出８０岁，退休年龄划在６５岁，虽然失业率高，但由于国家难以承受退休福利支出的巨大压力，在退休年龄前移以缓解就业压力或退休年龄后移以缓解退休福利支出压力的选择中，作为国家政府倾向于退休年龄后移以减轻退休后的福利支出压力，但作为个人，由于退休后社会保障优越，又能较自由地享受生活，因而大多反对后移退休年龄。这种发展趋势性的矛盾表明：控制人口增长以减少失业，同时，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改革已过时的工作、退休和福利政策，使之更具有灵活性和激励性，使人们能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健康、能力状况，乐于选择尽可能长地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将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目前的就业有太多的身份、年龄、学历、专业、性别、城乡等障碍，这种障碍是造成就业难、用工荒和老龄化问题多重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彻底清除这些障碍，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开放性多样性的就业渠道、就业方式和自主创业中平等地得到全面体现，就业空间就远比按传统思维方式和就业模式所能想象的广阔，既然所有的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老龄化社会也就不再暗淡，而恰恰是人道主义的复归。
近３０多年来，中国农村由于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不仅承担了农业劳动，而且还养育了“农二代”甚至“农三代”，正是他们的巨大贡献，支撑了中国农产品供给的不断增长。虽然农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且劳动强度更大、劳动和医疗卫生条件更差，因而他们的体能老化时间比城市人口更早，但他们不仅不是退休人口和社会负担，而且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同样，在中国矿山和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也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农民工”。这一事实要求人们的认识要有整体性提高，社会政策要作出适应应性调整，以下５个方面的认识尤为重要：
一是社会用人的标准只能是能力标准，身份、学历、年龄、性别标准只会导致就业难、用工难和老龄问题难等多难交集，必须抛弃。
二是上述农民随着年岁的不断增大，都将逐步退出他们现在的劳动领域，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入替代，不能认为这只是“农二代”“农三代”的自然替代，而应是符合市场配置资源规律要求的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城乡壁垒必须清除。
三是上述农民退出劳动领域回到家庭，并非全都成了需要供养的“负担”。他们回到家庭照看家庭、小孩，并从事一些种菜、烧饭、清洁等家务劳动，这些虽然都不产生交换价值，不增加ＧＤＰ，但却既是家庭正常运转的必需，并减少了家庭可能雇用家政人员的支出，从而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或改善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增添了老人的生活乐趣，城市的类似家庭也是如此。现代社会把人均ＧＤＰ和家庭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生存质量的唯一尺度是片面的，目前的中国农村家庭存在一个较高比重的非交换经济，与高度市场化国家的家庭相比，虽然货币收入低，但很多生活必需品和服务自给自足，且家庭亲情更深，生存质量并不与货币收入成等比关系。
四是中国年人均货币收入虽不高，但中国人储蓄和置业意愿强，因而户均家庭净资产却不低。美国号称是最发达的国家，人均货币收入远比中国高，但美国人超前消费，挣一块钱花掉几块钱，储蓄和置业意愿低，因而户均家庭净资产也低。２００８年，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按汇率折算，只有约６０万元人民币，中国的城市家庭只要有一套还清了贷款的住房，就超出或是相当于这个数，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和几亩耕地。同时，中国的哺幼赡老等家庭观念远比西方强，因而，中国虽然“未富”，但抗老龄化风险的能力却未必比西方发达国家弱，发达国家虽然“似富”，但完全靠国家的福利去养老，也会感到不堪重负，所以他们才会惊呼：老龄化社会的危机正在来临！但中国没有必要认为自己也在劫难逃。
五是教育滞后和社会不公问题必须尽快改变。近代中国由于科技、工业和市场发展滞后，曾经历了一场持续百年的列强宰割和军阀屠掠浩劫，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屹立不倒，顺应世界趋势，发展科技、工业和市场经济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没有人文科学的滋养和支撑，人就不成其为人，就会被外在的物质世界所虏获，成为贪婪无度、精于计算、完全物欲化的人。当今中国社会的弑亲、拐卖、绑架、抢劫、偷盗、诈谝、制假、贿赂、施虐等犯罪案例中大量暴露出罔顾法纪、唯利是图、人伦沦丧的骇人悲剧，和物欲横流、移情缺失、世态冷漠的社会现象，是教育失败和社会不公交互影响的恶果。中国走向老龄化社会正在和即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因劳动力短缺而失去增长的动力，国家因老龄化而带来福利支出不堪重负，家庭因子女少而失去依靠，社会因性别比失衡而光棍充斥，民族将因人口减少而带来安全的不利影响等问题，而是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却出现“用工荒”加剧，人均收入只达到小康却劳动创业精神后继乏力，社会趋老却又被“啃老”，儿孙成群却饥寒病疾无人问津，旷男怨女思结偶却无力摆脱物质至上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等等反常的不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老龄化社会的痼疾，而是社会的弊病，对症下药、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和社会改革，就能除弊兴利，建设一个与老龄化相适应的社会。
正在到来的老龄社会标志着人类将进入一个认识并遵循必然从而达到自由的睿智时代。认识并遵循必然并不是仅靠书本就能解决好的问题，它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体验才能达到。黑格尔曾有一段被列宁赞为“绝妙的比较”的论述，意思是老人讲的真理，小孩也能说，但老人讲的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小孩说的则是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在它之外。
孔子把他人生学习和认识社会的过程概述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孔子到１５岁才懂得自觉地发奋学习，３０岁时才学有所成有独立见解，４０岁才融会贯通不受迷惑，５０岁才基本理解了自然规律，６０岁才虚怀若谷耳聪目明，７０岁才在规律的王国中获得自由。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这就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要达到这个境界，需要有对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的深刻理解，以孔子之好学善思，在７０岁之前都未能达到这个境界，一般人要在这之前达到这个境界更为不易，这决非是厚古薄今或迷信智者，而是生活和认识的规律难以超越。
亚当·斯密曾反复论述一个人认识生活和世界之不易，人们年轻时总是不顾一切地追求财富、权力、地位、奢侈，以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心，只是到了老年，才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它很难带来身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才诅咒自己曾为此而付出的牺牲吞噬了本应有的宁静和和谐。
深生态学的创始人、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Ａｒｎｅａｅｓｓ）认为，人们对他者的认同感是随着人的成熟程度的提高而拓展的，一个小孩会拒绝与别人共享玩具，他们不认同那些感情被其伤害的玩友，较为成熟的少年出于对他人痛苦的关切会避免此类行为，更为成熟的人会关心他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人（如难民），高度成熟的人达到与其他生命形态的认同（如动物），最终成熟产生出与整个宇宙的认同，至此，人才达到了“自我实现”。
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青春期提前而成年期推后，在采猎和农耕社会，十几岁的人在性成熟后就生儿育女，从事生产性活动，如今这个年龄还是个中学生，他们还要经历很长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才具备成家立业、独立谋生的能力。发育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类有两套神经和心理系统，一套是情感、动机系统，它与青春期的化学变化有关，它把温和的孩子变成精力旺盛、骚动不安、情感激烈的少年；另一套是疏导能量、控制情感和动机的系统，它使能量和情感冲动转向长期规划和延期满足，这两套系统的相互作用把冲动的少年变为相对温和的成人。在今天，青春期来得早，动机系统也启动得早，但青少年除了上学外几乎什么也不会做，获得完成实际目标的经验越来越往后推，而控制系统的成长则依赖于这种经验。广博灵活的知识与特定技巧所需的精细严谨专注的知识，存在一定矛盾，二者的获得需要越来越长的学习和实践时间，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会犯一些非常幼稚的错误的原因。许多人看起来聪明博学，但却没有生活方向，无力全心投入某一种工作或某一段爱情，对性冲动、金钱欲、权力欲等缺乏控制力，犯低级错误甚至走向暴力犯罪。
人们曾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年轻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年纪大了就难有作为。但这只是上个世纪早期以前的情况，那时由于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使年轻科学家取得重大成就的人数增多，尔后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要取得重大科学成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相关知识，这使得自然科学家获得重大成就也呈现出“大器晚成”的趋势。以诺贝尔奖得主做出使他们获奖的成就的平均年龄来衡量，１９０５年前，在物理学、化学、医学三大领域，约有２／３的得奖者在４０岁前取得了使他们获奖的成就，到２０００年，４０岁以前在物理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１９%，在化学方面几乎没有。
人类个体是如此，整个人类文明也是如此。人类文明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各种层次和形式的狭隘利益中心主义、征服自然论、文明冲突论以及当代社会应对严重的生态危机而盛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生态学，都是人类文明不成熟的表现。
人类的认识是从表象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而是无数个体认识的小螺旋和人类阶段认识的小螺旋的复合；人类认识是个体认识的汇聚，反过来又是个体认识的营养库，但个体认识并不能从这个营养库中直接拿来就能完成，人类不是只要输入指令就作出程序性反应的计算机，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直接拿来的东西还必须有个体对生活的实践和世界的体验才能理解；个体认识总是走着自己的小螺旋但又在整体上受人类认识阶段的制约，即使人类认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也仍然需要个体认识完成自己的小螺旋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这意味着人类个体和整体要达到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境界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认识积累、升华、进化过程，一个寿命较短的人或寿命虽长但在生命历程的中前期阶段都难以完成这种认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均预期寿命超八十的老龄社会是福不是祸，一个社会只有拥有较高比例的对生活和世界有深刻认识的睿智人口，才能有力地影响和引导这个社会认识并自觉地遵循必然，才会走向自由。人类对自我与家庭、己群、他群、同类、他类、资源、环境、地球的复杂关系的认识已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步过程，直到今天才认识到人类个体与群体与万物与生物圈是协同进化的整体；人类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个体、家庭、家族与部落、国家乃至联邦、联盟利益的整合，在今天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问题的全球关联性和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规律的必然性面前，进入睿智时代的人类将更有可能认识和顺应这种必然，自觉地变革发展方式、整合全球协同进化的进程而迈向自由。
除此之外，老龄社会还有以下特征：
第一，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提高并使之服务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社会青壮人口的比重，而是取决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对科技生产力提高的需求。一个社会如果人口过多，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和贫困人口，就会严重制约社会教育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导致失业和贫困家庭的众多子女无法受到应有的教育，从而会形成劳动力替代科技生产力以增加就业的巨大压力，社会就会存在着既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的需求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应有提高，而且使经济发展难以从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高型，老龄社会由于生育率低，能使年轻人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能消除这种矛盾；老龄人由于体力逐步衰退，从而对智能化服务有更多的需求，这有利于推动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老龄人对生活的需求重品质提高而不是重数量增长，并拥有深刻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智慧优势，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更为清晰地指向提高人的生存质量。
第二，人类将第一次有条件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新社会。人类是社会性、创造性生物，不只是有物质需求，而是还有精神需求。而且，人的需求不只是接受性消费需求，而是还有创造性劳动需求，人不满足于从自然和社会中接受现成的东西，而是还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和收获新的东西，以满足和实现自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因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人的本性追求。但是，人类社会自发生阶级分化后，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就普遍存在，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虽然没有就业、失业、退休的概念，但阶级分化会不断地产生出失地农民，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就无从满足；在世界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就业、失业、退休不仅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而且还是国家经济社会政策调节的重要内容，这一现象本身即表明，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在世界进入睿智的老龄社会后，由于人口负增长直至稳定在适宜的替代水平，青壮人口比重下降和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老中青人口比重均衡且分布在一个不断延长的年龄段中，老龄人口的需求更多地转向精神领域，各年龄段人口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和劳动需求，因分异明显而不再相互冲突，社会不再有增加就业的巨大压力，不仅青壮人口有充分就业的条件，老龄人口也将能根据社会需求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意愿来决定离开工作的时间，社会将不再存在一个庞大的失业、退休人口，就业竞争的压力将不再是失业，不再是有否自食其力的机会，而只是社会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机制调节中的工作变动，是个人与社会双向选择中的合理流动，今天的失业、退休概念含义将成为历史。而且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整个社会投入于满足物质需求的生产时间不断减少，人们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就有条件进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时空。
第三，将为社会提供新的创新动力。社会创新力并不与人口多少正相关，全球人口在古希腊和中国诸子百家时代不过１亿多，在文艺复兴时代不超过５亿，在牛顿时代不超过１０亿，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不超过２０亿，现在是７０亿人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墨子、孙子、释迦牟尼、达·芬奇、哥白尼、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式的创新思想家不仅没有成正比例地增长，反而比以往似乎更为稀缺。其原因当然不是当代人发生了脑力退化，而是当代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空前地被欲望物质化、金钱化和智能专业化、肢解化了。除了极少数有条件也乐于仅靠继承的财产而享受终生的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在竞争的市场中就业、创业，都既有失业、失败的风险，又有退休的限制，因而，用短暂的工作时间多多赚钱就成了压倒一切的目的。同时，工作中细密的分工和为此服务的学校专业化教育，使得今天的人才都属某种专才，这种教育使人们坐井观天，丧失了对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的认识能力，人口过多走向了反面。人类只有跳出就业、失业、退休的循环，从物欲旋涡中解脱出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才有可能全面推进科技、人文、哲学的协同发展，才有可能从微观到宏观的统一中理解生活和世界，这有赖于使人口稳定在一个适宜的水平。有研究认为，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每１０年增加两岁的势头没有任何减弱，目前英国几乎有２０%的人将活到１００岁，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在６０年内将达到１００岁，寿命的延长是身体在进化，基因参与身体的保养、修复过程，没有迹象表明人类接近任何所谓的寿命上限。假设世界人口增长到８０亿后开始负增长并将在４０亿时达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时６０岁以上的人口达４０%，其他年龄人口也高达２６亿，超过１９５０年时全球２５亿的总人口，更远远超过历史上人类引以为自豪的任何大创新时期的世界总人口。中青年在术业专攻中创新力旺盛、年长者在知识综合中更显优势，随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对健康、文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等多样化新需求的强劲增长，将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创新和全社会健康、文明素质的提高。
第四，社会负担将大大减轻。老龄社会的中位数年龄虽不断上移，但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并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失业不复存在，因而社会失业保障负担也将很小；人人能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健康及意愿来决定离开工作的时间，社会成员因年迈而不能再工作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因而养老负担也可以降至最低；个人因终生工作时间长、收入高、储蓄多，加上社会化和自动化服务体系的普及，从而又大大减轻病老对家庭、后代的负担。反之，一个年龄结构虽较低，但社会成员科技文化素质低，就业收入低，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失业、退休队伍，社会的贫困、失业、医疗、养老保障负担才不堪重负。这样的社会虽然普遍把退休年龄前移来作为减少失业的调节手段，但一头减少了失业人口，另一头就得增加退休人口，减少失业人口要付出增加退休人口从而增加人力资本损失和退休负担的双重代价，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生产和服务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的趋势中，失业、退休的人口和负担不断增长也就必然要将社会逼入四顾无路的困境。
第五，社会成员身心将更加健康。几乎所有生物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潜能，以细胞分裂进行复制繁衍的细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中覆盖全球，但地球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个除细菌外别无生物立足的巨大菌球；蝗虫在温湿适宜、食物充足时会铺天盖地地爆炸性增长，但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陷入陈尸遍野的残局。资源环境的有限性，或者说环境的阻力、承载力，限制了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的数量。任何物种基因的丰富性在任何特定时空都是受限的，丰富性的增加来自漫长的进化过程而不是短期的爆发性增长，爆发性增长只会带来突然性衰退，从而带来基因的巨大损失甚至灭种。已有研究还表明，即使是食物充足，种群密度高也会严重损害健康，饲养于实验室中的较高种群密度的动物（白鼠、灰鼠），虽然给以充足的水和食物，但由于密度较高，会出现生育力下降、对传染病的免疫力降低、活动减少、活动过多、挑衅性、缺乏亲代天性、性变态、相互嗜食等病态行为，临床症状包括肾上腺肿大，胸腺和生殖腺减少，心脏、血管、肾、肝脏恶化等。与此相类似，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中心，不仅家庭机能下降、酗酒、吸毒、犯罪、精神病等的发生率也比其他地方高，而且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失业及其他社会问题严重。在这样的社会中，老人和儿童更易受到伤害，糟糕的儿时成长经历会对一个人的终生带来不利影响，恶劣的晚年状况会在每一个成年人心理上投下阴影，老人和儿童的生存状况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准绳，只有在一个人口适度，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中，社会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获得真正的进步，这样的社会虽然生育率较低，但身心健康者的后代远比身心交瘁者的后代更健康，更有利于人类和文明的延续。而且，现代人患癌症、心血管病、精神病的数量激增和老年病年轻化，都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恶化和病态的生活方式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对根除这些疾病，改善整个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提出紧迫的需求，这也将有利于提高整个人类的健康水平。
第六，社会将更加和平。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中，年轻人与老年人被突出地区别为前者是“劳动力”而后者则是“负担”，这虽然突出地反映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病态和人生谢幕过程的悲凉，但这种反映仍失之于片面。德国学者贡纳尔·汉森把人口结构与社会冲突联系起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１５～２９岁年轻人比例超过３０%的社会里，冲突往往会演化成暴力，现在全球有６７个国家超过这个比例，其中６０个国家正在发生内战、骚乱和恐怖袭击；他将４０～４４岁男人与４岁以下男孩的数量进行比较，得出４岁以下男孩比例越高的国家，内部冲突白热化的可能性就越大的结论，如加沙地带的比例是１００：４６４，阿富汗是１００：４０３，索马里是１００：３６４，伊拉克是１００：３５１。美国学者马克·哈斯也有类似的研究。有人羡慕阿拉伯国家一夫多妻，能生很多孩子，阿拉伯社会虽有很强的凝聚力，但教派、部落林立，失业率很高，现在有不少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超出２０%，以致一些过去看似较富裕、较稳定的国家也陷入动乱，导致一个个强人政权倒台，阿拉伯社会的福祉绝不会是多多生育，一个虽然年轻，但却充斥暴力、恐怖犯罪的社会显然与人类的利益和愿望背道而驰。老龄社会将是一个和平的社会，因为：老龄社会对服务性的需求将空前增大，女性在这方面有适应性优势，加上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因而，老龄社会的女性就业比重、人口比重、社会地位和社会性别观念将会发生与现在相反的逆转，女性处理人际关系的友好倾向将成为社会和平的重要主导因素；老龄社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犯罪率将大大减少；无论男女的年长者都心境更加平和宽容，处事更加理性睿智，更珍惜生命的宝贵，在处理国内外事务及矛盾时，更倾向于运用智慧、中庸、和平的手段，而他们又占社会人口的很大比重，在社会民主抉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人口的大幅减少和物质主义、虚荣攀比的消退将大大缓解对资源环境竞争的压力，从而缓解由此而引起的国家间的紧张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将使得社会很难有理由要把青壮年这一老龄社会的宝贵资源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因而战争风险也将大大降低。
第七，人与自然将更加和谐。人来之于自然，也复归于自然，年长者更倾向于亲近自然、更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走出了物质主义攀比的虚荣性、浪费性消费的迷途，返璞归真，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平淡生活，这时，劳动将成为身心健康的第一需要，在他们通过户内外劳动来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中，还会创造价值，它虽然并不一定经过市场交换而计入ＧＤＰ，但却直接增加了个人、家庭、社会的享用和对自然的服务，减少了对自然的消耗，因为非交换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实现相比，它减少了从生产到消费的长长链接过程中的所有环节，而所有这些环节都是要消耗物能和排放污物的。而且，这种劳动把生产劳动、体力锻炼、精神愉悦统一起来，正是对唯一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和身心健康的劳动形成的复归，人们在这种劳动中获得了物质产品、强健身体、愉悦精神的收获和满足，而取之于自然的物质经消费后又返回到自然，进入自然的物质循环网络中。与之相比，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劳动、身体锻炼、精神愉悦是完全分离且对立的，生产劳动中人是机器的仆人，身体锻炼要进单调的健身房、体育馆，精神愉悦要进刻板的歌舞厅、竞技场，且无处不消耗资源和排放污物，而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获得所需的享用，走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
我无须去刻意美化老龄社会，老龄社会当然也会有它的固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就是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不仅女性的生育率要降低，而且生育的年龄必须推迟，这会遇到生理年龄的障碍，这是科技进步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生育率低，性别选择应被禁止或者可以按有利于社会性别比平衡作选择，但避免有严重先天性疾患的胎儿出生的选择应属必然，因为这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第三个问题是，医学的发达有效地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但人都有一死，其中许多人可能无疾而终或在较短的病痛中离去，但长期折磨于绝症中的病人可能会随着老人比重的提高而增多，这会遇到医学资源是否应当用于挽救大量的无效而痛苦生命的选择问题，这种选择要有科技、伦理、法律的跟进。第四个问题是，社会的养老方式将多元化，如家庭的、社会的、独处的方式都会出现，政府须及早提上议事日程，搞好调研和试点工作，高品质地发展老年服务性产业，激励社会参与和创新。第五个问题是社会必须为适应老龄的到来而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革，只有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才能把目前既存在年轻人失业率高、就业难，又存在就业人口退休早，社会福利支出大、财政困难等诸多“两头难”的巨大压力，转换成终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美好未来。
上述选择有些会遇到伦理的、心理的复杂问题，现在去讨论它还缺乏充分的情势条件，但这并不构成根本性的障碍，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变革。应当相信，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没有超出人类的智慧之外。老龄社会既是人口过度增长不可避免地向人口适宜的回归，又是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迟早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人类有能力化看似消极的因素为积极因素去把它建设好。建设好这样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国情和方法，但都需要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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