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转型的社会要素也在增长，其中有些要素也逐渐接近转折点。
二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向。在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参数系统中，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少数民族地区，尽管转移规模和速度慢于全国，但这种趋向已十分明显，而且势头越来越强劲。1987年底，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等多民族省区，从事乡镇企业的人数只有470万人，占总劳力的5%左右，到1990年则达到770万人，3年中将近翻了一番。
另外，城镇功能的相对扩张也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向。相对扩张主要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步同周围的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有机联系起来，通过城市的综合功能或单向功能的相对扩张、渗透，形成新的城镇密集群或新的经济社会区域网络，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这种趋向在云贵川、陕甘宁、青新藏等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如云南的昆明城镇群，已有4区8县和28个县辖镇，人口300多万，并已实施把昆明周围的个旧、曲靖、开远、玉溪、大理、楚雄、保山、昭通等市建成中等城市，把安宁、晋宁、宜良、禄丰、富民、宣威等县城建成小城市的计划，使昆明城镇群逐步扩展为滇中地区城镇乡一体化发展网络。在这些地区，城乡优势结合、相互扩张交融的趋势日益强化，为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看到了城乡分割隧道尽头的亮光，看到了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未来趋向。
三是连片滚动趋向。“连片滚动” 是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以发挥各地优势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扬长避短、异质互补为特点而建立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和协作区。这种以区域协作为形式的联合，牵动了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金融、物资、人才、文化的交往与结合，带动了社会转型要素的流动和重组，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新趋向。
据不完全统计，在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相邻地区，跨省区、跨地区的区域合作和经济网络组织已有东北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赤峰市等）、西南五省（区） 六方经济协调会（包括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和四川省及重庆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60%）、桂西南经济技术协作区（包括南宁市、南宁地区和百色地区）、湘鄂川黔桂毗邻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民族自治县占113个县的1/3多）、滇桂黔边区四地州经济协作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6%）、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4省区） 等。这些区域联合和协作组织，虽以经济的交流与互补为目标，但它们又是一个集聚城镇、人口、工业和科技人才的经济社会交流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的上伸下延，把区域、城镇群、企业群和广大农村连成了一片，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滚动式发展，为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
四是单质突破趋向。“单质突破” 不是以往那种单项经济指标的超常发展，而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己的地理区位优势，实行沿边开放战略，从而带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我国内陆边境线长达2．1万公里，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占1．9万公里，分别与15个周边国家接壤。在全国138个边境县中，112个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全国32个国家重点口岸中，少数民族地区占23个；180个地区口岸中，少数民族地区占120个。但在过去，由于开放程度低，少数民族地区处在对内对外的双重封闭之中。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在边境地区以边民互市为先导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发展战略。特别是1992年以来，沿边开放骤然升温，范围不断扩大，贸易额急剧增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致富，一批边境城镇拔地而起。昔日落后封闭的边境民族地区很快进入了高分化、高流动的转型过程。
实践表明，从边民互市、易货贸易到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从活跃经济、兴边富民到推进区域性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从一县一市的兴边计划到沿边开放型战略的确定，标志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沿边开放这一单质突破，不仅像一台巨大的发动机，使民族地区经济有了新的启动力；而且又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集聚着社会转型的多种要素。现实已表明，随着沿边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社会观念的变化更新，都将不断加快，社会转型的演进过程将随之出现质的突破。
载《社会学研究》 1994年第1期。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整合
———兼论东南沿海地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马东平
我国回族主要集中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陕西，中原的河南以及西南的云南等地，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 地区回族分布相对少。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西北、西南各地回族的伊斯兰文化较为浓厚，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则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伊斯兰文化。但追溯历史，东南沿海地区却是回族先民十分活跃、伊斯兰教兴盛的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呈现如此大的差异，是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经过整合而形成的结果，是两种文化在长时期里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特别是就东南沿海地区而论，这种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占了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而且长期以来，汉族同周围各族的交往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显示了优势，这使得中国人（主要指汉族） 在文化上养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总以中国本位的观点来理解和评估其他民族的文化，把其他民族看成“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的“化外之民”，如在少数民族名称上加上犬、羊、虫等偏旁，如羯、猺、闽等。中国人认为中国不仅在地理上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上的世界中心。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甚为矜持自己的文化传承，深具自卫性的排他倾向，一直深信中国文化具有同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力量，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不管中国文化是否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但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在具有排他性的同时，又宏博精微，兼容并蓄，的确是具有同化包容的力量。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排他又包容的矛盾统一性，才使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伊斯兰文化的壁垒并渗透其中，这在儒家思想更加浓厚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明显。
有了伊斯兰教才有了伊斯兰文化。换言之，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的产物，他们两者可以说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中国的伊斯兰教未得到统治者的扶持，这是伊斯兰文化从属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佛教、道教等一度被统治者所器重，但伊斯兰教从未真正被统治者扶持。在回族先民入华初期客居中华时期，统治者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至多做到尊重而已。到了元朝，大量回回的迁入，使色目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但他们的宗教、文化并没有被重视和扶持，因为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他入主中原，本质上是外来的统治政权，他原来的文化均不适于用来统治中原地区的民族，因此他必须选择一种文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儒家文化已在中原存在上千年，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所以元统治所依赖的文化也非儒家文化莫属了。因此，伊斯兰文化受到大大限制，甚至排斥。清代满族统治者也适合于这种情况。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得到扶持，而且还遭到摧残。如东南沿海地区在元末明初发生的反色目人浪潮，在这场动乱中，被屠杀的不仅仅是回回统治阶层，而是“凡西域人尽歼之”，连无辜、善良的普通穆斯林亦不例外，被杀戳的回回实无从计数，当时来泉州贸易的异国穆斯林商贾，获知后纷纷启航外逃，长期留居泉州的外国穆斯林及其后代，为避杀身之祸而逃入深山，避居海边或远走他乡，幸存的回族，为谋求生存，只好改姓易名，放弃伊斯兰宗教信仰，改变传统的回族风俗，这场浩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汉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明代统治者所颁布的那些禁止姓胡姓、说胡语、胡人之间相嫁娶等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回族的汉化；就现代而论，解放后在“文化大革命” 时期对伊斯兰文化的破坏就更加速了东南沿海地区本已薄弱的伊斯兰文化的消匿速度。
东南沿海地区是回族先民较早定居的地区，这是伊斯兰文化在这儿较薄弱的一个客观原因。中国回族先民最早在唐代首先从海路来华定居在沿海地区，到了元代以后，才大量从陆路来华。时间的长短是影响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融合是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不同文化之间接触机会多，所以互相吸收、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比时间短的要深和广。正因为如此，虽然回回先民刚一定居东南沿海地区，就修建清真寺，如古老的杭州凤凰寺、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等，而且也保持着自己的伊斯兰文化，但随着时间的迁移，回族的姓名、语言、文字、衣食的中国化，也就不能不渐渐影响到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样使伊斯兰教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渐衰落下去，致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到回族中间。
伊斯兰教自己的一些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深入到回族中间去。伊斯兰教在中国不是靠武力来传播的，也不像基督教那样为了传播宗教而设立统一的教会组织和专职传教士，也不主动向非穆斯林传播伊斯兰教，它的传播只局限在穆斯林内部，如果某人的长辈是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他（或她） 本人也信伊斯兰教。外族归皈伊斯兰教的主要来源也就是结婚配偶中一方是信伊斯兰教，那么另一方和他们的子女一般也遵从伊斯兰教。因为没有什么大的信徒来源，所以，东南沿海信仰伊斯兰教的教众从人数来看，没有什么大的扩展。而且明清统治者推行“徙民实边” 政策，尤其将东南沿海一带的回民迁徙到西北、中原等地的做法，也人为地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回民繁多的状况。回族人数的缩减，又因处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不能不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宗教生活受到影响。而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的衰弱，使伊斯兰文化也逐渐变异。
再从伊斯兰教传入的时代背景来看，也可窥见伊斯兰文化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伊斯兰教是唐朝传入的，而在这一时期，在两汉魏晋时期传入的佛教己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逐步在中国立足。在唐代，佛教不仅在国内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突出位置，而且还广泛影响到周围各国。此时，佛教传入时间比伊斯兰教长，而且佛教信徒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范围遍及国内各地甚至周边国家。而伊斯兰教刚刚随入华蕃客而传入，可能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跟佛教一样的宗教，而认为它只是那些蕃客的异俗而已，基本上只得到唐统治者和臣民的尊重而已，并没有引来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
除佛教外，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了统治者准许建寺传教，而且得到了唐代六代皇帝的优待，前后活跃了200多年，最后由于唐武宗“灭佛” 大秦景教受牵连而在中原消失。从当时文献记载唐高宗时的景教“法统十足，国富之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看，当时景教是较活跃的。景教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入华，而伊斯兰教则随入华经商的蕃客而传入中国，所以景教入华带有“自觉”性质，而伊斯兰教入华则带有“自发” 性质，由此可以推断，唐时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如景教那么大。
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因素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同伊斯兰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占据了优势，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呈现出不断汉化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北方民族如匈奴、羯、氐等游牧民族曾多次进入中原，有的还建立了全国性或地方性政权，但他们都如昙花一现，最后消融于汉文化和汉民族群体之中。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按这个规律，回族的先民应被汉文化或汉族群体所融合，但事实上，回族凭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55个少数民族中的大族，伊斯兰文化凭其庞大的综合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更值得提出的是，在汉文化特别浓厚的氛围中，在汪洋大海般的汉族生活圈中，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尽管人数不足60万，但仍能历千年之久而始终顽强地立足于社会之中，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中占80%以上的主要成分，其主要原因是：
回族在元末明初已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使由于汉文化的同化，回族失去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民族思想意识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是联系回族之间感情的精神纽带。况且伊斯兰教使回族有着特殊的风俗习惯，即使东南沿海回族习俗逐渐汉化，但清真寺成了他们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清真寺往往是回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回族一般围寺而居，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宗教信仰虽然懈怠，但却也能热心地响应着清真寺的号召。所以，回族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有着生存下去的牢固基础。回族的伊斯兰文化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包围和浸透下存在上千年，另一个重要原因，伊斯兰文化在入华时期就是东方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它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综合体。要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在短时间内消失，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同为东方文化，他们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通之处，彼此还能容忍。所以，伊斯兰文化来中国后就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接纳了伊斯兰文化，在17世纪兴起的以南京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就是基于这两种文化找到了结合点而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