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陆干旱区是一块资源型缺水地区，受水资源总量不足和年内水量分配不均匀等客观条件限制，内陆河上下游之间无论在任何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像世界所有干旱区一样，随时随地会发生用水矛盾和水源纠纷，甚至引发战争。因此河流上下游之间的“分水” 和“水权”，就成为干旱区的“生存权” 和“发展权”。我国干旱区最早的“分水” 文字记载是汉书《匈奴传》，记述东汉河西走廊开垦初期，除在垦区设置农业管理人员外，还设置“河渠卒” 专门负责水源的管理和分配。但在历史上由于人们长期不了解水在山前平原地区循环转化的基本规律，错误地认为山前平原地表水和地下水是没有联系、相互独立的水资源，因而河流上下游之间制定的分水协议都是由上一级官员主持，不是按水量而是按时间分配，主要规定了不同地域的取水时间，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分水协议规定在每年的5～8月，张掖与武威境内出露的泉水当地不能再引用，一律放往下游的额济纳旗和民勤，由此出现了民勤县为维护和监管自己的水权将水管部门设置在武威县雷台泉水出露带附近这种奇特的现象，直到1960年代因武威县境内大量修建水利设施、开发利用地下水，地下水补给来源大幅减少，水位下降，泉水几近枯竭，民勤水管部门虽有“时间水权”，但已基本上处于无水可管的状态，而最后撤走。
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近60年来，因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上中游地区“隐性” 截留和占用下游地区水源的现象普遍存在，引发的水利纠纷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流域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必须尽快加以改进。如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的地表水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4.60×108m3减少到2000年的0.98×108m3，减少近80%；而黑河通过正义峡输往下游地表水量，由20世纪60年代的9.82×108m3减少到1990年代的7.82×108m3，减少了20%多[9]。因此，根据各地的历史和现实，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公平、合理、科学的分配，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十分必要。上下游地区再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在水资源约束下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2．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地下水
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大体都经历三个阶段：地表水开发利用阶段、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利用阶段和流域可用水资源经济开发利用阶段。地表水开发利用阶段历史最长，经历了2000多年，完成指标为地表水引水率超过80%，明渠输水渠系利用率超过0.5，流域净耗水量不到水资源总量的40%；第二阶段的流域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利用阶段，近40年间在少数流域进行，如地下水开发科学合理，开采量不超过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的50%，则流域净耗水量的增加量占水资源总量的30%左右，与第一阶段合计可净耗的水量可以达到流域水资源总量的70%，这一数字就是内陆河流域最大可能开发利用的极限净耗水量；在第二阶段完成后流域可净耗水量已达极限，要进一步解决流域未来水资源供需不平衡问题，必须步入水资源利用的更高阶段———第三阶段，即经济利用阶段，建立节水型社会体系，特别是节水型农业。虽然我国节水型农业近30年才起步，经过长期试验和筛选，已研究和开发出适宜于我国干旱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并能够推广应用的膜上滴灌节水技术。对干旱地区内陆河流域来说，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内容：数量上不超采，质量上不污染，保持适于生活饮用和农业灌溉的标准。
（1） 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地下水，严格控制干旱地区地下水开发数量。目前我国干旱地区完成水资源开发利用第二阶段的内陆河流域不多，较大的流域只有乌鲁木齐河流域与石羊河流域，但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地下水资源被破坏的问题，从而诱发了严重的区域性生态环境恶化后果。因此在流域大规模开采利用地下水之前，必须首先对流域地下水资源的形成、转化、补给、排泄、运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好地下水开采的空间布局、范围、数量和上下游分水等方面的详细规划，进行科学、合理、适度地开发，并按国家“水法” 严格管理，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随时调整。
如若不然，极易在短时间内造成地下水超采，开发利用过度，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水质变劣，地表固沙植物因得不到地下水的滋润而枯死、退化，沙漠化等严重的不可逆后果。
案例1：石羊河流域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案例
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东部，是走廊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密集的流域。
流域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始于1970年代初期，中期就显示出地下水位全面下降的趋势，而北部民勤盆地更是下降速度逐年增加，到1979年全区累计下降2～4.55m，造成大部分地区地下水矿化度升高，水质变劣，13.2×104亩沙枣林枯死和秃顶[4]。1980年初相关学者就水土资源平衡的研究成果向相关部门提出警告，地方未给予足够重视。一些地方在“民勤不靠天上水，不靠地表水，有的是地下水” 的错误思想和盲目发展经济的推动下，继续加大地下水的开采力度，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籽瓜热” 时期灌溉面积高达近130万亩，比1980年代增加1倍多，目前仍维持在100万亩以上。近25年民勤累计超采地下水50×108m3以上，地下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北部湖区耕地撂荒面积累计达50多万亩，废弃的耕地重新沦为沙漠，空置的房屋大部被流沙掩埋，失地农民被迫沦为“生态难民”，民勤正在向我国第二个“罗布泊” 发展[10]。此事虽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已拨重金开始治理，但至今不能开出令人信服的“医治良方”。
案例2：乌鲁木齐河流域地下水开发利用调整案例乌鲁木齐地区水资源总量仅6.429×108m3，要承载一个庞大的城市体系，水资源压力巨大。由此超采地下水就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市区乌鲁木齐河谷下游地区，长期超采地下水不但引起大范围地下水位下降，更造成部分地区地下水水质恶化、硬度超标而无法饮用。一些工业企业因无水源保证不得不停建或易地。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源不足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人建议在柴窝堡地区建立供水水源地。因担心对柴窝堡湖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搁置。19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与自治区有关部门专家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由柴窝堡调水3000×104m3，肯定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可采取补水替换措施予以解决[11]。
1992年和1995年先后在柴窝堡湖北部和西部建设的六水厂和七水厂实际年开采地下水合计5300×104m3，大大超出了原设计安全调水量（3000×104m3），且未实施任何补水措施，造成水厂建成运行10多年后，水源地形成了87.68km2的地下水下降漏斗，地下水位普遍下降8～12m，湖周15万亩植被严重退化，天然草场枯萎，人工土井全部干涸，柴窝堡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生活，更增加了群众的恐慌，影响社会和谐[12]。这种情况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市水务局根据城市供水“先地表后地下” 要求，尽可能利用乌鲁木齐河地表水，先后提出了限采和关闭两个水厂，作为后备水源地，并引用乌鲁木齐河汛期洪水补给柴窝堡盆地等综合治理方案[13]。但因柴窝堡水源地的限采和改性工作，涉及三个经济实体，具体工作至今还未落实到位。
对比两案例中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看出当今政府在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石羊河流域生态退化、下游民勤荒漠化的过程就是由于地方长期不尊重科学和自然规律、无序无节制开发利用地下水，使地下水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所致，教训深刻，值得汲取。而新疆乌鲁木齐市在柴窝堡水源地开发中，发现问题立即纠正，政府在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上显得科学、理性。尽管柴窝堡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工作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但能够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地方政府在重视和保护环境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如能将保护方案尽快实施，必将有助于区域资源环境的保护，成为生态脆弱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典范。
（2） 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免遭污染。干旱区内陆河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河水会产生一次或多次“地表水—地下水—地表水” 循环转化过程，最后在尾闾结束；二是河流不与海相通，所有水中的溶解和污染物质不能排走，最终全部沉积在流域最低洼的河流尾闾地区。由于水资源的转化和可重复引用特征，被污染的地表水会通过渗漏变为地下水并污染地下水，降低、丧失地下水的利用价值。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污染物质只吞不吐，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由量变到质变，最终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绿洲空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工业和生活废污水的排放量会越来越大，种类也会越来越多，对水资源污染的威胁将越来越大。目前一些地区时常发生水源污染事件，影响不容忽视，必需引起足够重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一是应根据内陆盆地是闭流区、水资源不足、污染物质完全集聚等特点，尽快建立保护水资源的地方法律法规，杜绝地下水源遭到污染；二是要明确干旱内陆河流域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宜增设排污量大、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非建不可的，废污水必须经过严格净化处理，达标排放；个别污染物质清除不掉的，应建专门高标准防渗渠道或管道，越过绿洲区排往将来不拟或不能利用的戈壁和沙漠中去。2003年以来，民勤红崖山水库数次遭受强烈污染，尽管利用抽调黄河水冲淡和清洗水库达到了减少损害的目的，但这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或多或少累积、沉淀在民勤土壤和地下水之中的污染物质，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永远消除不掉的隐患，一旦污染物质的累积由量变到质变，人类在此的生存环境必会遭受不可逆的破坏。
三、结论
（一） 干旱内陆河流域区是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建立在水资源约束的基础上，创新体制结构。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坚定地树立和坚持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全局的和保护的观点，大力提倡和发展节水型产业。
（二）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过程中，政府将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通过改革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将生态环境指标与经济效益指标相结合，实行重大环境问题问责制，树立地方干部正确的区域发展观，使政府科学而理性的地区经济发展思路引领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详尽的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形成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并严格执行和监管；制定优惠政策，有效规范地区行业发展，鼓励和促进节水型产业发展，促进生产方式的彻底转变，从而彻底杜绝掠夺式经济社会发展形式的出现。
（三） 国家、地方相关部门和研究单位应尽快研究、制定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明确“水权”、“生存权” 和“发展权” 之间利益相关关系，给予生态脆弱地区更多的生存、发展机会和空间，从根本上避免生态脆弱区为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悲剧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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