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新制，加强集权
唐朝建立后其中央机构在隋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隋朝的五省六部制为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草拟有关军政大事的诏敕。门下省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是审议机关，主管审核中书省的决定，并有权驳回。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掌官吏的考核与升降，户部主掌户籍及赋税，礼部主掌礼仪及科举，兵部主掌军事，刑部主掌刑法诉讼，工部主掌土木工程。各部长官都称尚书，直属于尚书省，每部又领四司，计24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定的政令。在宰相设置方面，高祖李渊在位时期仍以三省长官充任宰相。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因其曾任尚书令一职，故以后此官遂虚设不授。但皇帝却往往给一些官职较低的官吏加上“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和“同中书门上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使其成为宰相，而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则被罢相职，如未加上述头衔，就只能负责省内事务。唐初还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议事之处。始设于门下省，后又迁中书省。开元年间，又改名中书门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
高祖李渊称帝后，在地方统治机构中设置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刺史每年一巡属县，考课官吏，访询治安，催督赋役，保举人才。县令主管一县之事，县以下有乡，乡以下有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设置里正一人，管辖百户左右居民，其职责是检查户口，劝课农桑，检查非违，对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廷曾于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按山河形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年间，唐玄宗又增至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或观察使等，不定期对所属州县进行巡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更为完备。唐朝科举取士的来源主要是学校中的生徒和州县的乡贡，生徒和乡贡都要经吏部考试，主要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三月结束。其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童子、道举等。礼部侍郎为主考官，亦称知贡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考试方法有帖经、诗赋、时务策等。由于唯有进士科加试诗赋，且其录取人数较明经为少，及第入仕后升迁较快，被时人视为“士林华选”，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科目极多，不定期举行，及第者可直接做官。唐朝科举及第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尚须经吏部主持的铨选，因此，也称为“释褐试”。士人仕途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是主要依据学才德识，从而使唐朝的用人制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唐朝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设置皇帝禁军十二卫，禁军士兵从各卫所辖府中抽调。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关中地区就有261个。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
贞观初年，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唐太宗昭令颁布均田制，规定：16岁至20岁的中男和20岁至59岁的丁男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60岁以上的老男和残废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30亩。工商业者和官户的授田减百姓之半。僧人、道士授田30亩，尼姑、女冠20亩。妇女、部曲和奴婢均不授田。
有爵位的贵族、任职的官僚和勋官亦可按爵位、官品和勋级的高低授不同数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和公廨田。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自由买卖，百姓的永业田在家人死亡而无力丧葬或由狭乡迁往宽乡者，亦可出卖。同时，唐朝还颁布了租庸调，规定：丁男每年缴租粟2石，户调帛2丈、棉3两或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绢3尺或布3.75尺，是为庸，亦称“输庸代役”。
由于以上措施的相继施行，使唐初的中央集权大为加强。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各级政府机构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参与过经纶帝业，是唐王朝的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唐太宗李世民在自己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只有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充任各级官吏，才能够保证天下大治的实现。因此，他把举贤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再叮嘱左右大臣不要埋头于浩繁的日常事务，要广开耳目，求访贤哲，选拔和推荐人才。
唐太宗不但催促大臣们选拔人才，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查访有识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录用。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件事，件件都符合朝政情况，这使唐太宗既高兴又非常奇怪。常何是武将出身，不涉经文，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的，经过询问，唐太宗才知道是常何家的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立即召马周进宫，马周进宫以后，唐太宗经过和他交谈，发现马周确实是个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同时太宗还赐给常何上等好绢300匹，以嘉奖他能够发现人才。马周见事敏捷，又机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道而言，深受唐太宗的喜爱和重用，先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成为贞观时期着名的枢要大臣。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在人才选拔上他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的有数百人，但唐太宗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深得舆论的称赞。东宫集团的骁将薛万彻，在玄武门政变时，曾带兵攻打过李世民的秦王府，失败后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把他请回来，任命为自己手下的大将。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
魏征原来在太子李建成的府中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前，魏征看到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积极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并多次建议李建成提早动手，杀掉李世民。因而魏征成了李世民的仇敌。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被杀，魏征被李世民的部将俘获，李世民想到魏征多次为李建成筹划行动，是太子的心腹谋臣，自己若不是提前动手，险些遭到不测，于是他叫人将魏征押上堂来，亲自进行审问，准备将他治罪。他厉声责问魏征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人听了李世民严厉的问话，皆为之恐惧，而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看到魏征面对将要被杀头的危险仍然这样从容镇定，与其他东宫官员被俘后个个危惧不已形成鲜明对照，李世民不觉为之肃然起敬，爱才之心胜过仇恨之心，遂转怒为喜，亲自上前为其松绑，搀起赐座，好言抚慰，放弃了杀魏征报私怨的打算。李世民对魏征很器重，封魏征为詹事主簿，后又改任谏议大夫，让其专门负责匡正皇帝在治国理政中的过错。魏征看到唐太宗不但宽恕了自己，并且还授以官职，委以重任，这使魏征很感动，决心以“国士报之”，从此开始了他与唐太宗之间的“诤臣”与“明君”的交往史。
除魏征外，王珪原来也是皇太子李建成的死党。唐高祖李渊入关时，司丞府司缘李纲推荐王珪是个有器识的人，经考察后，高祖李渊招纳王珪为世子李建成府上的咨询参军，李建成对其礼遇有佳。唐太宗李世民早就知道王珪有才能，玄武门事件后，李建成被诛，王珪便投靠到唐太宗旗下，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委以重任。王硅就任后就对唐太宗说：“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很好，规定今后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王珪每推陈纳忠，出了许多好办法，唐太宗顾待益厚，提为黄门侍郎，后来与房玄龄、魏征等同知国政。
唐太宗李世民在使用少数民族首领方面，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很重视和信任他们，并且一视同仁。唐军大败东突厥后，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都来归服，唐太宗李世民就封给他们适当的官职，让他们仍旧统领他们的部落。这些首领感恩戴德，也表现出他们对唐太宗的忠心。契苾力部落附唐后，唐太宗封部落首领契苾何力为将军。唐太宗让契苾何力回家看望并安抚部落。这时部落正准备投奔薛延陀，契苾何力说唐朝皇帝恩情深厚，不能去，结果他被强制去了。到达薛延陀后，契苾何力表示不降，并割下一只耳朵以表示对唐王朝的忠心。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契苾何力是铁石心肠，绝不会叛变。后来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好了，又把公主嫁给薛延陀，契苾何力才又回到唐朝。唐太宗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正确对待和使用少数民族首领也是唐朝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太宗李世民死时，在长安的许多少数民族官员极为悲痛，以剪发、割耳、刺面等民族习惯，表示深沉的哀悼。这种情况在封建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广开贤路、收罗人才的同时，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虚怀纳谏。他认为君主不能一人独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够遍知天下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虚怀纳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告诫是唐太宗虚怀纳谏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文告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耿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李世民感到，他身为皇帝，臣下会敬畏其威严而不敢进谏，所以他在与群臣议事时，很注意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为了多听到下面的谏言，他对那些谏得不对和不当的官员，既不见怪，更不责备，尽量避免臣下因惊吓而不敢说话。唐太宗李世民对书面的奏折，唯恐因疏忽而漏掉好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一份内容较多的奏折，他便贴在卧室的屏风上，以便考虑琢磨，往往到三更才休息。为了启发大臣们对政事大胆提出意见，唐太宗还经常讲帝王盛衰的规律：“盛世为什么会衰败呢？主要是皇帝受邪臣的蒙蔽，忠贞臣子不敢进言。君主不知自己的过错，不明政事得失，怎能不亡国呢？皇帝有道，众人拥戴，皇帝无道，众叛亲离。”这足以表明唐太宗纳谏的坚决态度和决心。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有一次唐太宗下诏将一个叫做元律师的人处以死刑，当时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上书表示反对，批评唐太宗说：“元律师没犯死罪，陛下却把他处以死刑，这实际上是滥加酷刑，违背了刑律的规定。”唐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把价值100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有人说赏赐太优厚了，唐太宗说：“我登基以来，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并告诫大臣们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改，大事将不可救，国家灭亡，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着名的谏臣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着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
戒奢崇简，轻徭薄赋
唐初，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还不及隋朝的四分之一。贞观初年，又连续出现雪灾和旱灾，米价昂贵，饥荒遍地，到处都充满了流亡的灾民。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李世民把崇俭戒奢放到关系国家政体存亡的高度来予以认识。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作为帝王的方法，必须先让百姓能活下去，假如苛剥百姓以供奉官府，就像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来充饥一样，肚子饱了命也就没了；若想安定天下就一定要先正自身，从来没有自身站得正而影子弯曲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基层就不会乱起来。朕想到每次伤害身体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事物，都是因为嗜好与欲望而造成伤害。”他还说：“至于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之下，第宅、车马、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贞观年间，风俗俭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由于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且以身作则，注意克制自己的生活欲望，因此在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魏征病重，太宗去看望他时见到这种情况，方命人为他修建了一座房屋。同时，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为了给大臣们做出表率，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唐太宗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容棺而已”。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