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山的记忆
谢朝平/支世军
历史在这里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这里是太行山系支脉上的莽莽绵山。源于沁源县马跑泉的水涛沟瀑布群穿越远古的辉煌和当今的宏愿，从嶙峋苍莽的崇山峻岭中奔腾呼啸而来，奔汾河匆匆而去。
它身后那无数的奇峰怪石像一个个冷峻的历史巨人，目睹和见证着山西先贤们在此修炼成“真神真佛”的故事——春秋时，晋国大夫介之推归隐此山，成就了功不言禄、志在政治清明的千古典范。唐朝空王佛田志超积德行善，造福一方百姓，在云峰寺修成汉人成佛第一人。还有被梁武帝称为“肉身菩萨”的昙鸾，将儒、道、释三学融于净土思想，在佛教中国化的变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岁月流淌，洗去了无数厚重的历史。斯人远去后，唯留下绵山寺院道观的香火经久不息。晨钟暮鼓里，吟诵经咒之声悠远而绵长，给这座大山增添了许多的神奇和神秘。唐贞观年间，关中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到绵山祈雨。空王佛田志超向空中泼洒淘米水，于是关中普降甘露。从此，每遇干旱，民间百姓也学着皇帝的样子上绵山祈雨。从古至今，绵山雨神总是有求必应。
山中广嗣峪那个小小的求子洞也能向世人展示一种无法解释的神奇：不孕者到此摸石求子，摸到圆石生儿，摸到扁石生女。善男信女们屡摸屡准，无不灵验……还有一个“泥菩萨”吓退日本鬼子的故事也许更能显示绵山的灵气。1942年4月，日军进剿抗日武装时，炮轰并纵火云峰寺、介公祠等寺庙，十多处千年古迹化为灰烬。鬼子兵还想捣毁庙里那些唐宋高僧的泥塑包骨真身，但当刺刀拨开泥塑外层，见到一千多年前坐化的人体筋骨不朽，衣服犹在时，鬼子兵吓得屁滚尿流而逃，此后不敢再踏进绵山半步……1942年那次，日军焚烧绵山寺庙的大火燃烧了半月之久。从此，这座红火了两千多年的圣山背负着一片残缺的记忆和一段沉重的历史暗淡沉寂了下来。沉寂得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竟不被世人所知。
沉寂中，山里的僧人却依然满怀希望。
1966年，被“文革”风暴“卷”到山下接受改造时，云峰寺住持悟觉大师告诉弟子：
不要悲观，用不了30年，就会有人重振绵山。
大师强调：眼下，劫数未尽，绵山还需要等待……
年近“不惑”，告别贫穷去创业
不知是绵山和尚的神机妙算还是历史的巧合，29年后的1995年，山西三佳集团董事长阎吉英真的对绵山进行了修复开发。
修复已成废墟的绵山庙宇需要很多钱。而悟觉大师当年断定会有人重振绵山时，阎吉英却正被苦难的生活追赶。
在山西三佳集团公司人事部的档案里，有这样一段记录：
阎吉英，男，1945年8月出生于介休市义安镇义安村。1964年，19岁的阎吉英担任义安大队团支部书记；1966年入党，1969年成为义安大队的民兵营长；1978年担任大队党总支委员兼第五生产队队长；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阎吉英于1983年自己成立三佳煤化厂，由此开始了他的企业生涯……眼下，阎吉英已是身价百亿的富翁，他在人生的“麦城”里经历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在人们的记忆中一天天模糊起来，正褪成一个幽幽的旧梦——这旧梦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缺乏真实感。但自小就与阎吉英一起撒尿和泥、一起上学，后来又一起农业学大寨、一起烧焦炭创业的伙伴靳维俊说，那时，他的确一文不名。
如今，靳维俊仍清楚地记得：解放前，阎吉英家很穷，六个子女全靠父亲做些小生意和母亲没日没夜地苦干来养活。人民公社时，母亲周兰英虽然总是大队黑板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但勤劳并没能改变阎家贫穷的境况，连她的围裙上也老是打满了补丁。20世纪60年代，阎吉英的父亲去世时，阎家竟然操办不起这桩白事，还是生产队砍棵树做了口棺材才让他父亲草草下葬。
日军焚烧后残存下来的绵山寺院
因为穷，阎吉英只读了五年半书就辍学了。后来结婚时，阎吉英的新房是解放初从地主老财那里分得的一间半马夫房。山西人结婚历来讲究聘礼和室内家具等排场，但阎吉英那时不敢也无法讲究，给妻子家没有聘礼不说，他的新房里唯一的家具也只是把一张小桌改造成了小柜用于存放不多的几件破衣。炕上家家户户都会必备的油布买不起，他就用白灰把炕抹平贴上牛皮纸，再画上画来对付……在大队和生产队为“官”20年，阎吉英的日子也从来没有轻松过。义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近千亩地全是“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守着大片地，就是不打粮”
的盐碱地，每年春节前后，生产队的五百多号人就开始闹粮荒了，在小麦收割前的四五个月里，全凭向外借贷度日。
曾担任过绵山镇冀家庄大队党支书的李金锁说：“1964年，在义安大队当团支部书记时，阎吉英就一直在本生产队包队，社员们没粮吃了，他就赶着马车到我们大队来借粮。6月，麦子收割了再赶着马车把麦子送到镇里的粮站抵冀家庄大队的统购粮任务。”
为了借粮，阎吉英煞费苦心——经常无偿地帮借粮生产队的队长们干私活，经常用家里本来就入不敷出的钱粮给人送情，他甚至不辞辛劳地跑到内蒙古贩马回来提供给肯借粮的友好生产队使用。这些方式虽使他感到“缺少尊严”，但他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笼络”周边关系。
问题是，有人不认可他的忍辱负重。大队领导警告说，阎吉英，你这是搞歪门邪道呐！
1978年，担任义安大队党总支委员兼第五生产队队长之后，阎吉英的“歪门邪道”越来越多——他组织马车队运煤给生产队赚钱，他让生产队的社员到义安火车站装卸货物给集体增加收入，他买拖拉机耕地，腾出人手到城里搞副业，最后，还干脆用赚来的钱买了五辆汽车跑运输……这些举措使得第五生产队的劳动日一下达到了1.2元上下。而此时，其他生产队的劳动日还只有几分几毛钱。
他因此没能逃脱能人遭受嫉贤妒能的宿命。那些年，他越是干得好，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攻击也就愈加猛烈。在大队当会计的朋友靳维俊隔三岔五就会给阎吉英通风报信，“悠着点吧，别人又在告你搞资本主义了！”
那是一个“宁长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思潮仍然很有市场的年代，不管是谁，一旦沾上“资本主义”后果都会很严重。公社每年的整党整风运动，阎吉英少不了都会被“运动”一番。
但他依旧不思悔改。他瞄上了炼土焦。他在盘算：一吨煤才二三十元，炼成一吨焦炭就有40元左右的利润，比到火车站搞装卸划算多了！
但这“划算”的买卖没做多久，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有人怀疑，“给集体干事他凭什么劲头那么大，是不是想贪污？”
阎家从来就有着老实做事，清白做人的家风，这样的怀疑简直就是对他家门和人格的侮辱。阎吉英觉得自己“可杀不可辱”，一怒之下，他挂印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那是1983年4月，阎吉英年近“不惑”。
对于“不惑”之说，阎吉英并不认可。后来，他给人重复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多次强调，“38岁那年，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当时政策虽好，阎吉英却没有什么创业资本。
但他有人心。后来成为三佳集团总经理的王建镇来了，靳维俊辞去了舒适而又握有实权的大队会计愿意跟随他炼焦，驾驶技术不错的李爱国愿意给阎吉英开车跑腿，李士海、乔启辉等七八个村民也都愿意跟随阎吉英创业谋生。
这支想创业谋生的队伍出师不利——大队干部不准阎吉英在义安的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好在阎吉英人缘好，村南10里外的连福镇大许村给了他一块荒地炼焦。
没有资金，可他同很多煤矿有交情，不付款就赊来了煤炭。那时炼焦炭还不知啥叫环境污染，炼土焦技术含量也低，不需要机器，也不必盖厂房，在空地里挖个坑，把煤炭堆成蒙古包状就可以点火生产，然后在滚滚浓烟中烧上七八天，再往“蒙古包”上猛浇冷水，焦炭就可以卖钱了。
阎吉英炼出的土焦一车车销往外地时，嫉恨者也在暗地里撂下狠话：不能让这个搞资本主义的人赚钱！
1984年年初，“要把阎吉英赶出大许村”的风声越来越紧。冥冥之中，似有神灵保佑，就在快被人驱逐出境时，阎吉英无意间听到了几里外的三佳乡有一块荒地没有人愿意承包的消息。他觉得奇怪，就带着靳维俊、李爱国等人去看个究竟。原来，三佳乡所谓的荒地其实是一座40亩的水库，名为水库却又蓄不了水也不能种庄稼，唯有蓬蒿疯长，荒草萋萋。草丛间，饥饿的老鼠、麻雀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从容地觅食，寻找着昔日那些苍凉的记忆。
在水库里放牛的老农告诉阎吉英：这块荒地的承包条件是一年向乡政府上交2000斤高粱和500元人民币。
阎吉英听后眼前一亮：在良田密集的地方，炼焦释放的高温和污染会影响周边庄稼，这块周围无人无田的不毛之地用来炼焦实在合适不过！
他当即决定去与三佳乡的乡长王维信商谈承包事宜。怕因自己人太寒酸而弄砸了承包的事情，阎吉英专门进城给同去的靳维俊、李爱国买了身新衣服，还把大家脚上的布鞋统统换成皮鞋才走进了乡长的办公室。
乡长王维信很爽快，表示欢迎并支持阎吉英到三佳乡创业。阎吉英也快人快语，说，“我需要的支持必须是长久的。至于承包费不成问题，我可以一年给乡政府交5万元……”
原本指望让那个荒凉的水库种上庄稼能有点人气，免得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影响三佳乡的形象，不想这个不毛之地的承包标底由2000斤高粱和500元钱一下蹿升到5万元的真金白银，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王维信等乡干部自是喜不自禁。但高兴之余又觉得这意外之财来得有些不踏实——5万元给乡里的30多个干部发两年工资都还用不完，到时阎吉英交得起吗？
阎吉英似乎看出了乡长的心思，主动挑破说：“要是不放心，我们就先签合同吧。”
合同签了。人们对阎吉英也有了新的评价：傻帽！
阎吉英心里却明白：自己并不傻。义安村不待见自己，到大许村又使别人为难，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谈何创业？三佳乡政府能让一个外乡人长久承包那片荒地已是大恩大德了，还计较什么承包费的多少！
阎吉英的三佳煤化厂在荒芜寂寥的水库边开张了。12座土焦炉一字排开，40亩荒滩火苗跳跃。在土焦炉间忙前忙后的阎吉英当时可能没有意识道：“焦炭大王”
和“焦都”的历史已经由此开始书写，此后，他的经历将成为神话、成为传奇，他将是神话和传奇中的亿万富翁……日后的亿万富翁开张时只有700元钱，是从二姐夫梁树信处借来的。
企业的道德良心问题
开张大吉。一年下来，三佳煤化厂虽然没有赚到很多，但也算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为了让支持自己创业的乡干部们在人前人后说得起话，阎吉英除按合同给三佳乡政府交足5万元外，还另外多交了2万元。
这次，乡干部们又犯嘀咕了：这阎吉英难道真是个商界“另类”？
更“另类”的是，在并没谁要求他阎吉英环保时，他却主动找到乡长王维信谈污染治理，谈炼焦的技术改造。1984年年初，还从四川的威远县弄回12座比较环保的“萍乡”炼焦炉，有效控制了炼焦的黑烟和污染物排放。
这样的事情改变了阎吉英“另类”的形象，乡长王维信在大会上说，芸芸晋商之中，敢于把良心掏出来见人的，一定有阎吉英。
这种表彰并未减轻阎吉英内心的焦急。当时，介休的很多农民都炼起了土焦，到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直线上升的产量使介休从此有了中国“焦都”之称，乌烟瘴气也给“焦都”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三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杜国华至今还记得人们那些调侃中的埋怨：“卫星在天上看不到介休，介休的麻雀和鸽子全都是黑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介休人硅肺病严重，有一年征兵时，某镇体检竟没有一个青年身体合格的事实却真实得令人震惊。
阎吉英不安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意识到，改变环境污染，自己应该有所担当。
但一个企业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从自己做起，从炼焦的技术改革做起，以求影响带动更多的炼焦企业加入环保的队伍。
从1984年开始，阎吉英一直没有停止过炼焦的技改，与一帮技术人员对萍乡炉升级改造，成功研制出了“倒焰炉”，并增加了89型炉盖。这一技术改造的结果得到了环境监测部门的好评：“与同类型改造后的萍乡炉相比，相对污染物排放量大为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阎吉英还是不满意。他发现，机焦生产中，装煤、出焦时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了整个焦化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总量的70%以上。他把技术小组的人召集起来说，这萍乡炉还得改造。有人想不通了，低声嘀咕道：“别人炼土焦照样挣大钱，我们的萍乡炉已改造好几次了，还折腾个啥？”
平时豁达的阎吉英在这样的问题上却非常较真，他朝“嘀咕”的人吼道：“炼焦的烟气你不觉得呛，你老婆孩子难道也不觉得呛？为人要讲道德良心，光顾自己挣钱，不管别人死活，不要说党性，就连道德良心也谈不上！”
为了自己和企业的道德良心，他安排工程师出身的宋维杰，“技术改造的事情没商量，你来当技术改造的攻关组长。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调换你的工作。”
后来，宋维杰回忆说，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都宣告失败，眼看着大把大把的钱打了水漂，我心里也急啊。老总却安慰我，钱的事你们不用操心！
但试验老不成功，阎吉英也不耐烦了，“宋维杰，你要是干不了，就让别人干吧！”
有时，他还朝自己发火，“人家能造原子弹，能让卫星上天，我们这些人难道连个不冒烟的炉子都搞不出来？”
那些日子里，阎吉英经常睡不着觉，也不让技术攻关小组的人睡觉，研究讨论，讨论研究，天天折腾到半夜三更。
学历不高的阎吉英爱看书，做什么工作就看什么书虽有些临时抱佛脚，但在焦炉改造时，他在现炒现卖的学习中琢磨出的那些技术也还真令宋维杰等工程师佩服不已。宋维杰说：“在炉子上竖一排铁皮烟囱，让污染集中排放集中治理，就是老总的主意。把窑跟窑连在一起，解决点火的问题，也是老总的想法。”
在投资7500万元，历经6年技改之后，1996年，SJ-96型热回收热电联产炼焦机终于顺利通过山西省科技厅、环保局和省经贸委组织的技术验收，填补了山西省无主导焦炉的空白历史。
三佳的SJ-96炼焦机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提升了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销往首钢、太钢等大钢铁厂的焦煤都成了免检产品。
在媒体欢呼声四起之时，阎吉英却套用一位伟人的话说：“三佳尚未成功，兄弟们还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