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自然的人，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种无以伦比的幽静——鉴于蕾切尔的天赋及勤奋，母亲玛利亚和父亲罗伯特把蕾切尔送进parnassus的中学。1925年，临近毕业，按照学校要求，蕾切尔撰写了一篇毕业论文，题目叫《智力的浪费》，文章旁征博引，论述严谨，充分显示蕾切尔良好的知识储备及对问题和事物的透彻看法。在论文当中，蕾切尔还明确表示了对“精神和道德懒惰行为的痛恨”，且体现出了“严格的教养，较强的加尔文主义的责任和公民义务。”
蕾切尔这一表现，让玛利亚和罗伯特觉得这个孩子所蕴含的某种“杰出”和“不可多得”的潜质。他们做了周密设想：把家产分成块状，准备随时出售；卖掉家里的鸡蛋和苹果——想凑足用以送蕾切尔到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教会学校——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大学。蕾切尔也很争气，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该大学的入学考试，还拿到了100美元的奖学金。——但距离每年800美元的学费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省钱，玛利亚自己动手给蕾切尔缝制校服，尽管不怎么好看，但结实耐穿。蕾切尔能够明确感觉到父母亲为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也变得更加内向，不懂得怎样与“更广阔的社会交流”，而只是独自在书本、野外活动和冥想中强调个人内心的某些“丰富”“敏锐”、“深刻”和“独立”。
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大学，蕾切尔主修文学课——每门课程成绩及个人品德始终处在全校前列。由于出身和处境的贫寒、卑微，乃至对自然生命的本质性贴近，在对待其他事物和人的态度上，蕾切尔更加“温良”“兼容”和“博爱”。她时常能够在帮助别人当中体验到快乐，意识到自然本身及所有生命体的所蕴含的奥秘与乐趣。
1926年，蕾切尔自作主张，将主修方向由文学课改为生物学。母亲玛利亚和语文老师格罗夫小姐都感到意外。尤其是母亲玛利亚，她一直坚信女儿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但也意识到，蕾切尔这样做，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从蕾切尔后来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她的这一选择是无比正确的。不仅奠定了生物学基础，也使得蕾切尔在以后的写作和科研工作当中受益匪浅。不久，蕾切尔又增加了化学课。这一期间，蕾切尔经常可以和教授生物学的斯金科老师一起到野外旅行。
那时候，匹斯堡及宾夕法尼亚的野外还算得上是一片蒙昧，尽管有许多的工厂和工人蝗虫一样涌进来，昔日宁静的原野在喧嚣的工业化进程当中无条件溃退。但那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也还能够使得蕾切尔体会到如鱼得水的快乐。每当发现新的植物品种，或者邂逅消失已久的旧物种，蕾切尔都会欢呼雀跃。这些野外经历，再一次拉近了蕾切尔与大自然的距离。如果说幼年时候是兴趣的发生和启蒙，那么，这时期的自然亲近，则是理性的观察和思想上的深入。
1929年6月10日，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刚刚22岁的蕾切尔穿着黑袍、戴着黑色方帽”，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母亲玛利亚在一旁看着作为该校仅有的3名荣获学业成绩优秀毕业生之一的蕾切尔，心中欣悦难以言表。同年，蕾切尔进入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动物学硕士研究生。暑假时，在斯金科老师的帮助下，蕾切尔有幸到位于麻州海边小镇伍兹霍尔的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工作。
这是蕾切尔在研究生学期的一个重要历练过程，增强了她的动手能力，掌握了一些具体研究方法。6个星期后，蕾切尔回到了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第一年，每学期有4门课程，其中的有机化学，蕾切尔·卡逊从未学过，觉得有相当的难度，但指导老师坚持要她学。
有机化学——对蕾切尔也是极为有益的，凭借着天赋与勤奋，不过几个月，蕾切尔便能像“男同学一般麻利做完实验。”结业时，蕾切尔还得了一个最高分——85分。蕾切尔对一位同学说：“我一生都没有为一个85分如此骄傲过。”
1930年，为了缓解家里的窘迫境况，“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蕾切尔在一所卫生和公共健康学校的生物实验室找到一份助理的工作，主要从事老鼠群体及果蝇的遗传试验。这一次工作经历，不仅增强了她的实际工作能力，且为蕾切尔的实地研究提供了一座平台。蕾切尔说：“我发现在这个‘名副其实’的试验室的工作经历，是绝对有价值的”。
4.“经过多少世纪的发展而成的自然环境，往往可以被人们的无知毁于一旦。”
1932年6月14日，蕾切尔轻松获得硕士学位。走出校门后，蕾切尔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难以找到工作。为了供她读书，父母亲这些年来花费不少，由于姐姐与姐夫的离婚，孩子无人抚养，家境更加贫寒那。蕾切尔想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一方面自己养活自己，力所能及地报还父母的付出；另一方面，只要参加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才能够安心进行自己研究和写作。可惜的是，无论蕾切尔怎样努力，从1932年到1936年，蕾切尔无事可做，大学时期的债务一直无法偿还。
这是蕾切尔一生当中最为沮丧和困难的4年。蕾切尔把自己的作品寄给那些稿酬丰厚的杂志，但总不能如愿以偿。没过多久，辛劳一生的父亲罗伯特因病故去，再两年，40岁的姐姐玛丽安也因糖尿病去世。
蕾切尔心情极为不好，长时间地沉浸在书本与野外，使得她的性格更为孤僻。除了母亲，没有人安慰她；也不像同龄人那样，有相爱的异性给予体贴和帮助。1936年，蕾切尔撰写的《水的世界》一文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文章不仅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和，还显示了蕾切尔对于海洋鱼类的透彻了解。蕾切尔写道：“鲱鱼群体的没落，或许是破坏性的捕鱼方法、工业和生活污水对水体的污染，或许是水利发电和航海所造成的恶果。……如果要让且萨皮克湾海区的这一珍贵的鱼种不至于灭种，必须制定能够同时考虑鱼类和渔民利益的强制性法规。”
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缓解了蕾切尔经济上的困境，还使得蕾切尔受到了美国渔业局的关注，时任该局代局长的埃尔默·希金斯决定聘任蕾切尔这样的“既懂得海洋生物又擅长写作的人，”来进行《水下的罗曼史》系列短文的创作。1936年8月7日，蕾切尔正式宣誓就职，具体身份是美国渔业局科技咨询部的一名中等水生物研究者。
蕾切尔是该政府机构唯一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这项工作要求极高，不但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且需要优美准确的文笔。——蕾切尔似乎是理想人选，她不仅能够胜任，且还能够有所创新。同一年，在畅销杂志《大西洋月报》编辑的建议下，蕾切尔又对先前发表了的《水的世界》一文进行了增补和修正，定名为《海底世界》。在杂志刊出后，评论界很快给予了关注，著名记者、人文历史学家和画家范鲁恩给蕾切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画了一条鲨鱼和鲸鱼。蕾切尔高兴地说：“在我所有来信中，没有比他写出的第一封信更让我激动了。他在信封上画着大海掀起的碧波，还有长着询问式大嘴的鲨鱼和鲸鱼，这些鱼一看就知道是范卢恩德画了。”
1942年，蕾切尔晋升为助理水生物学者，并调到芝加哥美国鱼类和野生物调查署总部工作。1943年，华盛顿的渔业协调员办事处需要一名助理水生物学者到马里兰工作。或许是薪水的诱惑，蕾切尔主动要求，并如愿以偿。在马里兰，她的薪水每月增加了600美元。1950年，蕾切尔准备写一本书，内容当然和大海及其众多的生物有关，开始的名字叫《重归大海》，后来又定名为《环绕我们的大海》。这个名字显然很贴切，也更博大。
蕾切尔说，“这本书能够证实海洋在地球演变进程中支配作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如何由海洋形成所改变和左右——世上的一切生命无不打上了海洋的烙印。”次年，《环绕我们的大海》正式出版发行。从出版第一天起，这本书就一直处在脱销状态，出版社飞速赶印，也难以满足购书者的需要。从此，蕾切尔不仅是一个严谨的生物学家，且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
蕾切尔的成功，显然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是蕾切尔从小到大——从宾夕法尼亚女子大学乃至霍普金斯大学，从科技工作者到一名海洋生物学家——漫长几十年里的学识、思想的集中爆发。当记者问蕾切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时，蕾切尔回答说：“经过多少世纪的发展而成的自然环境，往往可以被人们的无知毁于一旦。”
有关蕾切尔的报道和作品时常在平面媒体的显著位置出现，人们也开始关注蕾切尔的言行，而蕾切尔也更加坚定了对社会“有所担当”的责任感。几年时间，蕾切尔相继写出了《天空的故事》《在海边》《不断变化的海岸》等重要作品，始终坚持关注生态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保护自然资源，警告那些视“自然乃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财产”的人。
5.“无论是谁，最终万物归于大海——海洋之神。入海的河流，就像流水般的光阴，开始，结束。”
1952年，蕾切尔从美国农业部退休。时间消弭的只是一个人在尘世的痕迹，内心的强大和精神的创造是人类永恒不灭的伟大根系。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美国本土自然资源消耗速度，以及对自然的“合理性破坏”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人们在疯狂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在对自然资源进行着无意识的疯狂掠夺。
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城乡俯拾皆是，在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这般，到处都是“战胜自然”“向大自然宣战”“控制自然”等狂妄且富有鼓动性的口号。这是人类天性幼稚与狂妄的一面，也是政治家和资本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基于自身利益的推波助澜。——蕾切尔·卡逊已经注意到了，但她深知个人力量在群体中的微不足道，面对强大利益集团，个人的呼唤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几年后，蕾切尔说：“对那些我不想见到的事情，我假装不知道。但视而不见并无好处，因此现在为不得不睁开眼睛，尽量坦诚地审视一切。也许我会看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但视而不见更加错误。重弹‘自然界永不变’的老调毫无用处，除了抒情诗中之外并无永恒，几经痛苦思索后，我决定要写我们面对的生命的真实情况。”
诸如此类的“犹豫”，在每个时代每个精英和思想家那里都会发生，但他们最终都靠着不竭的意志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58年，蕾切尔接到来自马萨诸塞州一位朋友——奥尔加·哈金斯的来信，这位朋友说，她家在自己家后院饲养的野鸟都死了。还说到，1957年，有飞机在那里撒过农药。这封信无疑是一个导火线，也是对蕾切尔·卡逊划时代之作《寂静的春天》有力启发。
资料收集得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丰满。蕾切尔阅读了大量研究报告，联系咨询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权威和专家学者。当有朋友得知蕾切尔要写书的内容后，多次善意提醒蕾切尔说，这本书会得罪许多“方面”。果不其然，《寂静的春天》刚在《纽约客》杂志连载，就遭到了有工业背景的专家反攻，他们在《纽约客》杂志撰文首先发难。
随后，以来自美国农业部和灭虫剂生产厂家为主的“反攻力量”，对蕾切尔及其《寂静的春天》采取了多方面、大规模的毁损方式，他们指责蕾切尔在书中的表现是“极端主义”与“杞人忧天”。甚至有政府官员也不无极端地指责蕾切尔说：“她这个老处女，干吗要操心那些遗传学的事儿？”《时代》周刊指责蕾切尔使用煽情的文字，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用来混淆视听。
本就罹患乳腺癌的蕾切尔深受病痛折磨，养子罗格因也因为呼吸道感染病倒在床。刚做完乳房切除手术，蕾切尔意识到，自己不能在病床上消磨光阴，必须回到“战场”。与此同时，为彻底击垮蕾切尔和她的《寂静的春天》，芝加哥威尔斯考公司率先抵制《寂静的春天》，指责蕾切尔对他们公司生产的强力杀虫剂描述有误，并威胁说，如果该书出版，他们就要诉诸法律。与此同时，该公司又组织人员，写了一本《事实与幻想》的书，专门对蕾切尔观点进行了全方位的图解式的疯狂“批判”。
《寂静的春天》销售一直很好，连蕾切尔本人都感到诧异。这一期间，蕾切尔收到了许多来信。《自然的见证人》一书作者琳达·利尔说：《寂静的春天》引起的争论比达尔文《物种起源》更激烈持久，也声势浩大。因为这本书触及了一些人的贴身利益，所遭受的攻击也比达尔文《物种起源》更彻底和“歇斯底里”。不仅是一些学者及权威专家卷入，普通民众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处在“风暴”核心的蕾切尔，为使自己的论据和观点准确无误，在病痛中，一遍遍地审读《寂静的春天》，连一个字词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1962年，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寂静的春天》一书内容。该委员会最后确定，蕾切尔《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农药严重危害性的论断绝对正确。1963年，国会召开听证会，蕾切尔抱病出席并作证，参议员阿伯拉罕·李必可夫对蕾切尔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