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基础，科学地把握国情和世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国情与世情作出了新观察、新理解、新阐释，纠正了不合时宜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有了牢固的现实基点。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转折关头，深刻体会到由来已久的“左”的思潮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严重危害，与世界前进的步伐相比，中国落后了。中国落后的原因，表面看来是方针政策的错误，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制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国情与世情。因此，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国情，全面地分析当今的世情，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前提，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基础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必须弄清楚中国是在怎样的国内外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1.把握国情与世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的当然要求，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反映民族精神，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的国情与世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当时的西欧，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取得了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教会精神控制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有了相当的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灾难。资产阶级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造成了国内的严重阶级分化和对立，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无法克服；资产阶级国家为确保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对外侵略扩张，进行不等价交换，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还导致了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根本上危害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矛盾和弊端，资本主义绝非完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追求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更合理的社会形态，这是一切先进的思想家面临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理所当然和合情合理的，他的学说给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乃至整个人类指明了新的希望，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自始至终都面临与中国所处的具体国情与世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不是要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世情，盲目照搬外国模式或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今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面临与过去时代一脉相承的历史共性及其他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和普遍特点，又面临自己现实的独特特点和具体条件。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就要总结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国情与世情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把握，趋利避害，制定出符合国情与世情的方针政策来。
2.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把握国情与世情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达到预定目的的基本方法、基本前提。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握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这个基本国情，必须认识当代世界各国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个基本世情，确定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纲领，才能成功地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从中国经济的具体国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人均水平更低。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能通过有步骤分阶段的发展规划，逐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要根据经济发展每一阶段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发展重点和战略措施，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会犯类似“大跃进”那样的错误；但是也不能发展太慢，因为我们的基础太差，我们在前进，别人也在前进，没有较快的速度，就永远赶不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就难以实现。所以，我们需要跳跃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争取比较健康的、效益比较好的高速度。正确的长远战略部署、“十年规划”、“五年计划”以至年度计划，都要坚持既要稳妥又要积极，既要效益也要速度，既要解决现实需要，也要服务长远目标。只有对经济状况有全面、具体的了解，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经济规划。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我国经济的低水平和多层次不平衡状况决定了不应该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那只会破坏而不是促进生产力。改革开放前的高度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是政治“左”倾思想的直接产物。公有制有它优越性，但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范围内才有某些方面的优越性。旧体制的问题正在于公有化的范围太宽、程度太高，并不适合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和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要求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重点、协调地区发展差异、防止贫富分化的积极作用，又要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活跃市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某一些地区在某一时间，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所占比例如何，不应当有一个人为的指标，而应由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来决定，这就要求经济决策部门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经济情况有深入的认识。相应地，在分配制度中，也应坚持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充分利用各种经济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益。
从中国政治的基本国情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存在严重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程度不够，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中国共产党聚集了许多先进分子，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不完善，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有待提高；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但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还是一个需要实践来回答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但必须在坚持中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自身的解放，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不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兴利除弊；必须扩大人民民主，使人民享有更加广泛的、真实的自由民主权利，但又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要把民主自由和法律纪律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提高来改善自身，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又不能抛弃党的领导，搞多党竞选，否则就会造成动荡，危害稳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导思想，但是必须全面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永葆生机与活力。因此，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现实国情才有可能。
从当今中国所处的基本世情来看，世界各国在资金、资源、人才、信息、环境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了很大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中获得发展。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利用国际资源与信息加快自身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大，经济改革产生的活力，都吸引着各国的资本与技术，中国完全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要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制定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外交政策方针，也需要对现实世情有清醒的把握。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必须把握国情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自身解放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可以明确前进的方向，凝聚人民力量，团结一心战胜各种困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事业中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不可能对各个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细致入微的预测。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教条地看待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他们要求人们根据实践不断地修正甚至抛弃过时的主张。他们对自己的学说也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马克思反对人们对他的学说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而生搬硬套马克思的主张，那就像削足适履一样荒谬而有害。
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所选择的具体道路就应当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状况、民族关系等都有很大差异。如果无视这些具体国情的差异，生搬硬套或者强迫他国接受某种模式，注定要遭到失败。历史上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把自己的意见想法、道路模式在他国强制推行，对坚持独特发展模式的国家施加种种压力，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体制僵化，在国际关系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这是后来苏联、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实际上表明，他们的模式和道路并不成功，并没有准确地把握各自的国情和现代世情，这对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要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只有纠正以往的错误观念，明确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顺应国际潮流，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广泛学习和利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有利于加速自己发展的东西。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科学内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最关键的是要正确把握国情。外国的经验、模式，本国的党和人民可以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搬。要科学对待外国经验和模式，要善于分析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和条件，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其成功的代价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要保持清醒的鉴别力。别国取得成功的条件本国不一定具备，在本国条件下存在着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怎样扬长避短，要靠自己去发现，去探索。
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须反映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人类社会的发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既考察人类历史内在的规律性，又分析人类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条件，还要预测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了给人类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正确指导，增强活动的自觉性，实现人类自由与幸福的伟大目标。实践活动是丰富多样和无穷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不断发展论，不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承认人的认识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时代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才能达到什么程度。因此，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品格。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讲，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的发展，它的价值正在于为真理的发展开辟道路。它的生命力表现在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事实得出新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无产阶级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共同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和国际组织，开展了改善经济条件和争取民主权利的英勇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人们把自己的思想当作教条，认为教条主义比直接反对他们的人更有害。马克思承认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思想观点已经过时，恩格斯晚年也认识到19世纪50年代，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存在失误，无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程度，资本主义还没有丧失它的生命活力，还有继续发展的余地。
从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国内外人民的斗争，被迫对资本主义体制作出一定调整，加强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发展新兴科学技术，确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对外采取“援助”等方式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本主义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共处，总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在本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认识到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列宁放弃了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教条，重新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来。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面对的中国是思想僵化、政治经济体制因过于集中而缺乏活力；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中日趋不利。面对这种艰难处境，邓小平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路线，从而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正轨。
历史生动地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国党和人民，要有清醒的国情意识，宽广的世界眼光，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经验，抛弃旧观念，创立新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保持社会制度稳定和基本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密切关注国情与世情，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积极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二、邓小平把握国情与世情的思维特征
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联系与发展的观点，从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相互联系的高度来认识国情与世情，并始终关注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使人们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同时又要积极地面向世界，利用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式、国际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来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靠自力更生。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促使我们奋发努力，团结全国人民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的，总是希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动辄利用制裁手段来威胁中国，迫使中国就范。中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能力，就很难打破国际封锁和制裁。经济上不能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就要受制于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难以巩固，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于有的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损害他国利益，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会发生矛盾，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也并不总是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难以有效解决，就会引起重大的国际问题。
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中国近代以来，主要就是由于闭关自守，造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越来越贫弱，在国际交往中总是处于被动受欺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中有不利因素，西方国家对我们搞封锁，中苏论战使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合作也受到阻碍，但我们在主观上也犯了很大错误，夸大自力更生能力，没有有效地利用国际条件中的积极因素，甚至把对外开放称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思想偏激到了极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因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开放”的思想。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胆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最突出的不利因素是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管理水平差，经济效益低下。这些不利因素只有通过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才能解决。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对外开放，只能是自甘落后，长期下去必然受制于人。同时，对外开放也是可能的，中国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国际市场，有很大的潜力，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合作、做买卖。我们也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不是样样都落后，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土地使用费低廉，再加上某些优惠政策，吸收外商前来投资，办合营企业，就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只有对外开放才能解决经济活动中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对外开放要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稳定下来，不仅不能改变，而且还要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开展而更加开放。不开放就没有出路，不开放，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当然，邓小平在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对外开放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对外开放实行得并不顺利，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盲目引进，不符国情，浪费了宝贵的外汇资源，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在引进人才方面，也存在着“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学习和请教少”的问题。邓小平坦率地承认了存在的种种问题，认识到外商会欺负我们没有经验、落后，会给我们涨点价、以次充好等等。但是，这并不说明对外开放政策错了，恰恰说明我们长期闭关自守给我们带来了危害。由于闭目塞听、信息不灵、经验不足，在初期阶段吃亏上当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能被付出的“学费”一叶障目。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状况，也只有依靠进一步开放。有了丰富的经验，国际交往水平更高，就可以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邓小平还认识到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政治上的风险和损失。由于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消极腐朽的东西会传播进来，危害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伴随着外商投资和贸易与人员往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上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开放过程中，各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现象会滋生起来，党风、社会风气面临恶化的危险，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会受到危害。因此，对风险要有清醒的头脑，做充分的估计，但也不能夸大，我们有办法克服，要用理想和纪律教育来引导人民，要用法律手段来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开放政策带给我们的好处远远大于其消极方面，得益处最大的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社会生产力会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会有显著改善，这些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邓小平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对外开放有利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相互沟通，减少隔阂，从而有利于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应当害怕战争，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防安全，而且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相应地搞好国防现代化建设。要对可能发生的国际冲突和战争做好准备，敢于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显然更有利于中国人民，而战争则会打乱国内建设。现代战争爆发的一个诱因就是争夺资源和市场，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则可以通过正常的国际交往来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因而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从意识形态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依赖加深，共同利益基础扩大，在政治上尊重各国人民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利于改变传统上由于过分强调暴力革命而形成的两种社会制度尖锐斗争、你死我活的对峙局面，形成求同存异、和平竞赛、相互融合的新格局，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有利的。
2.正视现实又放眼未来
邓小平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毫无疑问他是把对内对外的政策基点放在事物的现实状态上。他指导中国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清楚地说明他对现实国情与世情的准确把握。同时，邓小平是辩证法的坚持者，他把国情与世情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创造条件力争使好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又避免坏的可能性的发生，从而使国家和世界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在判断世界大势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认识到现实世界上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小规模的国际冲突连绵不断，大国扩充军力，对外扩张有新的势头，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决不能对此疏忽大意，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真正支持战争的力量并不多，欧洲、日本、美苏两国人民都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坚决要求和平的。世界上真正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它们互有毁灭对方的实力，谁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对对方动武。综合起来分析，世界战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打不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帝国主义具有疯狂性，说不定战争在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但不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因此，对待战争不能消极等待，而应该利用目前的和平环境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而社会主义中国实力的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制止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中国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表明中国是实现和平的力量，同时又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遵循和平共处原则，这就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的政策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也体现了他既正视现实，又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的思维特征。邓小平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也远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需要科技和教育的大发展，但是现实的国情又严重地制约了这种发展，缺资金、缺人才、缺配套设施；科技和教育的自身发展又有一定的周期，科技和教育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发生作用的过程，如果着眼于短期利益，人们的认识就会有一定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宁可在其他方面忍一忍，也要把科技和教育搞上去，要使科技和教育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实现优先发展，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教育；在教育内部，要把普及和提高结合，既要大面积提高教育水平，又要加强重点，培养一些高水平的优秀拔尖人才。现在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竞争，而竞争的基础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科技和教育的优先发展有客观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者的素质和经济活动的效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有重大意义的。
事实上，邓小平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果改革开放，反对腐败，加强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等，都不仅是当前形势的需要，更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基本政策长期不变的思想，因为我们所处的国情与世情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所作的局部的调整和变化也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确定某种政策变和不变的依据，不是领导者个人的喜好，而是看这种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好处。明确了这一点，政策的稳定和变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困惑和社会的动荡了。
3.关注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而奋斗。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就不能理解邓小平的经历和他的思想。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有其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的发挥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采取适当的体制。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20余年、世界社会主义建设60余年的经验教训，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暴露了许多深刻的弊端，如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缺乏市场活力，效益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和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忽视改善人民生活，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排斥，思想僵化不求变革，等等。这些弊端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有失败的危险。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才能站得住脚，才能说服人民，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壮大。归根到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看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搞，谁都吹不起牛皮。各国有不同的国情，面临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经验教训。适合于某国的体制、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各国通用的统一模式。各国间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把一种模式固定化、绝对化，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只准他国模仿，不准独立创造，维护“中心权威”，是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各国应当相互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和首创精神，注意吸取他国建设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尤其应当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继承者，应当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状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地处理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过去一提资本主义就认为什么都坏，一概否定，不允许学习和借鉴；一谈社会主义就认为什么都好，一概肯定，不允许批评和纠正，这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是正确的态度。过去不懂社会主义怎么搞，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足。过去对资本主义总是批判，总是夸大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总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就在眼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救药，自然就没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借鉴，好像只要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彻底决裂”，就一定能成功。结果自然是失去了前进的根基，连资本主义达到的成就都没有取得，反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邓小平纠正了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它的进步意义，在现实中也有其先进、合理的一面，资本主义仍然在前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传统弊端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纠正，仍有其强大的实力和生命力，不能过早地断言它很快就会走向死亡。对待资本主义不能只看到它的矛盾和弊端，还要看到它的自我调节所达到的效果，不能以偏赅全地否定它的各个方面，毕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灭所有弊端。当然，更不能把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批判和抛弃。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否定它不可克服的矛盾，至于它何时灭亡，在什么条件下灭亡，以及怎样为社会主义代替，这是一个需要以后的实践，也许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来回答的问题，过早地对这些未来问题作出预测是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的。就目前阶段来说，不论从科学上，还是从利益上，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对资本主义的东西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更强大。
邓小平坚信，世界上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会逐渐多起来的，这是邓小平对世界历史的未来趋势所作的最理性的论断。虽然苏联、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力量削弱，但人民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会使社会主义更加健康地发展。只要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不倒，世界社会主义就是有希望的。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尖锐，社会主义理想就不会丧失它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有着光明的前途，它的优越性会逐步得到发挥，任何攻击、谩骂和遏制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社会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不应该是通过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性的尖锐斗争而获得，而是通过两种制度的优胜劣汰，人民出于内心拥护而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