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这些主权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又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 但并未改变其主权独立的性质。
原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顷刻间土崩瓦解，由原苏联一手包揽的外贸体制随之荡然无存。尽管独联体成员国面临着政治、经济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但其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趋向已成定势。这种状况，对我国西北地区发展边外贸易既带来了有利的因素，也带来了一些制约和障碍。
重要的障碍和制约因素是：我国西北地区通过亚欧大陆桥向西输出的货物，将由苏联一国的贸易关卡，增加为经过独联体国家多重贸易关卡，从而增加了贸易的交易费用，加之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尚难在发展外贸上予以更多的关注，给西北的边外贸易带来了诸多的不可测因素。
有利的因素是：（1） 苏联统制型的贸易体制已经解体，独联体国家已拥有完全的外贸自主权，从而解除了这些国家与我国西北地区发展经贸关系的体制束缚；（2） 独联体国家在重建自己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将重构自己的外贸空间，而与我国西北边境毗邻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相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必然把与我国发展贸易关系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上述国家在独立后，其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府要员，都曾先后来我国访问，表示了同我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愿望，并签订了有关的贸易协定。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西北地区的边外贸易伙伴已由苏联一家转变为独联体国家的多家伙伴；（3） 独联体国家在重建本国外贸体制的过程中，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这将使我国西北地区与独联体国家的边外贸易推向更高层次，并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发展。
独联体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在苏联时期，消费品工业长期发展缓慢，在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后，几乎都陷于消费品极度匮缺的困境。这些国家是前苏联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独立以后，又面临着重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艰难局面，调整产业结构更是步履维艰，不但消费品供求关系日益紧张，而且为资源开发配套的装备供应也出现短缺。据估计，仅中亚五国每年需要输入180万～200万吨蔬菜，290万～320万吨水果，800万～1200万米毛棉纺织品，9万～15万吨食糖，400万双皮鞋，2万～3万吨植物油以及大宗优质奶粉、奶制品、糖果、点心、清真肉食罐头、啤酒、地毯、首饰、服装、针织品和日用工业品；也需要输入电视机、录像机、收录音机、电冰箱、吸尘器等家用电器；此外，对石油钻采设备、采煤设备以及载重和矿山运输机械、医药和医疗器材等机电产品的需求也很旺盛。这种需求结构表明了独联体国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与独联体毗邻的东欧国家，其情况也大体类似。
包括阿富汗、伊朗和海湾国家在内的中亚、中东地区，经过80年代以来的战乱（阿富汗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战争结束以后，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这一地区的国家，消费品历来依赖国外的输入。由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使这些国家与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产生许多矛盾和纠葛。这种情况，为我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提供了契机，而通过亚欧大陆桥西出，则是我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捷径。
总的来看，与我国西北接壤和邻近的周边国家，是一个区位层次相对较低而潜力巨大的消费品市场。正是这一背景，推动了我国西北地区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1—4月，新疆与周边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8333万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与周边国家贸易额的2.5倍。实际土，新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还包括我国内地货物的转手贸易，因此，其贸易额的增长，也得自于包括西北其他省区以及陇海———兰新铁路沿线的中部、东部有关省市对边外贸易的参与。尽管这种参与目前主要是间接的方式（如由新疆向内地采购再出口等）；但也为亚欧大陆桥的我国沿桥省区提供了进入边外国际市场的经验和机遇。随着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我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沿桥省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各省区将有可能直接参与边外贸易，对甘肃来说，这将为其传统的轻工消费品汇入陆桥贸易货流提供一个便捷的通道。
应该看到，通过亚欧大陆发展边外贸易，决非新疆一家所能包揽。西北地区经济的主轴线是沿桥的陕西、甘肃和新疆。直至90年代初，甘肃的社会总产值仍高于新疆 （1990年，陕西、甘肃、新疆的社会总产值分别为757.12、505.10、458.65亿元）；3省区1990年的轻工业总产值，按美元折算，也仅与伊朗纺织品工业1985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扩大边外贸易的根本途径，仍在于西北五省区乃至沿桥各省的联合。这将为甘肃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业（如食品工业等） 走向边外国际市场开辟广阔的前景。
就甘肃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以消费品为主的边外贸易，目前尚未形成规模，究其原因，从外部来看，除了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尚不稳之外，还在于我国边外贸易的新体制尚未形成，由于种种原因，还未形成直接参与边外贸易的条件；从内部来看，甘肃的出口贸易，仍以海外国际市场为主要对象，其中轻工消费品出口从1985年以来，波动起伏较大，轻工业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1985年曾达到35.10%，1989年下降到15.47%，1990年虽上升到32.11%，但仍低于1985年的水平，且其出口额不足6000万美元。因此，扩大轻工业品的出口规模，利用亚欧大陆桥开通的机遇，适时调整国际市场的空间格局，是甘肃发展外向型经济一个重要的内容。
二、“一线两口” 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对甘肃资源型经济的影响和要求
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使西北地区成了“一线两口”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甘肃的产业结构，从总体上来看，仍属于资源开发型。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80年为60.61%，1991年为53.39%，11年中仅下降了7.22个百分点。在出口商品中，五金矿产类和化工类等产品所占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26.80%上升到1990年41.02%，这种与产业结构高度耦合的出口商品结构，表明资源型产业不仅是甘肃的主导产业，而且是其出口创汇的主导产业。而资源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则主要是日本、东南亚等矿产资源短缺或相对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在甘肃的进口商品结构中，五金矿产类和化工类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22.51%上升到1990年的34.01%，与这些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表现为同步增长的趋势，从而说明，甘肃在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出口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从海外进口这些产品，主要是弥补某些资源型产品种类的不足（如钢材等） 或数量的短缺（如铜矿石等），而这些产品供应者，也主要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所以，海外国际市场，历来是甘肃进行资源型产品贸易的主要市场。
“一线两口”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甘肃与周边国家进行资源开发方面的经济技术合用和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其一，甘肃可以凭借在石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形成的雄厚的技术积累，参与中亚、中东国家资源开发，并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形成自己的资源补给。金川公司积极参加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山达克铜矿的开发，就是在这方面的尝试；此外，独联体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在石油和有色金属方面的开发，也是进行合作的重要领域。其二，甘肃的一些优势的资源产品也为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所急需，例如水源及建筑材料等。其三，甘肃在与周边国家发展经济贸易中，可以换取急需而国内比较短缺的原材料，例如钢材、木材等。因此，边外国际市场，是甘肃进行资源型产品贸易的新空间，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的短短时间内，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与独联体国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都对独联体的中亚诸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除了积极插手这些国家的政治事务以外，还力图通过建立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把独联体中亚诸国的经济，纳入其经济扩张的范围之中。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土耳其，已在发展与独联体中亚诸国经济关系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伊朗则力图促使独联体的中亚诸国成为伊斯兰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并与这些国家在油气资源、有色金属、铁矿、煤矿等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在输变电工程和铁路建设方面发展合作。由于中亚诸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有强烈的认同感，因而在地区性经济合作方面，容易取得进展。这对包括甘肃在内的我国西北地区来说，也是一个现实挑战。因此，我国西北诸省区乃至沿亚欧大陆桥地区必须进行广泛的联合，形成区域经济优势的互补和聚集，才能与边外国际市场方面取得有效的进展。
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甘肃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要求
我国能源、矿产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从资源的潜在价值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仅占20%，中部和西部则占80%。从资源开发程度来看，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系数（矿业总产值／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若以东部为1，则中部为0.24，西部仅为0.14；甘肃在西部省区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程度较高，其矿产资源开发系数也仅为东部的33%。从人均矿产资源潜在价值来看，若以东部为1，则中部为2.22，西部为2.53，甘肃为1.74。因此，资源丰裕是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比之于东部地区的一大优势。这一优势，使甘肃及西部地区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就成为支撑工业化发展的资源供给基地，由此形成了西部的资源开发与东部雄厚的加工工业相结合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或者说，形成了西部与东部之间互补型的产业结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这一新发展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结合起来，对东西部的产业结构成长及区际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对能源、矿产资源仍保持着旺盛的需求，具有资源禀赋优势而开发程度较低的甘肃及西部，仍然承担着构筑我国工业化资源支撑体系的重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部地区陆续探明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有色金属等重大的资源，为西部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在西北地区，甘肃的镍钴及贵金属、铅锌等重大资源的开发，陕甘宁毗邻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陕北、宁夏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建设，新疆内陆油田的开发，甘、宁、青三省区水电资源的开发，都是我国“八五” 和今后10年的重大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和投产，将使甘肃和西北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实现新的腾飞，从而使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形成更为雄厚的资源基础，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
其次，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按照商品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区域发展利益格局。传统体制下忽视区域发展利益，特别是损害资源产区发展利益的垂直型区际分工格局已逐渐向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水平型区际分工转变。在水平型区际分工格局下，甘肃和西部地区原先比较单一的能源、资源指向产业正在向能源、资源和技术的双重指向，甚至包括市场指向在内的多重指向产业发展。例如，对资源产品的加工增值，为满足市场需求发展消费品工业，等等。东部发达地区则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原先以国内市场为指向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国内、国际市场双重指向的产业结构，并且不断增加国际市场指向产品的比重。虽然这种转变的程度目前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对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高度依赖的局面，但却显露了西部地区从资源开发走向市场，东部地区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端倪。东西部之间这种正在发展的水平型区际分工，对西部地区来说，一方面能够使其立足于资源优势，并选择适宜的市场区位发展资源开发———加工型产业，提高资源产品的技术含量，使市场需求成为启动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则有利于改变过去单一的国内市场指向型的产业结构，向高区位的国际市场来扩展自己经济能量。这种区际分工，从宏观国民经济来看，将改变东西部之间长期形成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制成品对流的局面，形成资源开发———国内区域市场———国际市场有序的开放式经济循环。这种开放式经济循环的形成和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甘肃产业结构成长一个重要因素。甘肃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型的区际分工，一方面，将使其得以发展对资源型产品的适度加工增值，提高其产业结构的整体功能和效益；同时经过适度加工增值的资源型产品，能够直接进入东部发达地区外向型产业体系之中，借东部之“船” 进入海外国际市场，从而使甘肃的资源型产业，成为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中介的开放式经济循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将促进甘肃产业结构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流联系在一起的。东部地区要进入国际市场，必然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提高产品价值中的技术含量。为此，促进产品结构的更新，就成为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八五” 期间和今后10年，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建成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大趋势的前沿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