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除了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因现有城市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被迫维持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因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因而产生了种种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一、经济理论
1.二元经济理论：进展、批评与视角转换。
阿瑟刘易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现代“资本主义部门”是指那些资本家以谋取利润为目标，使用可再生资本和雇佣劳工的经济，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佣劳工、不谋取利润的经济，即本地原有的传统部门或“自雇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种二元结构差异表现在生产技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等多方面。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在于重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这可通过两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尽管这一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其生存收入、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假设及资本累积、增加投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政策等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G·拉尼斯、费景汉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等二元经济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或双重二元结构、“民工荒”、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二元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修改理论假设和模型、更换药方，这包括从刘易斯的古典主义思路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D·W·乔根森、M·P·托达罗等在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及城乡就业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卡尔多、拉克西特等对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以及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超边际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经济分析中。其中，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释表明，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进，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结构将会消失。高帆等进一步明确了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上述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一方面相对独立地面对其特定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与一般理论的发展又有着一致性。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刘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个古典的结构主义的问题：二元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和消除的，对问题的分析却越来越远离刘易斯范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显然，刘易斯并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存在，更不会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取得了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一致性，那么针对一般理论的批评就同样适用于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样，已有的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资、技术进步、加强教育、制度变革等都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但也都存在理论和现实反例，更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二元性程度的差异。威廉·伊斯特利或许是正确的：实现高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需要许多特定政策和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原则和理论解释，然而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因此，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论还是激进学派，无论是强调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技术进步或是制度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集中在了经济系统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强调对人进行激励的制度理论，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这无非是将人与物对应了起来，本质上讲是对人的物化，仍是从物的角度看待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通病。尽管A·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还在强调经济学“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但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利己主义和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人性假设形成之后，经济学中“千人一面”，将人类比于物的基础已经形成，“人学”的声音就更难间容于主流经济学了。而迷恋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精美与严谨进一步地使经济学失去了在广泛的历史背景和多学科对话状态下反省的能力。对此，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过多地纠缠于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断地以更复杂、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使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
2.经济系统的运行与经济增长：基于信息与知识视角的理解。
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信息”与“物质”、“能量”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因此，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就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在K·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为“世界1”，主观经验（如思维过程）的世界称为“世界2”，自主陈述的世界为“世界3”的基础上，M·H·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
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环节的技术知识。在这部分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就是个人知识或内隐知识。另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交流的，但其中部分不适于大规模地交流，这构成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那部分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则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必须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交流成本的存在，在制度知识中，同样有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则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或称为潜规则）。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意味着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即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等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产业层次、加长了生产的链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是与有关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加剧了知识和信息的分散化，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程度，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使交易的数量、整体规模大幅度提高，交易信息也因而大幅度增加。
3.信息和知识视角下的二元经济。
在刘易斯、拉尼斯、杨小凯等的总结中，二元经济的本质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对立到劳动分工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逐步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如果接受哈耶克“在劳动分工背后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知识分工”的观点，二元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可理解为知识分工水平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部门、区域在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或水平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获取、利用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差异在物质世界中表现为技术水平、投资、区域、制度等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差异。
以个人为起点，一个区域或部门对信息和知识有效使用的能力由三个层次组成：
（1）个人层次。个人是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和利用的最基本单元，其能力主要取决于：
①个人的信息模式（心智模式），是个人如何组织信息的基本结构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人对哪种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更敏感、更善于处理和使用。②学习，是逻辑地将信息组织到自己已经有的知识体系中，并对已有体系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讲是能力的获取和提高。③教育，外界为个人心智能力提高提供的基本环境，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庭的道德熏陶、社区文化的影响等）。
（2）组织层次。组织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规则来实现放大和延伸个人能力。这取决于：①组织的层级机构及其与技术、组织的信息分布与发布特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②组织领导的个人信息模式、能力大小及其与组织的匹配关系。
（3）环境层次。这里的环境是指个人和组织决策影响之外的因素，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如信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环境是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支撑，主要表现为个人和组织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易程度。如果环境蕴涵的能力是强大的，就会为个人和组织先期处理某些信息和知识，提供稳定、易处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约个人和组织的能力。D·C·诺斯曾指出，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实质上是在向更有效率、更大规模地分享、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向转变。
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或部门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其中，组织和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能够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使个人能够借助组织和环境来提升其能力。这种能够在其内部顺利地传递、获取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范围，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信息和知识利用的“单元”。这种范围或“单元”并非仅指空间范围，而更多地是因为其具有紧密的信息联系。这些“单元”与“单元”之间在信息和知识利用能力、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其相互间的信息和知识沟通上存在某种阻碍，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二元结构的差异。这是对二元结构形成的静态解释。
从社会经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分工深化的过程。而知识分工水平的改变也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向消除二元结构的方向发展。
二、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
1.庞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狭窄的就业渠道。
我国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劳动力市场上，又缺乏熟练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峰水平。50年代中国通过“低工资，高就业”那种“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已丧失了存在基础，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国有化企业拒绝这种非效益的用人机制。
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将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2.“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
在分析我国城乡关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借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谓“二元经济模型”有三个特征：①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②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③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趣的是，据这位经济学家声明，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劳动力过剩”这一个词来表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事实，而用“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这一颇具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事实。
凡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必须借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状况。在近年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的论著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理论界的深刻影响。
