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社会转型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四大趋势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总趋势是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在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农业的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还会出现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劳动力转移。
1.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事关发展全局。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与二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在二元结构消解中实现的，二者互为前提，是同步的、互动的、相伴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因此，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及农民生活条件，是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关键。然而，如此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存量是阻碍现代化农业进程的主要因素，只有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吸收现代技术的能力，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面临一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条件，这一点又决定了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且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很少，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可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还会进一步加大。同时，我国不仅农业劳动力过剩，而且城市就业压力也很大，显然，即使城门大开，也无法在短时期容纳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2.探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种方式。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总趋势是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而且，在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的分工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会增强，剩余劳动力还会出现农业和农村内部的转移。
在工业化的初期，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和新型生产部门的迅速扩张，例如工商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扩大的比较利益差距是劳动力转移的强大拉力，吸引着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另一方面，农业内部也存在强大的推力，推动剩余劳动力另谋出路，这种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极低，农业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劳动报酬极低，这就促使劳动力转向其他领域；二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以后，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会形成对劳动力的替代，不断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这种拉力和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农业和农村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和职业转移，劳动力逐步由农业转移到工商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落后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除了异地转移外，还有本地转移这种形式。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会带来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升级和多样化，这种结构变化必然也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使农业劳动力为了实现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从种植业逐步转向林、牧、渔业。需求结构的升级和市场的扩大，还会带来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和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乡镇企业，从事食品和原材料的加工。同时，农业现代化还带来了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这种产业分工也产生了大量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这些部门所吸收的就业甚至大于农业生产部门本身。例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业产前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农业食品系统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11％，产中部门占14％，产后部门占75％。
由此可见，农业组织创新和农业技术进步不仅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就业渠道。
一般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目前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素质低的情况下，我们还应积极在农村创造条件，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这种转移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一条有效途径，因为，第一，这种转移成本低，就业风险小。第二，这种转移有利于缩小农民在技术上的跨度。第三，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四，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质量，为高层次转移、彻底转移创造条件。
因此，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是切实可行的，也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转移渠道。这种方式能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动的数量，最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与城市失业、待业相对应的是，农村也积淀了十分庞大的农业剩余人口。据测算，我国现有的农业劳动力约有1／3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达12亿~15亿人，并且，在2000~2005年间，由于农用耕地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年还要产生600万个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在我国的大量过剩，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采取多种途径解决。
1.大力发展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扩大农业内部就业容量，这是从需求上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适选择。
据估算，在多种农产品的用工需求上，谷物每亩用工只有14个，而蔬菜每亩用工为62个，水果每亩用工为67个，生猪每头用工为21个，牛每头用工为57个，淡水鱼每亩用工为31个。
比较而言，粮食作物用地量相对较多，就业量却很少。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大力发展林果业、水产业、畜牧业、高档蔬菜并对其加工增值，适当降低粮食生产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这是根据经济资源替代原理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合理取向，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适选择。
当然，粮食在我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必须十分注意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点不应该建立在粮食进口上。但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发展多渠道贸易，通过增加劳动与技术密集的农产品出口来购买更多耕地密集型的粮食，这不失为一条途径。当然，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如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并凭借技术进步来增加土地单产；通过增加劳动积累，立足于整个国土资源，把尚未利用起来的次质边际耕地和非耕地利用起来，扩大粮食产量。有理由认为，结构的调整会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质量，不仅粮食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而且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2.通过教育和培训，减少素质偏低的劳动力的供给，这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治本之策。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应该加强计划生育和寻求劳务输出，但应该看到，发展教育和培训对缓解我国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压力是可行的。在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588％，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024％，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普遍偏低的现状加剧了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一是劳动者把本该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用在生产上，增加了劳动供给；二是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其生产率通常较低，为了获得一定的产出和收入，只有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的方法达到，这无疑又增加了劳动供给；三是未受过很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其创新能力较差，通常只滞留于传统的生产领域，无法开创新的更多的就业岗位。反之，通过加强教育和培训，既可延缓和降低劳动力的供给，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能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巨大压力。
3.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加强小城镇建设，这是促使过剩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有的乡镇企业，80％分布在农村，布局的分散使其丧失了应有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其就业容量也不断下降。
据有关部门研究，只要能使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度集中，通过关联产业的带动，就可使现有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就业容量扩大30％~50％。
我国大约有6万个小城镇，它们是一定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依托这些小城镇吸引农村资金和城市资金，引导乡镇企业逐步聚集，并通过产权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努力促使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必然能有效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三、社会转型与农村现代化
自古至今，农民问题一直是关乎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自1982年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六个“一号文件”，指导和推进农村的改革开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社会进步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随着改革向纵深深入，体制性矛盾凸显，“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1.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
我国目前的转型是一种体制内的、有计划的转型，也就是处于政府的强势控制之下的转型，这是一种温和的转型模式，但是与任何转型相同，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1）转型时期，社会秩序发生变化，甚至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整合模式和要素失去作用，但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种整合模式和要素，以确保社会的运行，而且要确保社会的良性的、有效的、健康的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转变，甚至扭曲，造成社会问题。近年来，颇为人关注的自杀问题及人们道德水平下降问题，甚至离婚问题，在某种程度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的变化。更为突出的是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传统的价值取向正在失去号召力，新的价值取向没有被普遍的认同，这加剧了社会解构及社会分化和分层，使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整合社会的成本加大。这些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转型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促使我们思考政府的有效施政问题，从而促使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模式和确立新的因素，保障社会的发展。
（2）转型时期，体制性障碍凸显。社会的运行、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都需要体制的保障和推动。从封建社会集权的自然经济体制，到民国分权的自由经济体制，再到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到半开放的计划体制及市场经济体制，不管是哪一种体制，任何形式的社会、任何社会形式的发展都需要建立这样的一种体制，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而确保政治统治或是治理。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治理体制、民主政治体制还不是很完善，是不健全的，表现为政府的施政能力受到质疑、群众突发事件增多、经济改革动力不足等等。这也促使我们去消除体制性障碍，但是，转型时期的复杂因素不利于完全消除这种障碍，而没有消除的障碍与其他转型时期的问题相互影响，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严重的会造成社会的局部动荡。
（3）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重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改革的入口处往往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经济“存量”的转型，即将集中在原体制中的现代经济资源大部分转交私人所有。二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秩序变革、体制性矛盾以及利益结构的重构等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变化，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而引致的社会体系的解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是我们必须正视和面对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资源的重新配置，稀缺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必然加剧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建立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良性和健康运行的关键。
2.农村社会的嬗变和变革。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当前，我国解决“三农”问题进入重要的时期，如何解决好“三农”不仅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也是农村社会的责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有农业结构调整滞后、农业生产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方面的原因，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过多、农业生产呈现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
转型时期社会的变化和变革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引发了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嬗变，传统的农村社会观念和体制被打破，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突发性事件增多，表现为：第一，农村宗族势力抬头，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减弱，有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当地的宗族势力的冲击下竟处于瘫痪状态；第二，农村传统精英阶层和经济优势阶层在争夺农村资源过程中冲突加剧；第三，农村社会在城市社会扩张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即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与对现状担忧和对未来前景预期不足以使多数人们放弃农村，农村社会的没落和城市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新的“二元”结构——文化“二元”，这可能加剧“二元”社会的冲突，出现新的群体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对抗，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当前，在农村，转型时期带来农村社会的嬗变和变革主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