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冷落放逐著《离骚》
中国南方很多地方一直有着这样一种风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各地都要举行龙船竞渡等声势浩大的民间群众集会活动，家家户户还要包粽子吃。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同当时社会上腐朽、邪恶势力作了果敢的抗争，备受冷落、放逐的屈辱，最后以身殉国。
相传他是在农历五月初五出于亡国的忧愤而投入汨罗江的。当时的百姓很难过、悲痛，把竹筒里的米倒入江中、河水中祭祀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仁杰的英灵。以后每逢五月五日，人们都划着船把包好的粽子撒在水中，表达了对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永远怀念和无限敬仰，从而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更多的光彩。
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二十几岁时就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卓绝的才干，深受当时楚王的信任和重用，封他为左徒。屈原在提任左徒之职期间，时刻以楚国兴亡为己任，积极主张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由于他特别主张限制贵族特权，任用贤能，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触犯了当时权贵的利益，因而招致了许多旧势力派人物的嫉恨和仇视。总是想方设法在楚王面前造谣、说坏话。于是昏庸的楚怀听信了一些人的谣言，盛怒之下疏远了屈原，还将他放逐到江水以北。
屈原虽然受到楚怀王的冷落、排挤，但仍然时时关心楚国的命运。他身处逆境，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反对楚与秦国缔交，而楚怀王却刚愎自用，偏信靳尚、郑袖、子兰一帮小人的谗言，结果使楚国损兵失地，怀王本人也被秦国所欺骗，客死他乡。在新楚王即位后，屈原又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向新即位的楚王提出广博人才，远离小人，改革政治的富国强兵主张。
然而，新楚王不但不采纳屈原的建议，反而认为屈原是在侮辱自己，一气之下，又将屈原彻底革职，放逐到远离楚郢都的汨罗江边。
屈原满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一腔富国强兵的热血，而结果他却遭到一连串无情的打击和两次放逐。这不平之事向谁表白？这愤懑之情向谁诉说？他如疯似狂地问苍天，问大地，问高山，问流水。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中，他满怀壮志遇挫折，他满腔热忱遭冷遇，然而他并没有消沉下去。也没有在黑暗的势力面前屈服，更没有放弃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和理想。在艰苦而漫长的流放生活中，屈原在充分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利用他所创造的“楚辞”这一文学艺术形式，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瑰丽的想象，写出了大量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强烈、高尚爱国主义情操的文学作品。在这些诗歌作品中，最著名而最有影响的是《离骚》——中国现存的第一首抒情长诗。屈原在作品中，抒发了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满腔忧国爱国的激情，以及只要利国利民“虽九死犹未悔”的高尚情怀。
在艰苦的流放岁月里，他从来不为个人的不幸遭遇怨天尤人，愤懑不平，但他不能不为当时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叹息流涕，他愤怒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贵族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并深刻地指出了民众苦难的根源所在。除了《离骚》外，他在《九歌》、《天问》、《九章》等作品中也同样表达了他对自己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九歌》中，他以橘为喻，表明了自己面对强大恶势力的坚贞不屈的立场和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加显示出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崇高理想追求。屈原的炽烈的爱国思想和道德情操以及忍辱负重、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的伟大风范，千百年来一直感召、激励着人们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去创造光辉的历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优良文化传统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代涌现出的以屈原为楷模的仁人志士才得以延继并发扬光大。也难怪西汉伟大的史学有司马迁不无赞叹地称屈原“可与日月齐光”。
屈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那为世人传颂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还在于他在壮志未酬、身陷逆境以及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中仍然以高昂的激情创作了大量既有深邃思想内蕴，又有很高文学价值的爱国主义诗歌。这些作品不仅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在民歌形式的基础上新创的一种句法参差灵活的文学体材——骚体中，把华美、瑰丽的文辞，激越、淳厚的感情，丰富的想象以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融会在一起，成为我国诗歌创作上的积极浪漫主义手法的先导。唐代大诗人李白就非常推崇屈原，挥笔写下了“屈原词赋悬日月”的赞辞。
（六）危机感激发潜能
有一天，伯乐在集市上选了一匹白马。他说，这匹马的天资很好，只要经过训练，一定可以成为千里马。可是转眼间，好几个月过去了，无论伯乐采取什么办法，白马的成绩始终不理想。每日的奔跑距离，成绩却总是在九百多里徘徊。
伯乐对白马说：“我说伙计啊，你要是再不用功，肯定会被淘汰的，永远都成不了千里马！”
白马委屈地说：“我也没办法啦，我总是在尽力跑，可是总也达不到理想成绩呢！”
伯乐问：“你真的尽了全力了吗？”
白马说：“真的，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伯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又一天的训练开始了。白马刚起跑，突然背后响起惊雷一般吼叫。白马扭头一看，一头雄狮旋风般向他扑来。白马大吃一惊，撒开四蹄，没命地狂奔起来。晚上，白马气喘吁吁地回到伯乐身边说：“好险！今天差点喂了狮子！”
伯乐笑道：“可是，你今天跑了1080里！”
“什么？我今天跑了那么多？”白马望着伯乐，伯乐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
白马心中豁然一亮。从此，他一上训练场，就设想有一头狮子在后面追赶自己，后来，他果然成了一匹千里马。
当你随时都感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你才能跑得最快。
（七）志向远大成帝业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56年或247年。其父称刘太公，母称刘媪。
刘邦出身于一个平凡的需要用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劳动，是刘邦从小就无休无止的、必须去做的事情。面对农人都拼命努力地生产劳动，面对自己手中日日摆弄的锄、铲、耙，他的心里并没有产生再多打一把粮的需要的愿望，相反，他厌恶劳动，不愿“生产作业”。显然，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心理”的作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青少年时期的主导心理便是逃避劳动。能使刘邦“逃避劳动”的可能无外乎这样几种：成为一个有田有钱的地主豪绅，这对他来讲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或成为一个可免劳作之苦的统治机构中的一员，很明显，这是最快最便捷的途径，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上了泅水亭长。在秦朝官制中，亭长还称不上是“官”，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但尽管如此，毕竟满足了他“逃避劳动”的愿望，而且在一方乡里，也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当上了亭长后，他便常常置酒而饮，直至大醉方休。这一阶段，在他的生活中，既“避免”了劳动，又能酒肉常足，在他的心理上肯定会得到暂时的满足和慰藉。
“逃避劳动”这样一个小小的、单纯的、需要的满足，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更多的欢乐，反而加重了他心灵上的另一层阴影：过去，父母就责怪他不能像其兄弟刘仲那样多治产业，善于劳作。当上亭长后，他同样不能满足父母的愿望。因而，他需要证明他存在的价值，需要同兄弟在治产业上一较高低。他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并且常常要以干一些大事业的语言表现出来。这种需要和动机，实质上是对自己心理缺欠的一种补偿。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刘邦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当他第一次去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吕公家作贺时，人家规定，贺礼不够一千钱的，要在堂下就坐。时刘邦囊空如洗，分文没有，却说“贺万钱”，引得吕公大惊，请坐上座，而且在座的见他貌非常人，十分敬重，竟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当时沛县主吏，后来成为刘邦得力助手的萧何曾告诫吕公说：“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可见刘邦平日的豪言壮语是传播很广的。
但是，这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的脆弱的动机，还不足以激励刘邦去奋斗和拼争，他还有更强烈的动机，并且逐渐强化为他的人生理想。这样的动机才是促使刘邦舍生忘死，锲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动力。这种强烈的动机便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强烈的不平衡，而一旦这种动机以目标实现的形式得到了满足，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心理失衡就能一同得到摆正。
这就是说，刘邦在与父母兄弟关系中所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在他心理的主导方面所激励下形成的人生理想成为现实以后得到了调整。那么，他的主要心理动机，或者说由此产生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萧何说过，刘邦“固多大言”。从刘邦的心理及其后来的行为分析，刘邦是一个不甘心一时满足的人，亭长的位置绝非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在做亭长时就“固多大言”，看来在那时，他就是一个常常露出胸怀大志的人。
刘邦人生理想目标的初步确定，是从他见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开始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尝游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就是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于皇帝。这对当时身为草芥小民的刘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惊人之语，狂妄之想了。但是，成为一个“大丈夫”或者说当皇帝，确实激励着刘邦百折不挠地去奋斗。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只是在观秦始皇出行时明确表达出了他想成为一个“大丈夫”的志向，但这种想法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如前所述，刘邦从青少年起就不爱劳动，就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言”，想来也多是表达此类意向。因此，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使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那么，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显然是有心理基础，而非一时冲动的狂言妄语。刘邦将“大丈夫”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从他个性心理的发展脉络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刘邦确立这样的人生理想，同他的气质、性格有密切联系。我们所知，刘邦的个性遗传性质极其有限。司马迁曾说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可见刘邦的性格比较豪爽，不拘小节。他当亭长后，常赊酒而饮，毫无愧色。不持一钱去岳父家祝贺，却诈言“贺万钱”，居上坐，竟还凭空得了个妻子。性格上的豪爽、豁达、大度，似乎与刘邦人生理想的确立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是，一般而言，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性格上都是开放型，其行为比较通达。刘邦性格及行为上的“豁如”，使他更易于接受和树立大的志向和理想，而远大的理想，又制约着他的行为和性格。
（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三国时，东吴有位名将叫吕蒙。吕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但是他不喜欢读书，文化水平低，影响了才干的增长。有一次，孙权和吕蒙一同讨论打仗的方案。吕蒙说不出多少自己的见解。孙权因此而受到启发，他认为：这些打仗勇敢的将领应该提高文化，增长才能才是。于是，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掌握了军权，身上的担子很重，应该多读点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吕蒙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军队里的事务工作已经够忙的了，哪里还有时间读书啊！”
孙权说：“如果说忙，难道你们比我还忙吗？我小时候读过《诗经》、《礼记》、《左传》、《国语》；管理国家大事以后，又读了许多历史书和兵法之类的书籍，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希望你多学点历史知识，可以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等书。像你们这样天资聪颖的人，又加上有多年的战争经验，只要抓紧时间学，就会有收获的。”
吕蒙说：“我怕自己年龄大了，学习起来会有困难。”
孙权说：“学习不只是年轻人的事，从前光武帝在打仗的时候都手不释卷。还有曹操，年纪愈大愈好学。你又有什么顾虑呢？”
吕蒙听了孙权的教导，就开始读书学习。开始读书时常打瞌睡，提不起兴趣。但他仍坚持住不懈怠。学了一段时间觉得有些收获，决心就更大了。就这样，天长日久学习了各种书籍，使吕蒙成为一个知识渊博、有智有谋的人了。
有一次，鲁肃执行任务，经过吕蒙的驻地，就顺便去看望吕蒙。两人谈起关羽，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可轻视。当时鲁肃把守的战区正好与关羽是互相邻接的。
吕蒙问鲁肃：“你现在离关羽的驻地这么近，责任重大啊！不知有什么防止事变的策略？”
鲁肃原本认为吕蒙是个武将，心里并不怎样看得起他，因此，就随口回答：“到时候再说吧！”
吕蒙听了鲁肃这样漫不经心的回答，就批评他说：“你可不能如此大意啊！关羽是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我还听别人说，他特别好学，尤其对《左传》研究得更为深透。现在东吴和西蜀表面上好像很友好，但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防止不测。跟关羽这种人打交道，没有准备是要吃亏的啊！”
鲁肃问道：“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