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所珍藏之状、牒作品有数百件之多，但其文体职分似乎不甚严明。如在“状” 文中，既有在体例上与牒文并无明显差异的通事函件，又有打官司一类的诉状；而在“牒” 文中，则又杂有一些告示之类或者是寺院所用的文牒等。这些作品，因其主要为治实务事，所以大多不太讲求文辞修饰，内容亦相对枯燥乏味，一般并不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然而毕竟数量广大，可读可赏的篇题也是偶或有之。如状文中之《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使□□□县丞张胜君等状》 （S.2589）、《肃州防戍都给归义军状》（S.0589）、《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宴状》 等，不仅内容涉及关防事务，从中可以窥探到当时河西政治军事形势的复杂多变，而且散行为句，口语化辞色甚浓，浸透着作者深挚的乡土情愫；如牒文中之 《出家牒》 （S.4291）、《节度押衙知司书手马文斌牒》 （S.2673）、《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 （S.0529） 等，则又尚四六骈俪，辞采华耀，所涉事体反映出一些少见的生活实态。这些篇目，无疑都可称为此类作品中的佳构。在敦煌遗书中札仅存一种，即P.2826之《于阗王赐张淮深札》。敕有多种，如P.2709之《赐张淮深收瓜州敕》、P.4631之《金山白帝赐宋惠信改官敕》 等。但这些多无文学意味。
表、上书、奏，均为上达帝王的奏议体文字，虽然其具体功用自汉以来各代自有定规，但大体上都是以通达国事，忠言献替为的要，无非是“陈情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而已。状，本为奏议体中之“对状”，源出汉终军《奏对诏问徐偃状》。牒，为古代简便公移，《文心雕龙·书记》 云“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可明其意。然而在敦煌文献书中用于通事之状与通事之牒相类的情况，不惟在一些作品中即有互说，如《马文斌牒》 中云“谨随状呈上”，《刘少宴状》 中亦言“牒件状如前，谨牒”；晋时苟勖亦有《奏条牒诸律问列和意状》。或在唐以前，状、牒之称名及功用已可互替？对于敦煌公函文书的文学性论述，有颜廷亮主编之《敦煌文学》 中《表·疏》 篇（杜琪撰文）、《状·牒·帖》 篇（李明伟撰文），以及《敦煌文学概论》 中《敦煌文》 一章，可资参见。
2． 书信。其体类包括有书、启、帖等，数量亦十分繁富。虽然，其多数作品篇幅短小，但因其所具事由生动鲜活，传达着一种敦煌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信息和生活内容，且言语文而不侈，活泼有趣，字里行间显露着作者的真实性情，所以大多均有可读之处。如S.076之《宗绪书状》，就反映了敦煌社会一种请人伴读，亦需整办束修的状况，朴素谦诚的言辞中亦隐现着作者为人处世的温厚笃实；再如，S.0526之《武威郡夫人阴氏与某和尚书》 以及S.5394之《宰相兼御史大夫张文彻上启》，前者为一场口舌是非“颇甚烦恼”，后者为其有窝藏侄男盗窃之嫌“谨具申闻”。书启人虽均为敦煌社会上层人物，但都是口语风格，明白如话，作者人格之猥琐或谨慎也是昭然纸上。如此等等，这些包含着各种人生世态的乡俗遗文，无疑都具有“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于寸心”的文情笔意，从而使敦煌社会的风俗人情画幅一般的展现在人们眼前。然而，在敦煌书信文中，却有另外两篇才性异趣而篇幅亦很有规模的作品需要特别提及。
（1）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藩书》 （P.2555），作者窦昊。是书为“书” 体文中之辞命一体，虽然系以肃州刺史刘臣璧个人名义答复吐蕃一位“秉东道数节” 的上赞摩（相当于副相） 射婆萼的一封私函，但通篇涉于私情者不著一语，洋洋千言的要旨尽在休战言和的军国大事，实为验证当时唐蕃关系的一件重要文献。该书首先回顾了玄宗时代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云：“昔我开元圣文神武太上皇帝登基之际，与先赞普神韵契合，豁辟开关，开荡宇宙，扫四海寰廓，并两国一心。公主下降于紫霄之中，远适于黄河之外；镌铭裂土，誓不相侵。尽日照为天疆，穷沧溟为地界。是知舅甥义国，天然有之乾坤，道外合星，众所感缅。揽明信碑契犹在，五十年间，斯副何远。” 接着笔锋一转，以痛切的语调言及近年来由于民族失和，给唐蕃两地造成的战争危难，指斥蕃方“违天背盟”，“暴振干戈”，首开边衅，陷瓜州、玉门于扰攘之中，唐将哥舒翰又“拥关西之师，棱威奋伐”，“入苑秀川，开地千里” 亦“使蕃不聊生”。由此而感慨生情道：“盖知祸福相掩，盛衰更朦，废兴有时也，得失常道也。且天者，父也；地者，母也。父母之开而生万类，若损一物，天地为之伤和；好动干戈，爱其杀戮，违天之慈，得无祸乎？违地之意，得无害乎？使两国反复兵戈相诛，莫不由此，良可悲也。” 随之，便不失时机地对上赞摩提出规劝，希望他能够说服蕃王“罢甲兵于两疆”，不要趁安史之乱而忘却了舅甥之好，“反更侵渔，袭人之危”。此一席话不独慷慨激昂，义正词严，且抑扬得体，很有分寸，事理逻辑也十分清晰。同时，该书在写作手法上也是值得称道的。首先，作者虽用骈俪成文，但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语言格式，而是依据事由陈述的情感起伏，短句散行并兼使用。这就既保持了骈文妍美的声韵色泽，又形成了一种跌宕有神朗朗上口的口语风格。其次，作者不仅很注意辞语上的对仗工切，也十分巧妙地在文章中多次运用对比描写，如其中对于唐蕃两方的通好与失和的追述，对于吐蕃和肃州两地自然境况的表述，都是以一种两相比照的写法达成，从而含蓄地对蕃方“贪他而损人” 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再次，此书几乎通篇不用典，唯在注重具体事实的陈情达意。这在当时一般应制文字中也是极为难得的。
窦昊，两唐书中均无传，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中载其为“宁远将军”。据法人戴密微以书中“今我河西节度使吕公……拥旌旄四载” 的线索考证推断，此书的写作年代为公元762年，即唐代宗宝应元年。那么，窦昊其人之生世，当在玄、肃、代三朝时期。
（2） 《穷囚苏子卿答李陵书》 （P.2498、2847、3692等），作者佚名。是书则为“书”体文中之论辩一体，尽管是托名苏武，旨在对汉将李陵叛降失节从封建伦理角度提出指责，且文字平平，思想浅露，与世传之《报李陵书》 无以颉颃，很可能是“殆出沙州学人之手”，但现存抄本多为五代时期，论情辩理亦显详达周备，在一定程度上也颇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河西民族战乱矛盾中的一些思想面貌。如书中论辩李陵“罪有七条”，其中四罪都着笔在军事方面，对一些细节具体而微，以“无辜苍生枉被烹宰”、“枉陷五千之卒”、“为将不能励其兵” 和“陷他人于沟壑” 等刻刻在念，或可看为人们假托李陵、苏武的典故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物的隐讳批判。
书、启、帖虽同为书信笔意，然在中国古代文体中，其沿世功用以及行文准则又自有分干。如“书”，自春秋列国大夫相与往来已作为一种私人间的平行告述而盛行，《左传·昭公六年》 “叔向使诒子产书” 即如是，“主于箸写事情，拟用唔语”则为其文字方面的基本特征。而“启”，其称名是由启———“开也” 这个开信的动作演化而来，据 《释名·释书契》 “启亦诣也，以告语官司所诣也” 的解释，可见是在东汉时方才流行，原也是上达帝王之文的奏议体之一，《文心雕龙·奏启》 所称“用兼表奏”，“必敛饬人规，促其音节，辩要轻清”，即其形制大略。就此而观，至唐，启已不限于奏御。在敦煌遗书中之《宰相张文彻启》 虽不失前规体用，但在语言上却近于散化口语，而《咨启某和尚》 以及S.4220之《愿学启》，就径直是常人生活小启了，此正说明了一种文体变革渐趋开放的情势。帖，《说文》：“帖，帛书署也。” 亦可见是发源甚早的一种书信文体。清人吴曾祺《文体刍言》 云：“其文亦以善于用短为贵”。对于敦煌书信作品的文学性之论述，有《敦煌文学》 中之《书·启》 篇（杜琪撰文），以及《敦煌文学概论》 中之《敦煌文》 一章，可资参见。
3． 契约。敦煌遗书中的契约文书相当蓐杂，存数有数百篇，内容包括有买卖、借贷、雇佣、租佃、质典、分书、放书、遗书以及社约文告等等。但作为散文作品可读的篇目，主要是集中于一些有关人身关系的契约中，数量亦有数十篇之多。如S．6337之《家童再宜放书》，即在一片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华美辞饰下，不但为严酷的阶级压迫制造种种理论根据，将人世的贫贱富贵归结为宿命前因，而且将主人一方的狰狞面目伪装得堂而皇之。明明是见“家童在宜” 日将向暮（其言“皈管五十余年”，即使从十岁算起，已逾六十开外），年老力衰，了无血汗榨取价值，不愿白白养老，想以驱赶了事，却还大讲了一通“念此孝道之心，放汝出缠黑网。从今而后，任意宽闲，选取高官，充为公子” 的空话屁话，并信誓旦旦，以山河日月为证。诚可谓是巧言令色的杰作。至于遗书，自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嘱托后事、处分遗财的同时，均蕴含着对于生命和人世牵挂的殷殷情味，因而都不乏动人心旌之处。而如S.2199之《尼灵慧唯书》，则又殊有别致。叙述女尼灵慧于弥留之际以“家生婢子威娘，留于侄女潘娘”，一个寄身佛门的女尼生世尚有“家生婢子” 随从，不光此尼身份动人思量，且于当时的寺院僧尼生活之境况也可想象一二。
契约，亦称“契券”、“契约”，肇端于 《周礼》 质剂之制，主于约信彼此，与符相似。是一种典型的应用文书，其种类也相当繁复。但在中国古代此类文篇可入文学范畴者仅有汉王褒之《童约》 一例，为一篇寓言性的赋体俳谐文。《骈体文钞》 评校者云“不能有二，后世亦未见有仿写之者”。敦煌遗书复出，不独在契约文中多见与之气味相通者，在书仪作品中同声相应者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敦煌契约文书的辑录，始于1925年出版之刘复《敦煌掇琐》，收入有10余件。自此而后，中外学人辄有增补。其中，相对重要的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之《敦煌资料》 第一辑，收有近130件；唐耕耦、陆宏基合编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收有180余件；日人山本达郎、池田温合编之《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契约篇》，收有250余件。迄止目前，收录最为完备者为沙知之《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收有300余件。对于其文学性之论述，有颜廷亮主编之《敦煌文学》中之《契约》 篇（王公望撰文），以及《敦煌文学概论》 中之《敦煌文》 一章（李明伟撰文），可资参见。
二、祭悼祝嘏类
此主要是指一些应用于时礼俗规以及佛道二家宗教仪轨的文篇。其体裁亦相当芜杂，按其功用，也大致可分为哀祭文、祈愿文、道场文三种。
1．哀祭文。其体类包括有祭文、奠文、吊文、斋文、行香文、临圹文、追七文等，S.381、S.1477、S.1725、S.2832、S.5637、S.5639、P.2614、P.2385、P.2622、P.3163、P.3213、P.3214、P.3556、P.4978等卷，是为专卷，加之其他散抄，总数约在150篇以上。这些作品，大多浸淫着浓厚的情感色彩，且在文字上很为讲求，因而几近篇篇文采风流，富有文学美感。追荐亡灵，即辞沉韵哀，情动悲苦；祭祀神佛，则毕诚至敬，绚言朱蓝。愈为上乘者，还能够斫破陈章旧规，广寓极况。或以简练之笔墨，将死者的音声形貌勾勒得栩栩如生，如P.3129之《李侍中为亡男十五郎追七文》 等；或假以宏阔之想象力，将天堂仙界的景象气氛描绘得宛在眼前，如S.4081之失题名祭文等；或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敦煌当地的山河风光形容得非常生动宜人，如S.343之《都河玉女娘子文》 等。至如一些祭马文、祭牛文、祭犬文等，内容更为奇特，不仅不惜辞费郑重其事地为役力畜生设之一祭，把它们的毛色习性和人畜之间的特殊情感刻画得十分传神，有的篇什还借题发挥，进一步使祭祀人自身的生活状况及胸中块垒得到表现和发诉。如S.1477之 《祭驴文》，其对驴子往事的一番追述，就贯穿着许多本人终生难忘的凄凉遭际；在抒发骤失役力的哀痛时，就处处流露着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闪烁于字里行间的谐笑歌哭之相，更是把“穷措大”———般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或有抬肩拱臂，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醋之貌”映现得彻里透外。而其语言之通俗浅白，也是充满着日常生活话语的鲜活之趣，极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