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晚清革命派的小说理论
颜廷亮
晚清时期是我国小说理论史上的一个新时期。长时期来，晚清小说理论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晚清小说理论就是改良派的小说理论；革命派小说理论并不存在。但是，这种看法是并不正确的。晚清革命派不仅有自己的小说理论，而且他们对小说的理论探讨还是有重要的建树的。
当革命派步入历史舞台的时候，改良派由于把群众的落后愚昧视为改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极大的努力，以便达到其“新民” 的目的。改良派这种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抓文学，特别是大抓小说，搞所谓“小说界革命”。
面对此种情形，革命派的情况如何呢？他们并未无动于衷，而是也起而运用小说宣传革命，抨击清朝反动统治，批判改良派。他们不仅在其所办报刊如 《浙江潮》、《江苏》、《四川》、《国民日报》、《民报》 等上面竞相刊载小说，而且还创办了《小说林》、《扬子江小说报》、《中外小说林》 等专门的小说刊物。同时，他们当中的不少著名人物，都曾以小说为武器之一，进行革命鼓动工作。有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邹容、秋瑾、蔡元培、苏曼殊、柳亚子、冯自由等，都曾创作或至少提倡过小说。既然如此，就有一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如此重视小说的、晚清时期最进步的政治力量，能够没有自己的小说理论吗？显然，不可能没有。客观事实也确实如此。
首先，当年的革命派是有自己的小说理论家的。即以研究者一般都会提到的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狄平子、金松岑、徐念慈、黄摩西、王无生等来说吧，其中有好几位就是革命派人物：金松岑很早就是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发起组织过该会吴江同里支部；徐念慈很早就参加中国教育会，并担任过该会常熟支部的负责工作；黄摩西此人，众所周知，很早就和章太炎、吴梅等政治上相投合，后来又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中坚之一；王无生是被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划归改良派的，但他早就参与了有名的国学保存会的活动，并在该会所办“谈学术而兼涉革命” （鲁迅：《热风·“一是之学” 说》） 的《国粹学报》 上发表过《张国维传》 等明显反清的文章，还曾和于右任、杨笃生等共同创办过有名的革命报纸《神州日报》，是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此外，章太炎、黄世仲、黄伯耀、胡石庵以及早期鲁迅等也都撰写过小说理论文章，而他们之属革命派，是毋庸赘述的。
其次，晚清小说理论著述的代表作，有许多都出之于革命派之手。就以《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小说丛话》、《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缘起》、《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话》、《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等来说吧，这些是研究者公认的晚清小说理论代表性著述的几乎全数了，而其中多数的撰写者就是革命派：《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 的作者是金松岑，《余之小说观》 和《小说林缘起》 的作者是徐念慈，《小说林发刊词》 和《小说小话》 的作者是黄摩西，《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和《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的作者是王无生。就连梁启超编刊的《小说丛话》 中那个署名“浴血生” 的也实际上是个革命者，他在为《小说丛话》 写关于小说的文字的同时，就曾在《江苏》 杂志上发表过赞颂因从事革命而被捕入狱的邹容的《革命军传奇》。
第三，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在其关于小说的理论著述中表明的基本观点，也是有别于改良派的。比如，关于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梁启超等人一反过去社会上对小说十分轻视的态度，给了小说以重要的地位。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走向极端，甚至宣称小说可以左右人生、创造世界。革命派则不然。他们也重视小说，但他们却认为是先有社会生活，而后才有小说。徐念慈就曾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新，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 （《余之小说观》） 黄摩西也曾指出：“小说之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 （《小说小话》） 再如，关于应当如何看待我国小说遗产问题，梁启超等人一般来说是全盘否定我国古代小说的。在他们看来，我国古代小说无非是些诲淫诲盗之作。革命派呢？不仅不全盘否定，而且从总体上给我国古代小说以肯定性评价。在他们看来，我国古代小说虽然“有好有不好” （王无生：《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但不仅有象《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好作品，而且有因“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 而作的优良传统（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又如，关于小说的艺术性问题，改良派虽然也曾论及小说的特点，但一般并不怎么以艺术性的高下为意，而是仅仅从思想政治倾向上要求小说。革命派虽然总的说在小说创作上艺术成就不怎么高，但是在理论上却意识到了艺术性的重要性。黄摩西甚至十分尖锐地指出：那些从事小说创作而又声称“吾不屑为美” 的人，不仅是对小说“名相推崇而实取厌薄”，而且是在“吾国文明仅于小说界稍有影响” 之时“中道为之安障” （《小说林发刊词》）。总之，当年的革命派对有关小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认识的。
可见，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进一步讲，当年的革命派不仅对小说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而且他们的这种探讨还是有显着的成绩的。对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问题的论述，即是一例。同时，我们知道，改良派的小说理论是极力主张小说为他们的改良活动服务的。革命派对此自然不会苟同。在他们看来，小说创作应当是能够鼓舞人们为“建新共和”、“退虎狼之强敌” 而奋斗的，特别是能够激励人们“奔走党事”、图“汉族之光复” 的（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这样，革命派就把小说同当时最进步的政治力量联系了起来，从而也就表明革命派小说理论是晚清时期最进步的小说理论。最后，还应当看到，革命派小说理论标志着晚清小说理论在其自身发展中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晚清小说理论在开始时，总的说还是改良派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同盟会成立以后数年间，改良派很少有影响颇大的小说理论著述出现，而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及其有影响的小说理论撰述却大量涌现出来，打破了小说理论领域中改良派旗帜独树的局面。革命派小说理论在晚清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这里是清楚地摆着的，因而也就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当然，当年的革命派小说理论还是并未充分发展的，因而也就并不怎么成熟。须知，当年的革命派本身就是有许多弱点的，他们的小说理论不可能不将这些弱点这样那样地反映出来。今天看来，他们的小说理论存在的问题也确实不少。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给他们的小说理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更不妨碍我们承认他们的小说理论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历史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
原载《光明日报》 1983年2月8日第3版《文学遗产》 专栏。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83年第3期全文转载。
“超越” 还是否定
———用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
刘珙
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谬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一部完整论述文艺的专著，但是在他们所构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殿堂中、尤其是在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价和通信中都展露出了他们文艺美学思想的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是迄今为止人类文艺科学史上最科学、最完整的理论。
几年以前，出现了一种力图“超越”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观念更新” 热潮，其中有一定影响的理论，便是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中有相当影响的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 和“修正”。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理论接着一个理论的证伪”。他还用这个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也是需要被证伪的。反过来说，不被证伪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的理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伪了，即是说已经成了过时的理论。波普尔的这个观点在我国文艺理论界有一定的市场，已经搅浑了一些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一番认真的剖析。
一、波普尔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及谬误
卡尔·莱曼德·波普尔是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的思潮中，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 成为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的代表人物。
1922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音乐时，便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恶感，并开始酝酿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 （1935年）。在1963年出版的《猜测与反驳》 论文集中，他更直言不讳地宣称：我的理论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中发展起来的。
波普尔的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三个世界的实在性理论”、“证伪论” 及“科学革命学说” 三个部分组成的。其理论本质是“证伪论”。他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时，提出了著名的“证伪论” 或“否证论” 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即：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因此，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 或“可否证性”；对科学来说，只有“否定的事例”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 的标准即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并宣称“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驳倒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并且把观察和实验的目的归结为“在于说明我们的一些理论是假的，从而刺激我们提出更好的理论”；最后得出结论：不管经过多么严格检验的理论也可以被推翻或纠正，任何科学理论总归是假说，一个理论进步的标志主要是看它“可证伪度” 的高低，“可证伪度” 越高的理论，它就越科学，“可证伪度” 越低的理论，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就越差。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占星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宗教、神话等捆在一起，都列入伪科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入“伪科学” 的理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将胜利的预言，出现了一种“约定论者” 的不被反驳的理论，这样就降低了理论的科学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不能证伪的理论，变成了“伪科学”。
显然，他的这种证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十足的反科学的谬论。
波普尔的“证伪论学说” 强调一切科学理论只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即认识上的不完全性、近似性，都有被反驳、被证伪的一面。因此它重视科学性矛盾体的“可否定事例” 及“可否定因素”。但波普尔错误地走向极端，他无限夸大了事物矛盾中“否定因素” 的方面，将科学的本质归结为“可驳倒性”，即在于它的“伪” 的方面，这就使他完全站到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去了。片面夸大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不懂得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法，得出了荒谬的结论：“我们的科学不是认识：它永远不能达到真理，甚至不能达到它的替代物：可能性。”波普尔的“证伪性” 理论提供了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证伪” 的方法，即“猜测和反驳” 的方法。认为科学是由假设和推测所构成，他说：“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被看成是确定地确立或证实了的，它们都是假设性的。” 即某种科学理论的提出，是人应付环境的一种“随机” 的“臆测”，是靠内心直觉产生的主观“预期”，一切理论只不过是“近似于试探着说谎”。“我们并不能认识，我们只能猜测”。波普尔的这一理论谬误就在于，宣扬了一种不可知论，是完全不符合世界物质运动规律性及人们对这一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科学规律性的。社会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在未被我们认识以前，发生着盲目的、失控的作用，可是一经我们认识了它，认清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响，认识了它的运动规律，那时我们就可以驾驭它，实现我们的目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而波普尔的“不能认识” “只能猜测” 的论点，则是一种停滞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波普尔的“证伪性” 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曾一度被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及自然科学家所推崇。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大分化、大瓦解、大改组，孕育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上的“躁动” 与“不安”，世界期待着一场“突变” 式的跃进，而波普尔的证伪科学方法论迎合了那种激荡时代的激荡心理。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弱点已逐渐为科学家所认识，并且受到冷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并未被驳倒。令人感兴趣的是，西方认识科学方法论中凡是具有某种合理因素或者某种合理性的思想、观点，天才的猜想等等，倒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明。不管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二、用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的“批判”，是“超越” 还是荒移的否定
波普尔肯定没有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却有人重新将他的理论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被奉若“尚方宝剑”，并用它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用一种荒谬的理论去批判真理，貌似可笑，然而却是事实。并且这种否定性的“批判” 曾一度得到一些人的青睐，赢得一片稀疏的掌声，还被誉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