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人们以为她不喜欢照相，因此没有照片。后来，她告诉人们，她照过许多像。虽然说每次给她拍照时，她会昏厥过去，但为了解决证件上照片的需要，也想为自己留下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她还是比较乐意照相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拿不到自己的照片。她去问摄影师，摄影师告诉她：底片上没有您的影像。
后来，阿尔及利亚一些高级摄影师听到了这个消息，便专门把她邀到城里，拿出最好的相机，挑选最好的胶卷，分别在室内、室外、灯光下、日光下给她照了许多像。而且为了郑重起见，还让她和别人合了影。
当这些技术高超的摄影师们满怀信心地在暗室里冲洗底片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的单人照底片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子，只留下一块黑迹；她与别人合影的底片，别人的影像清清楚楚，唯独没有她的影像，在她所站的地方，留下的还是一块黑迹！
因此，摄影师们茫然了。随之而来的科学家们只能表示不可思议，只好等待科学技术去揭开这个谜了。
毒人
在大千世界里，有些人的体内有剧毒，可他自己并不受毒素的伤害，却能毒害别的生物。他们是一些有毒的人。
美国匹慈堡有一个叫格兰的工人。一天，他去上夜班，被草丛里的一条响尾蛇咬了一口。响尾蛇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毒蛇，可格兰却跟没事儿一样，而那条咬人的响尾蛇，没爬多远就死了。消息传开之后，人们对格兰的血液进行了化验，发现血里含有氰化物，所以才把响尾蛇毒死的。学者们推测，由于格兰在工作中经常跟有剧毒的氰化物打交道，日久天长，他可能对氰化物产生了适应性，身体里也蓄积了大量有毒物质。任何动物咬了他，都有可能中毒而死。如果格兰咬了别人或别的动物，挨咬的也可能性命难保。
在印度北方，有个中年人不幸被一条毒蛇缠住，他怎么弄也甩不掉，还是让毒蛇咬伤了脚。当过路人帮他把蛇从腿上拉开的时候，这条毒蛇当场死了。原来，这个中年人经常服用大麻，这条蛇是被此人体内含有的大麻毒素毒死的。
更让人惊奇的是，现在还有些人专吃毒蛇。他们可不是把毒蛇打死，经过剥皮、洗净，弄熟了再吃，而是生吞下去。南非的克鲁格斯多普有个专门靠生吞毒蛇为生的人，名叫列支维，加伦尼。在医生的监视下，他能把活生生的毒蛇吞下去，让围观的人惊叹不已。据说，他每星期至少要3次吞食各种各样的毒蛇，医生和科学家们认为，加伦尼的体内可能含有一种抗毒素，毒蛇的毒素已经对他不起作用了。南非的另一个耍蛇人，不但能生吞毒蛇，还能产生毒素。有一次跟人斗殴，他咬了人一口，使那人中毒身亡。
这些“毒人”和不怕毒蛇咬的人令人惊叹。但对其中的奥秘，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弄清楚，仍是不解之谜。
隐形的日本男人
说到人类消失事件，这在日本并不稀奇。
1927年夏天，发生了一起轰动日本的事件；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沿岸，采集珍珠的日本潜水员们接二连三地潜入海底以后就下落不明。
这年夏天，日本的一艘满载珍珠的珍珠采集船沉没了，有关部门决定将沉船里的珍珠打捞上来，他们迅速派出了船只驶往出事地点。一到目的地，船长身先士卒，率先套上潜水服，潜入海里。过了一会儿，船长拉了拉联络用的保险绳，发出“往上拉！往上拉！”的信号。船员们赶紧收起绳索，一看，全部目瞪口呆了：拉上来的只有一条保险绳和一顶船长戴的帽子，船长却不见了！其他的船员慌忙潜入海底搜寻，结果毫无线索，船长神秘地失踪了。
类似悲剧以后又连续发生了多起，地点都在这一海域。据1937年8月7日的澳大利亚《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在达尔文市附近海面，一名叫松本正夫的日本采珠潜水员潜入水中作业，不久他发出往上拉保险索的信号，当人们把绳索拉上来时，只有潜水帽、潜水服护胸和盛放海蚌的篮子，惟独不见潜水员松本正夫。
潜水员为什么老在这个水域失踪呢？如果遇到鲨鱼等凶悍的鱼类袭击，现场必然会留下种种痕迹。是不是那里的海底有一种不为人知的魔爪呢？人们不知道。
这是1929年2月的事了。住在福岛县伊达郡东汤野村的坂田竹次郎（当时45岁），与村人一起组团到伊势神宫旅行，也就是所谓的进香。
他们一行有162人。他们首先到长野的善光寺参拜，14日时，才又转往伊势，一路都平安无事。到了伊势神宫，大伙在外宫参拜后，便排成纵队，大家有说有笑的鱼贯入内，可是就在前往内宫的途中，坂田先生一声不响地消失了。
这实在太严重了。
当时的伊势神宫与现在不同，由外宫到内宫的路上，两旁尽是一片田圃，视野相当好。想要找个藏身之外，简直不可能。但是，尽管同行的村人怎么找，就是追寻不着坂田的踪迹。
领队只好联络伊势的警方与神宫的管理员，开始竭尽全能的探索，然而终究是无功而返。
旅行团一行败兴而归后，领队再度通过神宫的警察，将坂田50张照片分送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搜索，可是依然毫无线索，整个事件也犹如坠入迷宫。
由此可知的是，坂田也是当着众多村人的面突然消失的。
这与美国的“兰克事件”不是如出一辙吗？
据一位当时与饭田同行的村人说：
“当天，我们大伙正在外宫观赏祭神的乐舞，就当活动达到高潮时，坂田表示想上大号，于是便独自走到外面，至于在哪里方便就不得而知。或许他玷污了神院引起神怒，遭到天谴而被神抓走吧！”
虽然村人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现代的人却很难相信遭天谴而被神抓走之事。
至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奇怪的例子。
那是1956年10月10日早上的事。地点是日本乌取仓吉市的大谷填，出事人为大森早箕（男性）。
大森当时是45岁。他拥有水田与旱田各5000平方米，还有4头牛及许多鸡。
另外，大森也兼做山木的买卖，衣食不虞匮乏，更不曾向人借过钱。
出事那天早上，大森带牛出去放牧。放牧地大约是距离他家东北方100米之处。
大森的妻子——君子也是个勤劳的农妇，她一早就忙着割草。而长子寿荣则在帮父亲把牛赶到放牧地的草原后，又回到母亲身旁帮忙割草。
就在那时，大森穿过竹林茂密的小道对着妻子说：“快点割草啊！”
说完便走到旁边去。
寿荣割了一阵子后，暂时休息并把头抬起，他看到父亲站在50米前的桑田一角。当时，旁边有个戴大草帽的人，两个人似乎在交谈。
大森的太太也看到这幅情景。只不过那个戴着大草帽的人到底是谁，他们母子都不清楚。
又过了一阵子，当君子再度休息抬起头时，已经看不见大森的人影了。
就这样，大森便从世界永远消失了。
当时他的太太并不特别在意。因为那天早上大森曾告诉她“我要到木材工厂办点事。”
所以君子认为大森可能到工厂去了。
只是，连公事包与钱包都没带就出门，这一点倒令她有些纳闷。
过了傍晚，到了晚上，大森依然没有回来。这时，他的家人开始感到不安了。村子里的人得知后，也开始议论纷纷。
“大森可能被神带走了。”
“现在哪有这回事，别胡说八道了……”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村子，并引起很大的骚动。为了慎重起见，村人甚至到附近山上找了三天三夜，可是却是音讯渺茫。
当地的仓吉警察局则认为，大森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不告而别的。
为此，警方还试图暗中调查大森的日常情况，然而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森曾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苏俄人俘虏，一直到1949年7月，才被释放回国。
基于这点，有人便猜测在出事当时，一定有某种理由，才使得大森被前苏联的间谍除去性命。可是这毕竟都是臆测而已，事实上并无证据可寻。
就这样，大森身穿工作服，身上没带一点钱，在自家附近的桑田一角，从此失去了踪迹。
尽管仓吉地方的警察极力搜索，仍是徒劳无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点大森的消息。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由于冗不及述，这里就仅简单的介绍。
那是1960年13月30日的事。当天，服务于东京涩谷区某小学的高谷久司先生，搭飞机到达伊豆的八丈岛，并投宿于机场附近三根地区的旅馆——东京馆。
他向旅馆订了三天的房间，并且也买了回程的机票。
高谷先生在旅馆用完餐后，便穿起外套，背着相机，带着折叠伞，告诉旅馆的人，“我要去爬三原山（也叫东山）”。
就从东京馆出发了。那时已是下午两点。
到了三点多，在不动瀑布附近，高谷与在岛上经营制材业的石井熊雄擦身而过。
这里离山脚约有一公里的路程。
石井先生当时带着两个孩子，从山上采完过年装饰用的花，正在回家途中。当他们擦身而过时，他问他：
“来爬山的吗？相当辛苦哟！”
高谷先生则回答：“是啊！”
话说完，高谷先生便不停地往上走，这个时候，是高谷留在世上的最后身影。
接到高谷先生行踪不明之通知后，八丈町警察便商请最后与高谷打过照面的石井熊雄当向导。
然后就以他们擦身而过的山路为中心，动员了警方、消防队员、教职员团体以及岛上的居民约700余人，在三原山上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一般而言，若因意外事故而死，现场至少该留有一些遗物或草丛被踏过的痕迹，可是警方却一无所获。
而高谷留在东京馆的蓝色旅行袋，放有盥洗用具、照相用的暴光表、笔记本、内衣裤、一本书、保险证以及一张飞机票等等。
至于在八丈岛这个地方，仅仅是战后，除了高谷先生之外，据说还消失了好几个人。
高谷事件后，过了两年，也就是1962年5月3日的夜里，发生了一桩事件。地点是在北海道矾谷郡的兰越町。当事人为当地港叶小学的校长——海老名礼太先生，他是从自己家里突然消失的。
海老名校长当时是55岁。
这位校长是曾经出过《粉红色手掌》诗集、以及《抓蜻蜒的兵队》等童谣的著名诗人，由于是知名人物，因此引起极大的震撼。
关于这件消失事件，因为是堂堂一名小学校长无故消失，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所以，东京的一家大报社也特地派记者实地了解。
不仅经过彻底的调查，甚至还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汇成特刊发行。不过，消失的海老名礼太校长还是从此没再出现过。
另外，同年的5月18日，继诗人校长在北海道离奇消失后，又发生另一件消失案件。
这一次是在东京的下町，地点为江东区深川越中岛二之九的“美好庄”公寓。住在这栋公寓的是当时29岁的五十岚司先生一家。当天早上，五十岚司跟两岁的女儿晴美以及妻子道子道别后，便带着愉快的笑容出门。
五十岚是大和计程车行的司机。车型为小型日产车青鸟，车号为52567。说到大和的商标，在东京市内几乎人尽皆知。在大都会的车阵中，开着青鸟到处穿梭的五十岚，竟然连车带人下落不明。
管区的深川警察局印了3万多张广告单，分送全国各地的警察单位，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同年的5月10日，佐在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公务员中尺政雄的长于英一（当时20岁，是东京工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也在早上9点半左右在工业大学的校园内消失了。
另外，1963年1月18日早上，在东京都品川区经营米店的齐藤音平先生之三女敬子（当时18岁），离家前曾对家人说：
“今天轮到我值日，必须早一点去。”
就带着早餐出门了，可是却在离家不久，同样也无故消失了。
敬子是神田车站附近一家同西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
当天，敬子是穿着白底红花纹的外套，里头是白色毛衣和咖啡色的裙子。这也是她留在人世的最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