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而富有意义的转折
噩梦般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民心元气大伤，然而它那沉重的积淀，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相当丰富的。“四人帮”的粉碎宣告这一运动的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以他的丰富经验、聪明才智和战略胆魄，郑重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
1978年的春天，祖国大地万物复苏，人们从十年“文革”的桎梢中解放出来，迎接科学、文化艺术繁荣的新时代的到来。
这年春天，召开了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那一颗颗饱受创伤的心灵，精神和肉体备受折磨的科学家，有的已是白发苍苍，有的已经身形佝偻，但个个都满面春风地端坐在席位上，倾听邓小平的讲话。他的讲话精辟之处在于：头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会者莫不心情振奋，个个摩拳擦掌，都在制定科技攻关计划，欲将“文革”耽搁的时间夺回来。
聂荣臻元帅还特地为大会寄来贺诗，诗曰：
日出阳谷天下明，
阴霾一扫九州诵。
昂首赶超新差距，
顿足狠批四帮凶。
十年沧桑足堪训，
奋起攻关新长征。
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淦昌（后右三）与其他科学家聆听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高科技的讲话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聂帅的诗在大会上当场朗诵，并浓墨书写悬挂于会议厅内，为大会送去温暖春风。许多人虽然伤痛隐隐，但望着这振奋人心的场面，旧的恩怨也随之一扫而光，重新鼓起创造的热情和勇气。
王淦昌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精神矍练，情绪饱满。“文革”期间，因“四人帮”的淫威，朋友见面都三缄其口，时常提防有不测的祸害袭来。如今，科学的春天尽管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尽抒情怀。那些在核物理研究院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曾发表过不公正言论的同志，与他见面每欲开口道歉时，他总是巧妙地引开话题，不提旧事。真乃是“而今迈步从头越”他经常笑声爽朗地和年轻人攀谈，向老朋友问好，仿佛一下年轻了一二十岁。
就在当年，他奉调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同时，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身兼数职，又都是关系重大的千钧重担，他却乐观豪迈胜似年轻人。从四川大山沟迁回首都北京，进入二机部大楼，他开始为国家的核工业建设的长远计划作战略性设计了。
这是一个伟大而富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作为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身负使命感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二机部老领导久别重逢。前排左起：刘伟、刘杰、宋任穷、王淦昌、姜圣阶和汗水。然而作为以献身科学为己任的职业科学家，他具有更深邃的目光和敏锐的思维。在他那浩无际涯的胸襟里，装载着神州大地的悲欢，也思考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再也不是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中国。中国，必须纳入世界的轨道，与飞旋的新世纪同步运行。
当那个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历史性的瞬间一1945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将他的“胖子”和“小男孩”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后，一座几十万人的城市，顷刻间就化作废墟，以致投弹的飞行人员透过护目镜望见广岛上浓烟之中形成的蘑菇云，竟说道：“上帝呀，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侵略者受惩罚罪有应得。无辜的人民却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日本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核灾难的国家，而那惨绝人寰的一页却深深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据说，爱因斯坦在得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后，曾发出痛苦和绝望的呼叫。此后，他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写文章，呼吁和平。此后，由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发起，并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12位各国的着名科学家签名的决议《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便应运而生。《宣言》号召大家将激烈的冲突情感丢弃一边，而仅仅将自已当作生物学上的一个种的成员，面对着核武器的威胁有可能种族灭绝的情况下，一切正直的科学家们应自觉起来反对核战争，基于人类的道德良心，要维护世界和平，要为此而不惜竭尽全力……
人类，从沉重的痛苦中醒来。
世界，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早在1955年的夏天，全世界就有73个国家的1400多名科学家和政府领导人聚集在瑞士的日内瓦，共同商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这是人类第一次为着生存和发展，为着未来的命运而考虑和平利用原子能。
而在中国，周恩来总理早就指出：“二机部不能成为爆炸部，要搞核电……”
和平利用核能的春风，吹进了中国大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分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化，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战略调整方针，核工业也必定随之而调整。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几乎作了一系列指示：国防科技工业部门，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除完成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任务外，要努力搞好民品研制；要将军工技术，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向民用转移；要协同民用部门突破技术难关；要把军转民、技术引进、国内技术攻关三者结合起来开发民用产品。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实践，于1982年3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利用上来”的发展方针。后来，这一方针被概括为精辟的四个大字一“保军转民”这四个闪烁金光的大字，是新时期的一面旗帜，是指引核工业前进的方向！
重整旧部迈上新征途
沐浴着三月的春风，王淦昌又回到他阔别17年的原子能研究所，这是劫后重生，亦是新里程晰始。
然而，他看到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许多研究室的门上挂锁，闲置的仪器上蜘蛛正在结网，耗子在墙角奔跑。真是凋零破败，冷冷清清。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风暴，使得原本是人才荟萃、学术活动繁荣的原子能所元气大伤。病的病，走的走，改行敌行，勉强支撑下来的仅不足1。人。
面对着即将迈向科技现代化的新形势，王淦昌清醒地意识到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起健全的领导班子和一支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重整旧部，迈上新征途！
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主持成立了“文革”后的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他自任主任委员，另有四名副主任委员和80余名委员。紧接着，由二机部党组亲自任命37位副所长。至此，以王淦昌为首的原子能所的新的领导班子正式形成。
人尽其才官”有其位。科研工作扎扎实实地走上了正轨。
因“文革”的干扰，有的人难免业务荒疏，想要晋升和提拔吗？有学术委员会进行考核和评议，使有真才实干的人得到应有晋升，心通气也顺，干劲倍增。
有的具有长期领导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却戴着“叛徒”、“特务”的帽子被迫离所，或进“牛棚”，或遭遣返，失去工作机会和人身自由，如今已是冰河解冻之时，他们应重新获得解放，赢得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王淦昌为使他们能官复原职，尽心竭力，东奔西走，亦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似的深入家中，请这些老将出山，携手共创原子能所的新的繁荣局面。原子能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李毅就是其中一例。
有的人长期随他从事科研，却因工作关系而长期夫妻两地分居，解决他们家庭团聚不仅是个人问题，亦是科研工作的需要，他为此费尽心血。攻克重点项目一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主力队员王乃彦又是一例。
有的人在“两弹”研制中作出贡献，不仅适合而且理应成为改制后的新原子能所的部门负责人，却不恰当地调离岗位去大学教书，他甚为惋惜。为集中优势攻破科研难题，他又亲自出马多次向上申诉，主动协调各方的关系，让这些人回到了相应的岗位。
王淦昌就像是一位眼明心亮的高手，四处捡拾遗落在草丛中、道路旁的珍珠宝石，并将他们擦拭、磨栃，使其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为改变原子能所科研队伍日渐老龄化的趋向，他与几位副所长一道上书二机部领导，建议由原子能所创办研究生院，同时扩大招收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根据二机部所需专业来设置课程，由所内高级科技人员亲自任教，这一富有战略性眼光的宏伟计划在他的力主倡导下终于得以实现。
欲迈向新途，必改造旧制。
建设研究所除了人员外，最重要的莫过于设备了。在王淦昌和总工程师马福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将原苏联援建的101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经过艰苦繁重的一年多时间的改造，终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因此而获得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国家建委优秀设计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类似于这样的改建工程，在王淦昌任职期间几乎贯穿于始终，他总是千方百计替国家考虑，挖掘潜力，改旧创新。能自己建造的决不盲目进口，而国家重点投资的大型仪器设备，他又力主使其发挥重要作用，为科研服务。
身处高位的他，能清醒地瞩目于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即：“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位。”为此，他为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提出了精辟的、统领性的意见，即：“重应用，固基础；利民生，挖潜力；发挥才智，多出成果；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加强团结，为国出力。”他日夜思谋，多方运筹的也便是这一方针的实现。无论在会议上、工作中，总是对全所的工作人员强调，原子能事业要为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服务。每一个同志都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认真研究一下，看看为国民经济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要选择那些对国民经济有实用价值的、有经济效益的题目。
1998年5月28曰王淦昌在家人陪同下最后一次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听取工作汇报呕心沥血，建设核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