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河东红军主力后来未实行战略大转移，则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建议红军就地坚持，“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以上证明，后来被命名为西路军的“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党的战略计划改变的结果，是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
五、“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这一观点在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一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该书的《血战河西走廊》 一章，用长达三万六千余字的篇幅，引用大量的原始电报、指示、文献等历史资料，印证和说明上述观点。
六、后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渡黄河西进，并未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 第215、216页上说：1936年10月，“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等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 前进了’”。
这些话的意思，显然是说后来组成西路军的红30军、9军、5军渡黄河西进，是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的。
然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第374页上，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证据，说明彭德怀当时不但知道红四方面军之30军西渡黄河，9军继续，而且布置“四方面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会宁之敌”。该书称：1936年10月“二十五日十六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乙、已提出布置意见如下：1. 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击会宁之敌……’”。
前后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前者是回忆，后者则以电报为据。因此，后者更令人信服：
后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渡黄河西进，当时的彭德怀完全知道。
非张国焘路线论者的主要观点，就是如上六条。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既然西路军的失败并非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致，那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可归纳如下七条：
一、任务多变，且超出西路军承受限度
西路军任务之变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至少有六次之多：“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飘忽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这对西路军有限的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了一时的策应作用，但毕究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2） “要求西路军在永（昌） 凉（州） 地区和临（泽） 高（台） 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从地理条件看，河西走廊褊狭；从民情条件看，群众基础薄弱；从物产看，粮食储备仅够供西路军半年之用。这些都是创建根据地之大忌。
更重要的是西路军四面受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
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战场主动权即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和态势。它是决定战场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西路军之所以逐渐丧失战场主动权，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任务多变，徘徊不定造成的。具体讲，则有如下几条原因：（1） 违犯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外线作战的速决原则。（2） 未能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从主观上讲，正如徐向前所自我批评的：开始“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从客观上讲，由于奉命建立根据地加之河西走廊走势狭长，堡寨稀疏，致使西路军不能集中。（3） 不能打运动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特别是外线作战中，我军主要靠运动战去消灭敌人，争取主动。“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 旷日持久，没有援应。这就势必导致被动挨打的局面。（4） 由于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我军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无从发挥。上述种种，使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导致了最终失败。
三、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人们就已经明白军事将领必须机断专行的道理。机断专行，不是分庭抗礼，而是为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指挥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临机决断，灵活制敌。西路军作为一支肩负独立作战任务的大军，其最高指挥员恰恰缺乏这一点。其原因有三：“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在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 “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 “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对于上级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 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标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 三是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副主席和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虽向上级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郁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
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三天，即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曾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就当时而言，这话过于乐观了些，也可以说对蒋介石有些轻信，因为蒋介石回南京后，还有调集大军威逼潼关之举，且自始至终都未曾制约过马步芳、马步青对西路军的进攻。尽管中央企图通过与蒋介石谈判，制约二马，减轻西路军的压力，愿望是良好的；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努力也是可嘉的。但“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五、对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反动性和战斗实力估计不足
就反动性而言，马步芳、马步青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他们的地盘面临丧失的危险时，其反动和凶狠较之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红军长征刚到川北时，二马就在青海边界和黄河西岸构筑工事，设立防线，严防红军西进。就是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们也从来未曾动摇过坚决拥护蒋介石、反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立场，对西路军的进攻也只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暂时停止了一周左右。西路军失败后，他们对西路军余部的追击，对疏散将士的搜扑，全都极尽扑杀之能事。对此，中央估计不足，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也估计不足。中央估计不足的主要表现是：西路军失败前，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西路军之危；西路军失败后，又希望通过谈判和个别人员的活动，营救西路军余部和被俘将士，应该说，这些努力是十分可贵的，完全应该的。但在马步芳、马步青那里基本不见成效。
对西路军主要领导者而言，则表现在对马步青部的宽大方面。西渡黄河之初，马步芳之援军未到，只有马步青的部队。西路军各方面都占优势，歼其一部或大部是完全可能的。但却在锁罕堡放走了围而待歼的马禄旅六百余人，在五佛寺放跑了补明山旅，在土门又释放了马步青之工兵营，这事对统战工作虽也起了一点作用，但十分有限，从根本上讲，他们没有放下屠力，而是仍然和马步芳部一起追剿西路军，搜扑西路军流散将士，只是没有像马步芳那样大量活埋和残杀西路军被俘将士而已。
从战斗实力而言，西路军主要领导者最初存在着严重的轻敌思想。1936年11月11日，西路军刚刚进至河西走廊东端的古浪、大靖和土门一带，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主要领导者：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复电是：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坚决完成任务，现不利于返回河东。这一认识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不仅因为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情条件十分不利，单就军事实力而言，西路军也处于明显的劣势：西路军只有疲惫之师21000余人，而马步芳、马步青则有包括7个骑兵旅和炮团在内的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不但剽悍顽劣，而且粮弹兵源供给不乏。这样的实力对比，西路军如能付出部分代价后，迅速通过长达两千余里的河西走廊，打到新疆就算胜利。“消灭二马” 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西路军“开始西进时，对敌马家军估计不足，未能集中兵力给以沉重打击，迅速打开战局”。
六、“敌众我寡”
这一观点以1991年6月第二版的《毛泽东选集》 有关注释为代表。这一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同题》 一文第25条注释是这么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此论正如本节五条所述，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可以的，但作为西路军失败之唯一原因，则说不通。红军作战史上，敌众我寡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五次反“围剿”、长征等等，何以唯独西路军惨败并几乎全军覆灭呢？
因此，必须重点从红军内部来寻找原因。
七、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的失误
对此，《红四方面军战史》 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开始西进时，对敌马家军估计不足，未能集中兵力给以沉重打击，迅速找开战局。高台失利后，亦未能采取断然措施，迅速脱离险境。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时，如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央指示：‘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个旅各个击破之’ 的方针，不分兵略取古浪、凉州，而全力对付追敌马元海部，歼其一部，挫其凶焰，作战就会主动些。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形势已对西路军极其不利。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又有‘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你们自决’ 的指示，未能下决心不惜牺牲一部，排除万难，迅速东进或立即向西冲，而是固守倪家营子，坐待消耗，直至这支饥疲之师弹尽粮绝，遭到失败。”
应该承认，这些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结 论
综合分析上述各节，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张国焘路线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大量的原始文献和电报证明，的确如徐向前所言：“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对此，恐怕已无多少疑义。
有人的疑义在于：（1）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有无影响？（2）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 所说的“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又作何解释？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按《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的有关章节所言，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即是如此，也并不等于张国焘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因为形成并不等于失败。西路军形成后，如战略战术得当，仍存在着胜利的极大可能性；何况西路军之命名、战略任务和具体行动，都是由中央和军委规定和指示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作如下解释：第一，张国焘当年可能真的引咎自责，承担过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西路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而张国焘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者，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 与他有关并不为过，何况他犯过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当时正在清算他的错误。此时，由他来全部承担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也势在必然。第二，张国焘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他“引咎自责”，“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恐怕还包含着说他自己品格高尚的目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目的在说毛泽东不好。因为张国焘紧接着说了如下的话：“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不予理会。因此，……—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二、非张国焘路线论者的六条理由，是充分的，有说服力的。可以认为，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主义路线，在1936年6月撤销第二中央，同意率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时，已基本结束。就是张国焘仍有顾虑，有“贰心”，有影响，也不能就认为是张国焘路线。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张国焘同意和支持西路军西进，及其个别电报中的个别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