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城的灯光
欧美科技的飞速发展紧逼王淦昌，王淦昌更是因“物理美人”诱引加快了求知的步伐。他常领助教钱人元冒着挨炸的危险去木棉村，打开仪器箱，做核分裂实验。但是，警报不断，山头接连升起报警的红灯笼。他急得在山脚团团转，搓手自问，也许住进白龙洞好些？
好友束星北惊问：“怎么，想穴居呀？”
但人毕竟是现代人，现代意识即便蛰伏于巢穴里，也会燃起当代科学的明火。何况，査德威克发现的中子，是原子分裂的钥匙，也是触燃核火的火柴头呢。
几年前他拜访英国卡文迪许的国王卢瑟福时，就已怀疑那位粒子王国的至尊预言：上帝的密码锁能永远锁住物质内核巨大的能量。他不信！他的外国导师迈特内，以及导师的同事哈恩也不信，而且，在凯撒·威廉皇帝的围墙里，掌控了打开核能宝库的方法一链式反应。伟大的卢瑟福，在1937年7月15日他终生末日的夕辉下，没有修正他的预言，他万没想到，在上帝收回其生命余晖之后，仅过了一年，哈恩天才的发现，穿透了他密布的浓云。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使王淦昌如此昂奋，真恨不能立即破开核能的硬壳，好观察链式反应壮美的现象。
“所有的秘密都很奥妙。”他鼓励助手钱人元说，“世上所有的奥妙都最有美的魅力，但愿我们能在喀斯特溶洞里观察到核能神奇的现象。”
但是，日本鬼子爬上了北部湾的陆岸，我坚守昆仑关的将士杀得他们尸横遍野，也难以阻挡群魔的黑影。1939年11月，鬼子攻陷南宁，离宜山只是跑尺之遥。在其魔爪即将伸向宜山喀斯特溶洞之际，浙大被迫再次搬迁！
搬迁！搬迁！刚开启的仪器箱，又得关上；刚闪现的希望，又被乌云淹没。探索先进科技课题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被侵略者的铁蹄踏破！
万般无奈，王淦昌忍痛装箱启运，将他的愤怒留在溶洞里，留在宜山陡峭的崖壁上，留给唯哮的龙江。他在阴冷的日子里离去，钻进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去到遵义城。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地处由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为黔北重镇。它又是贵州的文化区，唐代以来各州、县都设有书号，明清以来更是人才辈出。贵州向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里，遵义相对来说条件算好的。因此，浙大将理、农两院和师范学院的数学、理化两系迁往湄潭，文、工两院和师院的文史部分留在遵义，而在湄潭永兴设一年级分部。
遵义的每座山头、每条清溪倒是记得另外一件事。那就是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曾到达过这里，召开了着名的“遵义会议”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播下红色的革命种子，留下一支游击队和一些中共党员做地下工作。于是，那红军长征播下的红色革命种子旁边，浙大的“文军长征”又播下了文化科学的种子。
物理系的图书馆、实验室都设在小龙山上，山头一座几近坍塌的破庙，便是师生们的休息地。虽说这里和杭州浙大的校址条件无法相比，但毕竟算是有了一块较为安定的“绿洲”可供师生们做学问了。实验室的设备极其简陋，但仪器都放置得井井有条。一如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1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雾室，这便是王淦昌及他的学生们的整个世界了。
王淦昌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时已发现有肺结核病，德国留学四年，病也未疫愈。到浙大的初期病情曾稳定过一段时期，接着因连续的迁徙，奔波劳累，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而教学任务繁重，到遵义后病情加重。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药品奇缺，只能用点鱼肝油来增强抗病能力。但在遵义鱼肝油不仅价贵，也难买到。为了照顾他养病，物理系决定只让他开一门物理课，以利于专心静养。但他不习惯静养。他利用授课任务较轻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刊。他的病床枕边就放着《物理学评论》。除读书外，他较系统地考虑了有关核物理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微子的来龙去脉，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等，他也自感在各方面更成熟了。
当时的教学倾向是重工轻理，学生们毕业后的出路成问题，工科学生出来后找工作很容易，而理科学生则较困难。因此浙大1939年入学的物理系学生有十几人，到二年级时（1940年）只剩下五人；理化系1938年入学的有十余人，1939年减到三人，大部分学生或转院，或退学走了。然而就在这黄叶凋零、万花纷谢之时，却有少数几个舍工就理的，如机械系的邹国兴、电机系的金德椿和周志成，这三人都是在1940年那个秋天转到物理系的。尤其是邹国兴，全校知名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竟然自愿降到二年级，全物理系老师都为此感到骄傲。
王淦昌讲近代物理课。他从发现X射线和电子开始，讲到发现放射性和x、P、Y射线，讲到玻尔模型和原子结构，中子和正电子的发现以及核力和原子核裂变现象。他在讲解这些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天真的、真诚的喜悦之情，不住地说嗳，有趣极了！”讲到海森堡的交换核力时，他把它比作龙吐珠；讲到密执根测量光电效应，为了清洁钠表面，在真空管内装入一个刮金属钠表面的旋转刀，说这是真空管内的加工车间……他的这些带有丰富想象力的、生动的讲课，把学生们引入到20世纪物理学的奇幻世界里，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还带领学生做验电器和象限静电计的测试，用Oft子闪烁计数测半衰期，以及光电管、镭源、威尔逊云雾室的实验和使用等等。贵州气候潮湿，他为了给学生做静电演示，每到晴朗天气，就把仪器搬到室外晾晒，使其保持干燥，然后带领学生做演示。
遵义的物质匮乏莫过于缺少照明，实验用的电源，来自汽车发动带动的发动机，师生们上自习课则是汽灯、油灯照明。贵州虽然盛产桐油，但在战时油价也很贵，学生们看书时，灯盏里往往只放一根灯芯，久而久之，视力大受损害。
一位衣兜里不愁钱的同学听到程开甲如此渴求日照，便开个玩笑，要他背圆周率，快速背半小时，如果无一差错，包他每夜点三根灯芯的油钱，直到用上电灯之日。
“当真？”程开甲可是做什么事都较真的学者。
那位同学偏是个能下赌注的角色，在众目睽睽之下，拍胸脯道，君子无戏言。
这种游戏式的打赌，程开甲上中学时就玩过，何况他是过目不忘的才子呢。目前，有个可供他灯油钱的人来下赌注，正是他所期待的，何乐而不为？他当下就背，口若悬河，只背到一刻钟，那位同学便连声道“佩服佩服，算鄙人支助学友绵薄之力吧”，即在大家的掌声中，去提油壶来，亲手将程开甲的桐油灯盏注满，放上三根灯草。此后，每天给程开甲买一壶油，供他通宵达且读书。人说，程开甲的才智，因能多用两根灯草，更显得聪明了。
此事，也被教政治学的费巩教授知道了，他深为焦虑。这位曾留学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从爱护学生出发，自制一盏灯，用铁香烟盒，在下端凿许多小孔，上端装上灯罩，由于空气对流通畅，氧气足，灯光很亮。费巩教授做了许多这样的灯盏送给用功的学生，学生称之为“费巩灯”。可惜，送光明者自己未能亲身迎来新中国的曙光，在最黑暗之时，他死于国民党的枪弹之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遵义老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王淦昌作原子核物理的学术报告，听课的人除了物理系的师生外，还有许多别的系科的学生，将一间小小的教室挤得满满的。黑板上两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人们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黑板上的字迹也是模模糊糊的。王淦昌从卢瑟福的a粒子散射，讲到人工核反应，现代炼金术，他说人工核反应是可以由人控制的，但当时主要靠afe子轰击核，两者都带正电荷，互相排斥，击中的可能性极少，能量得不偿失。然后又讲到中子的发现，中子和核有引力而无斥力，因此击中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但击中一个就少一个，仍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必须要找到使中子增加的核反应。最后讲到核裂变，他说裂变时一个中子可以打出两三个中子，中子数增加了，留下的问题是使核裂变能连续地进行下去，即要建立链式反应。他说：“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核能时代。”虽然教室里又冷又暗，但每个人都为他那激动人心的报告所鼓舞，忘了夜的黑暗与寒冷，透过那昏暗的灯光和模糊不清的数字，人们似乎看到了物理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是多么的光辉灿烂。
中华天才的星群闪耀时
1941年秋，遵湄公路开通，湄潭的校舍也已相继竣工，校领导决定将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迁入湄潭。
湄潭是个小山城，小城没有煤，倒是有条湄江，自东北向西流去，绕城而过。许因官府衙门里的主儿，陶醉于烟枪烟灯，没想到用水力发电，湄潭的阴雨天，自然成为失去太阳的黑夜。而读书人都离不开灯，无灯照着做学问，学问家怎能倍加聪明？王淦昌也许常见打手电走夜路的师生，如同点点流萤闪烁于山间小道，不胜感慨：那小虫，自身发光，莫不如天上的行星，也亮，是不必像常人在暗夜里羡慕太阳和月亮的。人也该如此，自燃了，也便是个发光的生命体。他于是想，如果能找到一种办法，将白天的阳光储存下来，让它晚上也发光，不是很好吗？于是他査阅资料，从一部外国学术着作中找到有关荧光与磷光的制作技术。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实验，终于制成了磷光硫化锌。
这是国内第一例。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还没有谁制成过磷光硫化锌，因此他是首创，为国家填补了一项空白。但是，尽管他费了不少心机，研究的目的并未达到。磷光硫化锌经过阳光照射后，闪闪发光，倒是非常美，但亮度不够，而且慢慢衰减，然后消失，发光的持续时间太短。为此，王淦昌请教了化学系教授王深仁，他建议用有机化学方法试一试，并帮助王淦昌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焚光体与鳞光体》，还送给他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在光线照射下能够发荧光（后来知道那是一种荧光素，能发荧光的染料），但光的照射停止，荧光随即消失。王淦昌将液体稀释后，加入石膏搅拌烘干，变成固体，将这些固体装在试管里，经阳光照射后就能发出磷光，这就是他曾经让学生窥看的在西装衣襟里面的发光体。
人能发现光明，是最大的乐事。做出光来了，他便想让孩子们分享快乐，也想让他们在快乐中体会人生崇高的志趣。恰是夏天，那小遵明热得不时啼号，谁都难劝住她的哭声，王淦昌便叫睡在阁楼上的孩子们下来玩一玩。孩子们出世至今，难得与父亲玩几次。他们问他玩什么游戏呢，他笑眯眯地，吹黑了灯，即亮出手中的鳞光体，孩子们顿时乐开怀，都拍手笑，那小的破涕为笑了，奶声奶气地叫她的母亲，“姆妈，来看呀，爸爸逮到了亮虫虫。”
从1945到1946年间，王淦昌指导忻贤杰进行了磷光体机械效应的研究。没有激励光源，就用太阳光作激励源，他们冒着烈日，在棉被掩捂下进行实验，并于1947年联名发表了《用机械方法产生磷光》的论文。但是，这些磷光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也不能作照明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可能继续研究下去。以后他想过，如果用固体物理中的办法也许能够解决，但王淦昌一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涉猎固体物理。时至今日，他以耄耋之年还在惦念这件事，希望能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有关人类福祉的事业，应由几代人坚持研究下去。他当然不忘为人类输送光明的美意，一直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几十年后我国建成的两座核电站，也有他一份心血。他为祖国点燃的核火，不也是他现时想制造的长明灯么？
湄潭虽小，风景却很秀昍。那条东南走向的500米长街，窄是窄了点，也无高过两层的砖瓦楼，但它是依山建造的，既望得见从西城外面绕过的湄江，又望得见南门有两座噑哈二将似的小山做屏障。它颇像大家闺秀豪宅。理科部和农学院搬来后，湄潭就更秀美了。
文理学院在湄潭的驻地是双修寺，师范学院理科驻地是玉皇阁，农学院驻地是贺家祠堂，浙大附中则位于县城中心（由湄潭中学改建)。浙大湄潭分校办公室、总务处、教导处、图书馆、阅览室均设在湄潭城中心文庙内。文庙前高大的红墙上镌刻着“国立浙江大学”六个醒目的大字，墙壁左右两侧书写着“顶天立地，继往开来”。附中在文庙左侧，中间由“求是路”隔开，附中校门上悬着：“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十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老校长竺可桢曾亲临湄潭附中做过一次演讲。他做演讲的那天，恰是墟日，四乡八寨的老百姓听说有个大学校长来讲演，都说，小学校长见过，中学校长也见过，那两长，已是至高至尊了，只还不知大学校长啥子模样，听说，他连蒋委员长都敢顶，莫非他是最大的天尊？
这方老百姓和乡绅，一向崇文尚学，他们听说浙大师生要搬来，预先让出上述寺庙楼堂馆所，还划出200亩地做农学院实验场。因此，老百姓听说校长要来演讲，都要去一睹浙大竺可但他们都只能在人群外围踮脚翘首望着台上。只见身材不高，精神矍铄，戴副金丝眼镜的竺校长，斯斯文文地站着讲话。语调不高，语气也不硬，话却是可人的。他说湄潭风景真美。还说湄潭人更美，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引来哗哗的笑声和掌声。他末了说，湄潭也是个风水宝地，这儿将成为一个科学研究中心。湄潭要的就是这个一科学中心！他们还要听，听听竺校长讲的科学中心，是啥子模样。
那模样，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两三年后，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从重庆来湄潭访问浙大，见浙大在战乱中居然能大出人才，大出科研成果，深为慨叹，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当时，王淦昌在南门外租一个店铺的两间门面房子住。一家7口，住得挤，儿女们怕影响父亲做教案和科研工作，大的都钻上阁楼小亭子间去住。楼后，紧贴青草坡，有乔木林和灌木丛，春来开花，一片芬馥；夏秋果熟，遍山甜香。在这里，得空，出门就能逛市街。这儿的市面，唯当上下课时热闹；上课时，湄潭便清静了。这是个典型的大学城！
王淦昌若偷得闲暇，不忘带儿女们去郊外转一转。但是，王淦昌最爱去而且必须去的地方，还是物理系驻地双修寺。双修寺在西山险蛲之处，红墙碧瓦，古木参天。雾霭与浓荫遮蔽着物理系的宁静。那曾被鼠噬而露出泥胎的菩萨经过修饰后，仍盘腿合掌端坐聆听现代科学奥妙的理论。深谙相对论的束星北教授常与学生坐在寺前崖石上相对而论，也常与王淦昌在寺堂举行物理讨论会，推动玻尔的自由学风，把学生的视野拓展到当代科技的前沿。半夜里，才各自打着火把或手电下山，流荧似的，寻夜路过桥，回城去，再燃亮家中的桐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