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3年，鞑靼阿鲁台进攻瓦剌，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打败。阿鲁台听说马哈木与明朝通使，颇为忧惧，也派使节与明朝通好。这说明鞑靼与瓦剌的势力相对平衡，成祖朱棣自然很高兴。只是，这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鞑靼逐渐强大起来，对明朝渐渐不恭。
公元1409年4月，明朝派使臣郭骥到鞑靼本雅失里处通好，为了表示诚意，还将以前明军俘虏的本雅失里部属22人全部释放。但这次出使没有成功，明使臣郭骥还被鞑靼杀害。6月，郭骥部分随从从鞑靼逃回，向成祖朱棣报告了郭骥被杀的消息。成祖朱棣十分愤怒，决定对鞑靼用兵。
公元1409年7月，成祖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将，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精骑10万，北讨鞑靼。出发之前，成祖一再告诫丘福说：“毋失机，毋轻战，一举未捷俟再举。”然而，丘福急功近利，不听属下意见，冒险轻进，结果中了鞑靼埋伏。双方在克鲁伦河北岸激战，丘福被杀，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回。
丘福率领的明军吃了败仗后，成祖震怒，认为诸将无一能任，决定亲征。公元1410年1月，成祖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下诏亲征鞑靼。此时因为皇太子朱高炽正在南京监国，成祖朱棣便让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张辅被特意从安南调回，随同成祖朱棣出征。5月，成祖朱棣亲率50万大军北进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遭遇。斡难河为成吉思汗的发迹之地，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地。就是在此地，明军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本雅失里只带着少数随从，仓皇向西逃遁。
石人（武将）
同年6月，明军在回师途中遭遇阿鲁台部。明军的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充分展现，明军所使用过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阿鲁台部大多溃散。此时，天气炎热，明军已经饥渴交加，成祖朱棣下令收兵。突然天降大雨，解决了明军缺水的难题。
经此一役，鞑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本雅失里逃往瓦剌。阿鲁台不得不派遣使者向明朝贡马，表示通好之意。成祖朱棣表现出了大朝君主的风度，将太祖朱元璋时、捕鱼儿海一战中被明军俘虏的阿鲁台兄长和妹妹送归，阿鲁台对此十分感激。
而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被成祖第一次亲征打败后，鞑靼实力大为削弱，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时常骚扰明边境。公元1412年，瓦剌部马哈木杀死本雅失里，吞并了鞑靼的西部，更立同族人答里巴为可汗，大权都掌握在马哈木手中。阿鲁台自然对此不服。成祖朱棣继续采取“扶弱抑强”的政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有能力与瓦剌部马哈木对抗。马哈木对此相当不满，对明朝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
公元1414年，瓦剌部马哈木等进兵饮马河，宣称将攻阿鲁台。成祖朱棣闻警，又亲率大军出塞进行第二次北征。6月，明军与瓦剌三部主力军会战于忽兰忽失温。这场战斗十分惨烈，交战双方损失相当，瓦剌军大败。明军两度越过高山，一直追击到土剌河。次年，瓦剌遣使卑词谢罪。
鞑靼部在明朝帮他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曾两次乘瓦剌部为明重创之危击败瓦剌部。对明朝，阿鲁台改变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轻侮或拘留明朝使节，并时常出没塞下，骚扰劫掠。朱棣为此致书劝止阿鲁台，但阿鲁台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公元1421年10月，阿鲁台竟大举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击杀明都指挥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侵扰活动，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
公元1422年2月，明成祖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7500多辆，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3月，大军由北京出发，主力仍沿故路北上。明军行至宣府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闻悉朱棣亲证，乘夜从兴和逃跑，避而不战。诸将请求追击，朱棣命暂缓追击。
5月，明军过偏岭，举行阅兵式。朱棣告谕兵将：“兵行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得势者也。”为了鼓舞士气，朱棣作平虏曲，供将士传唱，7月，在煞胡原俘获阿鲁台部属，从而得知阿鲁台丢马弃甲从阔滦海北遁。朱棣惧重蹈丘福深入陷没之覆辙，下令停止追击。
回师途中，朱棣认为兀良哈部为阿鲁台之羽翼，遂选派步骑2万，五路并进攻打兀良哈部。大军行至屈裂儿河。兀良哈部得知明军来攻，仓皇西逃。朱棣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大败兀良哈部。9月初，回师至北京。
架火战车（模型）
公元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闻悉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同年8月初，朱棣举行宴会，宴请从征五军将领。随后举行阅兵式。9月上旬，朱棣率军行至沙城时，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降附。10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余者皆有赏。10月班师回京。
公元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请出兵攻击阿鲁台，愿作前锋效力。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4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金忠所部捕获阿鲁台部属，得知阿鲁台远遁，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令班师。
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各民族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明成祖朱棣对蒙古的用兵，扩大了明帝国在东北的疆界，帝国的版图在东北包括了东三省和东西伯利亚直至库页岛广大地区，黑龙江成为内河，东至于海，南至南海群岛，西到西藏和新疆哈密地区。
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明朝初年，长期的战争使得土地成荒，人口大减，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河北地区杂草丛生，汉中地区尸骸比比可见，扬州地区几乎烟火不见。针对这些问题，明太祖时确定了安养生息的方针，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至明成祖朱棣时，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使淮河以北的广大田地荒芜衰败，再加上蝗虫灾害，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滑坡。朱棣即位后，在加强皇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在经济上继续推行朱元璋“休养生息，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
明成祖首先迁移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灾民充实北京。不久又先后迁移山西、山东、湖广等地少地的农民和无业流民到北京及北方地区屯垦。在“靖难”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地区，政府发给耕牛、农具，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同时，朱棣还采取严厉措施，惩处贪官污吏，限制僧道发展，赈济灾民。
由于这些措施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使明朝的农业经济比明太祖洪武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每年上缴京师的赋粮达数百万石以上，全国府县的仓库里还积存着大量的粮食，陈陈相因，以至陈腐不可食。
兴修水利和鼓励种植桑麻是使明朝走向鼎盛的另一项有力措施。洪武元年，太祖朱元璋即下令地方官吏都要大搞水利，从此全国各地水利工程一直不停。这年就修了和州铜城堰闸周围200余里。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命耿炳文疏浚泾阳洪渠堰，灌溉面积达200余平方里。公元1391年，疏浚定海一带东钱湖，灌溉农田数万顷。公元1394年，诏谕工部修治一切陂塘湖堰，共计修成塘堰40937处，疏浚河流4162处，陂5048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明成祖朱棣时，对水利也极为重视。大运河在隋朝修成后，经过唐中后期的动乱、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及北南宋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早已失修，元时修浚通航后，又因战乱而阻塞，特别是山东境内，一般已淤废阻绝。公元1411年，明成祖朱棣命令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引汶水和泗水入其中，沿线建闸38座。接着，又派官元在淮安到扬州段筑起堤堰，以防运河水分泄。至此，京杭大运河才真正畅通。此后400余年，除通惠河（北京，通县一带）一段通运不正常外，绝大部分段落基本通航。疏浚大运河的运动，使南方的粮米和丝帛等物资通过漕运源源输往北京，北方物产也通过运河南下，大大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确立内阁，巩固发展
仁宗、宣宗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
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他们在朝臣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宣宗于宣德元年即公元1426年7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宣德六年，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爰，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12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官员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最具特点的内容。图为明代监察御史王抒的象牙腰牌。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