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相结合是邓小平的思维特色之一，是贯穿并凸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中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原则与方法有机结合，既坚持原则性，又体现灵活性，有效解决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矛盾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研究邓小平关于原则与方法的思想观点及其实际应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贯彻和落实党的现行政策。
毛泽东曾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人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就是原则的坚定性，“柔”和“绵”指的就是方法的灵活性。这些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是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完美结合者。所谓原则就是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和标准。原则的坚定性，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威逼利诱，不顾个人得失，始终坚持原则不动摇，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所谓方法的灵活性就是指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因时因地采取机动灵活的行动方式。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是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在原则的坚定性方面，邓小平坚持“大的方向管住管好”；在方法的灵活性方面，邓小平坚持“小的方面放开搞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以“成于邓”，与邓小平的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新思维密不可分。
一、原则必须坚定：“大的方向管住管好”
邓小平历来以坚持原则著称。无论是在遭受错误打击，还是在谋划国计民生时，邓小平都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和大义凛然的政治品格。在此，仅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加以阐述。
1.坚持正确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江西瑞金县开展工作时，针对原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所推行的极端“左”倾的做法，采取果断措施，迅速遏制了不良态势的蔓延。后来邓小平相继在瑞金、会昌、寻安、安远等县开展工作，积极推行与当时奉行“左”倾的中央针锋相对的正确路线。坚持原则的邓小平由此成为了“左”倾分子们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对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大量调查访问和查阅资料后，在《长征新记》（即《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述道：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主张。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忠心耿耿，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未妥协让步过。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在1973年第二次复出后，针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刁难，据理反驳，毫不退让。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逼迫邓小平作违心的表态发言，胡搅蛮缠，阻挠会议正常秩序。最后邓小平拂袖而去，退出了会议。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邓小平表示了支持。1974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时，对他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邓小平接着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指江青――笔者注）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赞成：“这个好。”此后不久，邓小平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迫使“四人帮”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邓小平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式方法，他一般不发表不同意见，一发表就带有根本性。邓小平与晚年的毛泽东较少进行公开对抗，通常情况下也能审时度势地作一些检讨。但是，一旦涉及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就决不退步。1975年的整顿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时，邓小平只要作点检讨，同意对“文化大革命”作“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评价，就完全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否定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就是不让步，宁愿再次被打倒，也不妥协，更不检讨。这种坚持真理，不向错误低头的精神，是令人叹服的。
2.“老祖宗不能丢”
邓小平明确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就会葬送社会主义。
“老祖宗不能丢”是经由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所证实了的。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老祖宗不能丢”的根本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针对现实生活中仍有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陈旧论”、“过时论”，认为现在还谈“坚持”是不识时务的错误思潮，以及有些人表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践行时，却割裂、歪曲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因而，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坚持其科学体系的完整和统一。
“老祖宗不能丢”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更加坚定了邓小平的信念和原则。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始终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姿态，展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未来前途和历史命运的无限信心。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末篇中，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并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最终结论。
3.“‘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骤然间使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举步维艰。
就是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时候，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率先从理论上坚决批判和反对“两个凡是”。早在1977年2月，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同年4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是相背离的，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此后，邓小平在多种不同场合中都强调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在这一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具体来看：第一，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尖锐地剖析了“两个凡是”的提法。他强调“两个凡是”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两个凡是”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了，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是“假马克思主义”。第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深刻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揭穿了“两个凡是”的欺骗性。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是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附生物，借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4.“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邓小平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这是已经为我国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近现代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1987年2月，邓小平在回顾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后，深刻地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历史已经向我们昭示，“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同样证明，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一个繁荣昌盛和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针对有些人提出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糊涂思想，邓小平坚定地予以答复，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段，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因此，在邓小平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清晰地表明了邓小平的坚定立场。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内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和错误言论，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逐渐加快。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沉着冷静、坚决果断地告诫我们：“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些论述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原则和信念。
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讲四项基本原则最多、最深刻的就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将党的某些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失误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借此否定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政治概念，并全面系统阐述了它的内容和坚持它的必要性。1986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因此，他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989年5月，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从政策观的角度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政策要长期不变，但是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可见，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要将四项基本原则讲全、讲透，要从方方面面、不同层次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必要性阐述清楚。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1979年3月到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这其间经常地、反复地强调必须坚持这一重大原则，可见，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原则坚定。
6.“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表现了邓小平无产阶级领袖坚忍不拔的原则精神，成为坚持原则不动摇的范例。
党的十三大阐述的基本路线，简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在全面总结几十年来我党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基础上，概括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导全局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它是我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基本纲领的集中体现，是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纲”，即“总原则”。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更是他生前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再三的政治嘱托。针对历史上正确的政治路线未能得到坚持贯彻的严重教训，以及人们对这条路线会不会改变的担忧，邓小平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都在反复强调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尤其是对于这条基本路线能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的问题，邓小平在他步入晚年的时候，考虑得格外深沉。在反思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政治动乱后，他严肃地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正是由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使我们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才使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实惠。“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此，邓小平是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管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大问题提出来的。
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原则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地、持久地、全面地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下去，将邓小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一根本原则坚持下去。
邓小平坚持原则，善于把握“大的方向”的优良品质，对于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不断加强对外关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相互影响。但是，毕竟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而存在的。邓小平高擎中国社会主义大旗，其坚定的原则性是对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强有力的回击。正是邓小平的“老祖宗不能丢”的原则，才使得社会主义的旗帜仍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正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原则，才使得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丑恶行径频频失利；正是邓小平的“主权问题不能谈判”的国家主权原则，才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阻挠中国统一、扶植民族分裂主义等活动流于破产；正是邓小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则，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日中天，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着示范效应，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实现提供着典型范例。
邓小平强调的若干原则，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性原则，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前提与基础，不恪守、不坚持这些根本原则，方针政策的制定就会偏离方向，实践就必然遭受挫折。
以邓小平坚持人民性原则为例。人民性是邓小平原则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视人民为母亲的邓小平，经过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的切身感触，深刻地懂得了“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为有效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利益、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全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等。
原则是对事物规律的正确反映和把握，规律是不能违背和无法违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始终按原则办事。只有坚持按原则办事，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也只有坚持原则、遵循原则，才能确保我们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有序无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凭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深刻的洞察力、判断力，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和精髓，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陷入僵化之时焕发出了蓬勃的活力，全面解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究其成功的原因，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正是循着这些“行之有效的东西”，才使我们得以在社会主义出现挫折的风云突变之际，能够“一枝独秀”，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些“行之有效的东西”最基本的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不要原则，不讲原则，我们的事业将无法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二、方法应该灵活：“小的方面放开搞活”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邓小平总是不断地“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反对墨守成规和教条主义，力求做到方法的机动灵活。这就是邓小平所坚持的“小的方面放开搞活”。具体来看，方法的灵活性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猫论”和“三个有利于”的论述中。
1.“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邓小平针对当时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盛行的“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政策，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其原话是：“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所强调的“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讲的是打仗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的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上也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可见，“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是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采用灵活方法的集中表现。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猫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敢于负责的政治胆略，同时反映出了他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时那种反对空谈、崇尚实践的观点和方法。实践证明，搞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供应品，缓解了当时的困境。
“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思想充分表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抓老鼠）；究竟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关键是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的解决办法（能抓老鼠的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猫论”的思想告诉我们：判断一项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不能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应该依据方针政策所达到的实践效果来进行判断。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途径的过程中，为解决实际问题，抓住“老鼠”，邓小平在建设过程中运用了多种方法，养了多只“猫”：在所有制形式上，找到了适合我国生产力复杂状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只“猫”；在分配方式上，找到了适合所有制形式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这只“猫”；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采用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使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这只“猫”；在祖国统一方式上，找到了“一国两制”这只“猫”，使祖国和平统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用了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格局这只“猫”。在当今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要继续发扬“猫论”所体现的求实精神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在坚持“猫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三类错误观念：第一类，认为“猫论”是万能的方法论。邓小平最初谈到“猫论”时，是具有极强针对性的。后来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有将其无限扩大的嫌疑。在此，必须明确我们所提倡的应是“猫论”所体现出的精神实质，即适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第二类，认为奉行“猫论”就意味着放弃原则。事实上，“猫论”与坚持原则并不是矛盾的。如前所述，“猫论”的适用范围绝不应扩大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明确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是为造福绝大多数人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前提。第三类，认为坚持原则就必须否定“猫论”。其实，坚持原则并不排斥“猫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仅从原则出发，以行为本身的特点或属性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不管其客观效果如何。即猫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猫的颜色，而颜色的好坏又取决于“本本”或权威的认定，绝对不会考虑它事实上能否捉住老鼠。邓小平所坚持的思维原则与传统思维方式是截然相反的，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更注重那些能够捉住“老鼠”的“好猫”。
2.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针对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持谨慎态度，不敢大步向前的思想顾虑，提出应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判断标准。其原话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绝不是一朝一夕中偶然形成的，是邓小平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十多年的不断完善而定型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反对“左”、右倾的错误倾向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和拥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始终注意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2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必须进一步贯彻和执行。
运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必须明确这一判断标准所适用的范围和领域，应当注意处理好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又本来就姓“社”而被错误地判断为姓“资”的东西，必须予以坚持；另一种是对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应该防止被错误地摒弃，如市场机制等；第三种是对那些现阶段合乎“三个有利于”、姓“资”的东西决不能一概加以排斥，如对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允许外资公司的存在和发展等，这些政策都是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制定的。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混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但绝不是惟一标准。在社会各项具体工作中，都有其自身的特殊领域，相应地也有具体规范和具体标准，我们不能用“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取代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具体标准，也不能只坚持具体标准，而忘记甚至背离“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各项具体标准都必须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前提和归宿，而且最终应当能够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二是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坚持原则相割裂。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问姓“资”姓“社”，主要强调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离开这三条标准去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不能只看到“三个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成分的可容性，更要看到“三个有利于”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即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这个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的“左”的社会主义，而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方法论的灵活性特征，内在地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注重试验性和探索方式的多样化，又要注重灵活性与具体性、区别性的结合。
（1）要注重试验性和探索方式的多样化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在现实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辩证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在对立统一中有一个中间地带、转化地带。在这样一个中介的区间，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未必是非此即彼，往往表现为亦此亦彼，从而呈现出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多种选择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应该允许试，允许闯，也允许看。邓小平之所以几次以自豪而偏爱的口气提到“不搞争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就是因为他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找到了一个民主而又切实可行的方式，坚决试，不搞争论，不允许以争论形式阻碍改革。试错了，改；试对了，多数人在“看”的过程中被实践说服了，就乐于推行了。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推进改革的方法。正是在这种改革方法的指引下，我们才逐渐允许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存，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先富，允许“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工作方法和实践形式上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具体的灵活措施，因地制宜地去创造、去探索。
（2）要注重灵活性与具体性、区别性的结合
灵活性一定是与具体性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来看，灵活性实质上就是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原则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的，但是原则又是可以被变通执行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在邓小平看来，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有具体政策和措施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强调：“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可见，在邓小平那里，灵活性与具体性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具体性就无法实现灵活性。
灵活性还应该与区别性相结合。在贯彻灵活性的过程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因为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具有普适性，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具有极大的差别性。因此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可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可见，在邓小平那里，灵活性与区别性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区别性也就无所谓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